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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峡江性格与命运(何西来)

发布日期:2015-07-24 11:27:00 

 

  方棋《最后的巫歌》,是当前长篇小说创作,乃至整个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收获,是一部非常值得关注的书。全书写得丰富、扎实,瑰丽、奇崛,既能够见出作者的惨淡经营,也表现出难得的匠心独运。从艺术上看,总体的大气恢宏与细部的别出心裁相结合,再加上作者大胆、粗犷、野性的笔墨,展现在读者眼前的,就是一帧充满动感而又极有审美冲击力的峡江史诗画卷。这部作品所提供的文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乃至用不同的批评方法进行解读与阐释。它经得起评论,经得起研究,普通读者亦不妨置诸案头、枕边,反复玩味。

  对于《最后的巫歌》,有些看法,我已在书前小序中约略谈及,这里只想就方棋笔下的人物描写,稍稍作点补充,多说几句。

  人物描写的成败,是一部长篇小说能否最终站得住的关键。我的先师,今重庆市万州人何其芳,在对曹雪芹的《红楼梦》和托尔斯泰的三部长篇《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做了系统研究后曾说,看一部长篇是否成功,就看有多少人物能够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这样的人物越多,说明作品越成功。这也是我肯定《最后的巫歌》的重要标准之一。

  就艺术方法而言,《最后的巫歌》如其说是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的,毋宁说是浪漫主义的,但又不乏写实主义的要素。浪漫主义一样能够写出让人难忘的艺术形象。以法国的雨果而论,他是公认的浪漫主义大师,但他《巴黎圣母院》里的“钟楼怪人”卡西莫多,《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九三年》里的朗德纳克、西穆尔登和郭文,都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形象。在方棋的《最后的巫歌》里,故事的结构主要是围绕着黎爹柱一家三代人的曲折离奇的命运和人生线索展开的。与黎家或亲或仇,关系密切的,还有祥略不同地先后穿插进梯玛夏家、保长秦家、富户金家、教师汪家、大妹周家等的命运。许多重要的人物,都是在个人和家族命运的交错互动中,被渐次描绘出来的。

  黎家的当家人是黎爹柱,他是黎家荜路蓝缕,创家立业的第一代人。靠了他与妻子陶九香的勤劳,也由于意外地得了金豆子的横财,置地盖房,种黄连,修碉楼,成了黄水花椒湾更古坪一带有名的富户。他会打算,有比一般连农和峡江人更开阔的视野,为大儿子成了家,把二儿子和三儿子送出去读了书。他当然也有那一代人的局限,把二儿子妈绥硬拖回家,也不同意三儿子妈貉去当兵。

  黎爹柱的思想是复杂的:他像自己的先辈一样,自认为是虎族的后裔。对于被他们称为“老巴子”的虎,充满了发自灵魂深处的一种类似于宗教的神秘的敬畏。每当黎家命运发生剧变的时刻,都会出现“嗷呜…”的让人惊悚的叫声,和若隐若现,疾速闪过的虎影。描写这样的场景,作者方棋的笔墨也往往神神秘秘,飘忽不定,以与人物的内心感受相对应,相匹配。整部作品的深沉的神秘的氛围,都是通过类似的情境,经过反复的然而又是自然的累积,营造出来的。这种神秘,不像雨果笔下《巴黎圣母院》和《九三年》里营造的那种西方宗教文化的神秘,而是真正东方的,峡江巴楚故地巫文化的神秘。虎是虎族先辈们的原始图腾。虎的神秘出没,说明这种文化的因子,经过久远的历史的承传,仍然流淌在黎爹柱们的血脉里,是鲜活的生命存在,而不是作者外加的文化标签。黎爹柱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无论其家族命运的兴衰,还是他个人对各种外部环境的应对,都无不渗透了巫文化的自觉不自觉的承袭,而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出于一种本能。

  老梯玛夏七发,既是他的老友,后来又成了彼此的儿女亲家。不仅黎家一应的婚丧嫁娶等仪庆活动,必请夏梯玛来主持,就是遇到各种灾厄,和难以决断的关系家族命运的疑难、转折等,也要请梯玛来禳除,或祈求神示。

  黎爹柱的死,在作品上部的靠近末尾处。他是遭仇家的暗算,被秦保长之子秦猎熊,抽掉了干沟桥的石头,连人带马滚下沟去,一卧不起,咽气时刚刚五十六岁,不是十分老。他死在黎家家道自盛而衰的转折点上。他离世之前,尽管小儿子在与日寇的残酷对战中壮烈殉国,又有更古坪碉楼遭劫,但长子妈武毕竟做着团总,家底殷实,且有权势,毕竟碉楼还在,又修建了大墓,可谓烈火烹油。他一重伤卧床,就祸不单行,灾厄接踵而至,黎家的家道,也就走下坡路了。

  黎妻陶九香,是一位勤劳、坚强,且有识断的劳动女性。黎家的家产,是她与丈夫黎爹柱一起苦出来的。黎爹柱去世以后,她一直主持着黎家的家族事务,虽然在解放以后曾被划为地主,作为地主婆被长期专政,但却顽强地活到了八十五岁。最后是和她的锄头一起倒在她开垦种植的包谷地里,倒在了孙媳妇明秀的身上,溘然长逝的。“明秀晃了一下,悲伤地发现,陶九香的瞳孔,已变成和眼球一样的白色。明秀想起宗谱里的传说,恍然大悟,奶奶的魂魄,已变成白虎,正浑身雪白地向西方飞奔。她用手合了合她的眼皮,怎么也合不上,忽然记起她说过,把乌鸦眼珠磨成粉撒进眼里就能看到那边的世界,奶奶难道真这样了?明秀害怕起来!”接着,作者咏叹似地写道:“倔强固执的陶九香啊,像老巴子一样睁着眼睛去见十殿阎君了!”“天地枯黄,河流缓滞,万物归藏,黄水大山最孤独桀骜的老人灵魂脱壳。”

  陶九香升天时,在孙媳妇的意识里,是化为白虎的,正如她的丈夫黎爹柱在30多年前升天时附近传来老巴子的“嗷呜…”的神秘的叫声一样,都是带有象征意义的。

  在方棋演绎的黎家的家族形象历史中,黎爹柱只经见了它的上行期,而陶九香却经历了它苍桑变迁的全过程。作为年轻一代的作家的方棋,并不是简单地把陶九香当作阶级的、政治的人,而是更多地从人性的、文化的角度去解析和描写她笔下的这个人物。即使在解放后的那些曾经成了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的诸多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文革”中,作者也有意虚化了,谈化了相应的政治背景。

  红卫兵掘了黎爹柱的墓,石二养把棺材底上的水银珠误以为是传说的金豆,伸手就抓,除了一手的水银、腐肉和尸水,什么也没捞着。不久,石二养便得急症不治而亡。而且村里连续有人死去,但陶九香听后也只不惊不诧地说了一句“活该。”平静得出人意外。是的,陶九香作为儿孙辈的“祖祖,奶奶”,她的一生经历了太多历史变迁和家庭变故,先是三子妈貉阵亡,不久丈夫黎爹柱也滚沟横死,再后来便是长子妈武的坐牢和被枪毙,以及被划为地主成份后的家族沉落,如今又是30年后丈夫被掘墓暴尸,她的这个反应,既有让人震惊的平静,更有平静后面的坚韧和顽强。

  单从艺术上看,陶九香在《最后的巫歌》中的位置,很像《红楼梦》里的贾母。但贾母却是安享尊荣的贵夫人,虽然也经历了荣国府的兴旺发达和盛极而衰,目睹过家族的败落,却没有受过陶九香那样的罪,也不曾下过陶九香那样的苦。她只是被两府上下的各色人等捧着,她活着就是为了保护、以至娇惯她的独苗的孙儿宝玉。家事用不着她管,碰到麻烦也不必她去出面。陶九香就不一样了。丈夫在时,她既是主要劳力,也是黎爹柱谋划家事的帮手,参与者,既主内,又下田;丈夫死后,她又是变故迭起的黎家人的精神支柱。她是家里各种外来灾难的第一个承受者,尽管几乎常常自身难保,却尽一切可能为儿孙们遮风挡雨。峡江妇女,自古以勤劳、贤淑、美丽而名扬天下。方棋塑造的陶九香,就是这样的形象,既能看出地域文化承传的独特性,更有华夏劳动妇女普遍性的品格。虎族的“祖祖,奶奶”飞向天国的灵魂,当然要幻化为白虎。方棋对这个人物的处理,遵循着文化人类学的和人物性格,人物命运的客观逻辑,而决非杜撰。

  俗语云:“虎生三子,必有一彪。”在黎家的三个儿子,即三只虎仔中,妈武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应该算是那个“彪”了。他和弟弟妈绥、妈貉读完三年私塾回家,他的父亲觉得家里人手不够,便把他留在家里,请汪先生带了两个弟弟到县城继续读书深造。那年妈武已是19岁的小伙子了。黎爹柱说卖了丰收的黄连,有了一堆堆钱,就给他娶媳妇,生儿育女。黎爹柱告诉妈武黎家的老祖宗怎样娶了一个化身为美女的老巴子,然后才繁衍出他们这个虎的家族来。其实,《最后的巫歌》从一开始,每到涉及家族的历史,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与虎的传说联系起来。在黎家三兄弟中,妈武是写得最丰富、最多面,最传神的一位。他有极复杂、极曲折而又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先是被黄水团总欣赏,跳出更古坪农家做了中队长;接着黄团总被手下所杀,在空出来的团总位子的争夺中,因为乃父用两背篓银元行了贿,而让秦猎熊的80元银子打了水漂,他自己则如愿以偿;在与梁篾匠的神兵和彭大菩萨的武装对战中,他曾负过伤,并传言死去,以致团总的位子和娇妻金氏都先后落入仇家兼情敌的秦猎熊之手;后来,他杀了秦猎熊,在中共地下党员汪正明等人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的游击队,在花椒湾一带活动;黄水解放后,他一度做了新政权的乡长,但终因经历复杂而被捕,被判刑多年;刑满释放后,在饿饭的年代,他又带头领着乡亲私开国家粮库抢了粮,从而犯了重罪,被枪决了。直到文革结束,他的案子才平了反,由母亲陶九香领回了他仅有的一包遗物中有蓝底烫金镰刀斧头的党证,还有破旧不堪的一本《联共(布)党史》。

  妈武复杂的履历和他在地方上毁誉参半的名声,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悲剧性的结局。他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团总是国民党地方上的地主武装的头目。由于各种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在必然与偶然的际遇中,他终于被从那个营垒中摔了出来,参加了革命武装斗争。他做过好事,也干过恶事,但作为人,却应当给他一个好人,正路人的评价。他的命运和人生道路的复杂性,小而言之,反映了峡江一带历史发展的曲折性与复杂性;广而言之,则反映了20世纪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曲折性与复杂性。

  从中外小说人物性格的谱系上加以比较,妈武的形象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有点类似于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里的格利高里·麦利霍夫,更有点像陈忠实《白鹿原》里的黑娃。都是悲剧性的人物,都是在历史的变动期,转折期,具有很强的行动能力而又力图有所作为的人。他们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而终于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终于悲剧性地成为历史祭坛上的牺牲。然而,无论与格利高里比,还是与黑娃比,妈武都是独特的,具有鲜明的峡江巴楚地域文化的深刻印记。

  由于这个人物的地位的特殊性,妈武不仅是黎氏家族与外部世界,与峡江不同阶段社会历史变迁连结的纽带,而且使整部作品宏放的史诗品格落到了实处,使人们对这部作品不仅可以做巫文化的解读,而且可以做社会的和历史的解读。但作者写妈武的文学着眼点,却在于把他作为人性的鲜活的生命体来对待,其中他与前后两任妻子金氏和夏氏的情爱关系,写得尤其精彩。以这种关系为依托,这两个女人的命运与性格也写得非常成功,可爱而又不同。

  限于篇幅,我主要分析了,黎爹柱、陶九香和黎妈武的形象,但作为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创作,像梯玛夏七发、夏良现父子,夏银美,黎家的妈绥,妈绥的第一房妻子周大妹,还有前面提到的金氏,都很有些可圈可点之处。而如果专从巫文化角度作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剖析,则梯玛夏家的三个人物,都是可以并且做专门的探讨的。

  总之,在我看来,无论可以从多少角度评说《最后的巫歌》的价值和意义,都要以其人物性格的成功塑造为前提,为根基。离开了独特的人物命运与个性的生动展示,一切都无从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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