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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松刚:《一号命令》,有多认真就有多疼痛

发布日期:2016-12-08 10:47:36 访问统计:

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道路上横躺着太多的腐尸。在两个表面上看完全相反的理由下,盛行着一种同样的抢掠,一种同样的对孤独人的压迫。

——[法]鲁尔·瓦纳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

在诸多研究者的眼中,叶兆言是一个很难归类的作家,“新历史”、“新写实”、“先锋派”……种种时髦的标签似乎都能和他扯上点关系,当然也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这种判断并不意味着他创作理念上的价值摇摆和创作思想上的庞杂无序,相反,在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在从稚嫩走向成熟、走向自我风格凸显的写作历程中,叶兆言从未停止过对小说写作技巧和叙事内容的探索,他好似擎着父辈们——“探求者”的大旗,追寻着自己艺术境界的“独一无二”。

叶兆言说:“文学要革命,文学如果不革命就不能成为文学,真正的好作家永远都应该是革命者。”而“革命”便意味着杀戮和流血,意味着斗争和冲突,文学的战场似乎没有刀光剑影和硝烟弥漫的可能,但文学的“革命”定是伴随着思想的挣扎和情感的疼痛。当然,作家化解疼痛的手法自然各有千秋,有淡化,有遗忘,有消解,亦有“游戏”,但对于对写作一向“认真”的叶兆言来说,他的“揭伤疤”自有一番疼痛的咀嚼和体味。对于新近中篇《一号命令》,叶兆言如是说:“这部小说想说的话并不多,大致的意思可能是,原来人生有很多美好,但是不当回事地就丧失了。譬如和平,譬如爱情,譬如日常的家庭生活。我在小说中感慨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感慨它们的轻易丧失,一边写,一边感觉到心口疼痛。这是我写作以来,最有疼痛感的一篇小说,在写作过程中,情不自禁便会流泪。”在一个贩卖痛苦和随意煽情的时代,叶兆言的“流泪”,不知道是不是又会招致他人的非议,但作者对记忆的深切表现和对苦难的决绝抗议定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一号命令》从1969年的一纸命令开始,拉开了整篇小说叙事的帷幕,人生的悲欢离合在政治氛围的炝染中,既显出窒闷的压抑,又透露着无法言说的宿命感。卡尔维诺说,“一件物品在故事中出现时,它就具备了一种特殊力量,变成了磁场的一个极或某个看不见的关系网中的一个眼。物品的象征意义有的明显有的隐含,但总会存在。因此可以说,任何一篇故事中任何一件物品都是具有魔力的东西。”“一号命令”作为这样一个抽象的“物品”,在小说营造的整个气氛中,的确充满了“魔力”,一种蛊惑人心的“魔力”。“1969年的秋天,一号命令像一阵飓风,突然席卷了中国大地,来得快,去得也快。”然而,“一号命令”对人生的影响却不见得像风一样来去自如,它激发了主人公赵文麟的回忆,影响了赵文麟的现实生活,增加了赵文麟人生走向的多种可能性。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赵文麟的人生既无法摆脱集体主义的操纵,亦无法跨越充溢个人主义泥淖的沼泽。“一号命令”作为一种政治的寓言,对赵文麟来说却是人生的谎言,在政治主宰一切的日子里,生活不再是个人疼痛的附着,而是对人生的嘲弄和讽刺:

从何道州家出来,也就两站路,赵文麟干脆步行回家。他感到了轻松,有一种说不出的欣慰。幸福不过是一种比较,将心比心,看来大家的遭遇都差不多,无论老红军老革命的路以和,还是一直被尊为著名民主人士的何道州,面对要疏散的一号命令,都是如出一辙,都是要让他们做好离开这个城市的准备。树倒猢狲散,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怎么离开已经不重要,事到如今大战将临,他们爱去哪就去哪吧。

鲁尔·瓦纳格姆说:“主义的世界,不管它涵盖整个人类还是每个特定的个体,从来都是一个抽掉了现实的世界,是一种实实在在但又可怕的诱惑谎言。”作为一个在谎言的世界里成长、生活了多年的作家,叶兆言对人生的体悟自然较之很多人有着更深沉的疼痛感。如果说在《没有玻璃的花房》里,作者是用一种儿童成长的经验来刻画那个时代的诸种不易察觉的黑暗和惨烈,那么到了《一号命令》里,则用成人的视野和心计,来考量那个时代无法规避的政治意味和价值错位。

历史之痛亦是个人之伤。在《一号命令》里,历史之痛毫无疑问是过度政治化所带来的对自由秩序的戕害,而在这窒闷的空间里,个人之伤则表现为人生选择的无奈和情感世界的迷惘。在政治代表一切的时代里,连爱情、亲情、友情都成了政治身份的附庸,身份逾越人性的栅栏,成为生命存在之主体。特别是对于妻子紫曼来说,赵文麟不是丈夫赵文麟,而是“一名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国民党军官”,而为此她宁愿选择悬梁自尽。紫曼、沈介眉,这两个对赵文麟生命影响最大的女人,在小说的叙事中,却是一死一别,物是人非,让人唏嘘感叹。与这两个女人的人生遭际,就像是生命中一次又一次灵魂的碰撞,有着一闪而过的疼痛和源源不断的伤感,这疼痛既是愤怒的,又是无法言说的,而这伤感是沁入骨髓的,包裹着一份沉甸甸的平静。“有时人们会忘记,即使在一条热闹的街上,也还有痛苦和离别之事。而正因为人们会因谎言的力量而忘记,这种痛苦和离别才变得更为严酷,而且连谎言本身在这块多角的石头上也会折断腰肢。”

历史的无情亦是命运的嘲弄。对于赵文麟来说,“一号命令”固然掀起了他人生和思想的波澜,但紫曼、沈介眉的出现和存在,才构成了他人生轨迹滑行的绝对要素。政治、情感、命运的相互交织却又相互扑空,真的让人在历史和命运面前无地自容。叶兆言说:“不堪回首的年代里,我们做梦也想不到还能用自己的声音说话。同时,根本不习惯自由这两个字,在正义的幌子下,自由像个球,我们不是剥夺别人,就是被别人剥夺。”短短数言,却道出了人生的挣扎和荒谬。

突然之间,因为思念亡妻,赵文麟感到了一阵阵孤独。或许要重回南京的缘故,或许是他的军籍和组织关系重新恢复,妻离子散的感觉从未像现在这么强烈。巨大的悲伤像浓雾一般弥散,丧妻的痛楚很折磨人,赵文麟开始无限地怀念过去,怀念紫曼,怀念那个曾经充满温馨的家,怀念一天天在长大的三个孩子。如果紫曼还活着,如果她没自尽,如果她的离去只是一次暂时的告别,如果时间能够倒转。

经历了人生大起大落的赵文麟,终于找到了“疼痛”的切身感觉,这情感的复苏和回归,带动的是一种完整人性的萌发和滋长。“一号命令”裹挟下的政治因子,在赵文麟无限的怀念中,终于渐渐趋于消解,而弥漫于心头的是那久久挥之不去的柔情似水。

叶兆言的写作,在褪去了先锋的华丽外衣之后,终于还是回到了对于写作内容的探求上。我想,这定然是作者创作的成熟和自信吧!

对历史真相的“探求”

在谈到为什么要写作《一号命令》时,叶兆言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要写这篇小说的理由,我希望自己的小说能够穿越时光,再现一些真实的历史场景。小说不是历史,然而有时候,小说就是历史,比历史课本更真实。”真实,这个对于历史、对于作家有着同样要求的命题成了诸多作家创作时的难题。

鲁迅曾在杂文《导师》中说道:“我们都不大有记性。这也无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但我们究竟还有一点记忆,回想起来,怎样的‘今是昨非’呵,怎样的‘口是心非’呵,怎样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呵。”对于一向充满乐感的中国人来说,历史的创伤和个人的伤痛都极易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化为乌有,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歌舞升平的时代,极易满足的快感和随意便可获取的快乐让苦痛的记忆很难有生存的空间。然而,对于有担当、有危机感的作家来说,人生的苦痛是扎根在作家记忆深处的,他们总要为其找到逆流而上的路径,把这悲惨的境地揭示给世人看,而叶兆言就有着对苦痛书写的坚定和执着,在小说《一号命令》里,叶兆言也正是怀着这样一种理由和心态展开了他的历史叙事。

其实早在《一九三七年的爱情》里,叶兆言就动用了大量的真实史料来构造自己的小说,这无疑也可以看做是作者对真实性写作的“探求”,他似乎要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架构起一种有迹可循的内在通道,通过历史观察现实,亦通过现实来反观历史。而在这历史与现实的虚虚实实之间,历史的真实性、现实的偶然性、小说的虚构性都成为一种可资探求的艺术境地。叶兆言对历史真相的探求,既无意于历史的寻根究底,也无意于谁是谁非的无理取闹,更无意于历史意义的臧否,而是着眼于真实历史掩盖下的现实生活、现实人生,关注处在这人生境地中的人物命运的百转千回、生老病死。他是以现实人生的无情和惨烈,来观照过往历史的真实面目,从而更加映衬出那个时代人生命运的不可捉摸。

比如《没有玻璃的花房》这篇小说,作者即是以一个孩子的眼光来打量现实,同时打量那个混乱的时代。小说一开篇便写道:

我童年的记忆一度淹没在人造绿色的海洋之中。那时候,所有的人都好像刚从战场上下来,一个个穿着土法印染的绿军装,左臂上带着鲜艳的红袖标,红袖标上印着黄字。红袖标和黄字点缀着扎眼乖戾的绿军装,在成片的绿色背景下,到处挂着大喇叭,空气中荡漾着语录歌,流动着含糊不清的口号。

与其说这是生活的现实,不如说这就是历史照射进现实中的“真实”,在这习以为常的日常化的描写中,处处都可以感觉出历史在现实之中的投射。甚至我们都无法分辨清楚,这到底是生活的真实,还是历史的真相,抑或两者都是。在这篇一直被认为是“成长”小说的历史叙事中,成长其实仅仅是关涉小说脉络的一条“虚以委蛇”的长线,而隐藏在背后的真实意图是再现历史的喧哗与躁动。“认罪书”、“文攻武卫”等等在小说中频频出现的历史细节,在主人公木木的眼中,是新鲜的、陌生的,却也充满了蛊惑的魔力,在恐惧中,在苦痛中,在自我的成长中,历史的真实面孔最终也渐渐浮现出来。可以说,在《没有玻璃的花房》中,历史表征以非常个人化的方式——记忆得到了生动的诠释和表现,恐惧与伤痕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烙印,更是镶刻在历史这本教科书上的耻辱和不堪。

神话故事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曾有过诸多的改写,鲁迅的“故事新编”自是耳熟能详,郭沫若、聂绀弩等人也各有作品问世,而在当代,王小波的“重述神话”亦有着极为广泛的好评和影响。可以说,借助于“重述神话”,作者赋予神话以新的意义,从而更自由地表达自己对历史、对现实和对人生的体悟和认识。21世纪初,文坛再次掀起了“重述神话”之风,叶兆言亦身在其中,小说《后羿》就是作者其时的“应景之作”。在《后羿》中,叶兆言试图通过对后羿这个神话人物的重新解读来透视那段五彩缤纷的历史,也让我们不由得对历史的面目产生了怀疑:历史到底是什么样的? 卡尔维诺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就说试图在神话故事中“寻找作家与世界的关系,寻找写作时遵循的方法。我知道,任何主观解释都会使神话丧失意义。对于神话,不能操之过急,最好让它在记忆中扎根,再慢慢思考它的每一个情节,玩味它但不要脱离它的那些形象化的语言。我们从神话中能够吸取的教训寓意于它自身的文字之中,并不存在于我们强加给它的东西之中。”

老卡的话或许的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因为从“重述神话”后期的反响来看,尽管这一活动影响较大,但对于作品的评判却褒贬不一。如何在对神话故事的解构和建构之中,实现艺术境地的完美呈现,成为作者们面对的共同的难题。

“爱情的小舟撞沉在日常生活的礁石上”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是美国著名作家卡佛的一部短篇小说的名字,我并无意于对这篇小说评头论足,而是借用这一质疑来思考作家文学创作中的爱情主题。虽然以爱情为主题的文学创作自古有之,但真正具有现代意味的作品直到明清之际才算初露端倪,而其中又以世人皆知的《红楼梦》为之最。“五四”之后,随着西方思潮的不断涌入,爱情——这个极具现代性的创作母题,开始在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创作中频频出现,并开出了诸多令人艳羡的绚烂之花。鲁迅的《伤逝》自不必多说,涓生和子君的爱 情 悲 剧 有 着 那 个 时 代 多 少 痛 楚 的 意 味,巴 金 的《家》、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都是那个时代为之涕泪交流的爱情故事,而即便是沈从文的《边城》,那萦绕在心头无法言说的爱情秘密也有几多欢喜几多愁。到了当代,杨沫的《青春之歌》,又成为一代人爱情记忆的标识,那革命与爱情的浪漫主义情怀亦隐藏着不少人生的慷慨和无可奈何。新时期之后,当改革的浪潮再次席卷中国,爱情的书写在经历了伤痕、反思、寻根、先锋、新写实诸种思潮的激荡之后,也终于渐渐回归到了它原本的世界——日常生活中。爱情,这个被中国现当代作家书写了近百年并且依旧将继续被书写的主题,在当下的时代中,已经不再受制于制度的桎梏,不再局限于人性的启蒙,不再执着于革命的浪漫,也不再痴迷于失落的想象,而是仅仅停靠在日常生活的港湾里,随着潮起潮落,漫溢着它自己的独特魅力。

可以说,被捆绑了近一个世纪的“爱情”书写,在新时代的氛围中,渐渐露出了它自身的真面目,尽管这面目没有想象中的美好,但是它依然伴随着人性的复杂、社会的冗杂,在琐碎的日常世界里起起伏伏,奋力挣扎。而叶兆言便在这日常的生活里,撞见了“爱情”这个让作家不吐不快的创作灵感。《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虽然写的是乱世之下的爱情故事,但是即便是在战争中,爱情也是普通人生活的一种必需,用叶兆言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写了“一些大时代中伤感的没出息的小故事”。在“一九三七年”的时间节点上,叶兆言为我们开辟了一种找寻爱情的路径,而沿着这条路我们很容易地就时光穿越,来到了“一号命令”下达的1969年,这一次,作者所写的故事依旧是伤感的,但似乎要有韵味得多,不知道这是不是叶兆言爱情写作中固已成型的一种内在思路。如果说,这样的爱情依然难脱历史的覆盖和遮蔽,那么到了《别人的爱情》、《苏珊的微笑》、《我们的心多么顽固》中,历史的影子却是越来越模糊了。在这些作品中,爱情的归属都是个人化的、生活化的,有着诸多烟火气,当然也难以避免世俗的意味,但读来却自有一番动人的情趣和味道。

“别人的爱情”,这是叶兆言给这个时代的情感做出的一个精确的注解。爱情的错综、迷茫、无措,在他的这个词语的暗喻中,都已失却了它的意义。因此,作者会在书中借人物之口感叹:“这次婚礼像一次没头没脑的会议,它只有形式,没有任何内容。各式各样的人被邀请参加,许多人都像过路一样,自始至终,都有一种被蒙在鼓里的感觉。”爱情,在这个时代里,内容已被抽空,只徒具其表。所以“就像包巧玲在舞台上表演,总是摆脱不了娇小姐的影子一样,在和别人谈起自己的婚姻时,她常常喜欢把自己扮演成拯救者”。至此,甚至连爱情的含义我们都需要重新界定和阐释,“什么叫爱情? 爱情就是爱上了一个你根本不应该爱的人,譬如敫桂英爱上了王魁,譬如我们在生活中爱上了谁谁谁。同时,爱情又是背叛,因为只有背叛,才能体现出爱情的意义。”的确,爱情,在脱离了它浪漫的情调和不可调和的道德缚束之后,终于也“后现代”起来,终于也变得随意和不堪起来,“并不是所有的婚姻都是爱情的结晶,譬如他(钟夏)和徐芳的婚事,说穿了也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大家各自都觉得对方和自己要求差不多,于是就结婚,领过一张证书,在法律的名义下,钻进同一个被窝。”多么痛彻的领悟,无奈、无助、无望,却又现实的天衣无缝,爱情,这个曾经和“伟大”“浪漫”“忠贞”沾亲带故的小舟,终于撞沉在日常生活的礁石上,粉身碎骨了。

同样的爱情故事,在小说《苏珊的微笑》中亦演绎得让人感慨万千。小说通过一次意外,借由一个微笑,启动了整个故事的叙事脉络,把现代人爱情信念和观念的犹疑和摇摆,表现得尤其到位。在情感萌发和道德底线的簇拥下,现代人的爱情痛苦亦表露了一个时代爱情价值观的变迁:

那是一场多么执著的爱情,因为执著,因为付出得太多了,杨道远难免锱铢必较,对张慰芳的出轨恨得咬牙切齿。是张慰芳把原本很美好的一切都给毁了,她背叛了他,也彻底毁了自己,一想到这些,杨道远对于自己今天的所作所为,不仅没有一点悔意,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反而感到有一种复仇的快感,有点理直气壮。

在褪去了道德的羁绊之后,爱情的自由不但没有获得积极的意义,反而带来了人性的颓废和消沉,在这阴霾的思想重压中,对于杨道远来说,“张慰芳永远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镶着金边的镜子里,杨道远所能看见的只是过去,这过去就像一幅幅黑白照片,永远是历史记忆,是贫穷,是屈辱,是巨大的绝望,是与张慰芳的出身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在叶兆言的爱情叙事中,革命年代的浪漫主义情怀或许还有残留,对理想主义爱情的想象或许还未曾彻底绝望,但是爱情的意义在新时代的境地中,无可避免地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构和消解。在琐碎的日常生活里,在一地鸡毛的芜杂中,爱情已经变得毫无诗意可言,或许,我们终有一天还会明白爱情在人生中的价值,“但是这时候才想明白,已经晚了,杨道远感到心口很疼,感到那里一阵剧烈的疼痛。”

革了日常生活的命——“真实生活的缺席”

无论是对历史真相的探求,还是对爱情的“日常化”描写,叶兆言都是以生活化的面貌来实现小说的艺术性提升。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却同时存在着另外一个不可回避的悖论,即在历史的迷雾中,在现实的羁绊下,又有多少生活是真实的。鲁尔·瓦纳格姆说:“最能使二十世纪的人们感到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真实生活的缺席。每一个死亡的行为,机械化和专业化了的行为,它每天都上百次上千次地夺走生活的一部分,知道人们的精神和肉体彻底耗尽,直到一切结束。这种结束不是生活的结束,而是一种达到饱和状态的缺席,这种状态可能会给世界末日、给巨大的毁灭、给完全的消灭、给突然完全干净的死亡带来某种魅力。”这种感觉在21世纪不但没有得到遏制,甚至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我想,叶兆言定是在这个喧闹的时代里,敏锐地发现了这个时代的诸多表征,也因此,那些琐碎的日常(现实主义)和易碎的诗意(浪漫主义) 在他的小说里,都有了准确的描绘和表达。在叶兆言新世纪以来的写作中,“微笑”、“顽固的心”和上文提到的“别人的爱情”成了这个时代极其形象的生命表征和情感寓言。

如果说,在特殊的政治时代,真实生活的缺失要归咎于政治的压制和人性的芜杂,那么到了个人主义泛滥的新时代,真实生活的依旧不在,却多了诸多让人深思的考量和意味。孰是孰非,定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在经历了人性的极度扭曲之后,在经过了时代浪潮的多次激荡之后,真实的生活好似真的离人生越来越远了。由此,叶兆言的《苏珊的微笑》和《我们的心多么顽固》是两个十分值探讨的时代文本。

微笑——疼痛的另一副面孔。《苏珊的微笑》是叶兆言2010年发表的一部长篇小说,尽管对于这部作品的反响不如《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后羿》,但小说却非常细腻地展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特征,微笑——这个在小说中含义驳杂的动作,真的是对人类的微妙情绪提供了可资探讨的标本。在小说中,“微笑”,是表面看上去的伪装和轻松,内里则透露出人性的复杂和不可捉摸。“微笑”的意味深长,好似成了新时代人性面貌的一种疾患表征。仅举几例小说中关于微笑的描写:

苏珊天生了一张微笑的脸,虽然很疼很痛,她的表情也仍然面带几分笑。(《苏珊的微笑》)

微笑只是苏珊最常见的一种表情,一般人很难捕捉到隐藏在微笑背后的真实含义。(《苏珊的微笑》)

苏珊的脸上出现了那种让人熟悉的微笑,她说死亡对人来说,有时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诱惑,突然间你会觉得死亡很美丽,你突然会想,原来死亡也是很不错的。(《苏珊的微笑》)

其实,小说中关于微笑的描写还有很多,但只从这几次描写我们就可以看出作者在对微笑进行描写时的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微笑——这个本来极其普通的词语,在叶兆言的笔下,已经生发出了极具个人情感和时代特征的错综含义。这微笑是自然的,抑或是别扭的;是幸福的,抑或是痛苦的;是真实的,抑或是虚假的,个中滋味,实在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只有通过仔细地阅读,通过对这个时代情感的细腻捕捉,才能体会得透彻一些。

顽固的心——一个时代的性格顽疾。对于国民性,鲁迅就曾质疑过它的难以改变,而从近一百年的历史来看,这的确是古已有之的人类痼疾。愚昧、麻木、阿Q精神,这种种的不堪似乎更像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失落和感叹,伴随了多少代人的几度春秋。“顽固”——这个不知道是褒是贬的词语,的确捕捉到了人性的某种隐秘。它可以解释为一种执着和认真,但同时也可以诠释为一种固执和不可理喻,一正一反,情境或许相同,意味却相去甚远了。

叶兆言说,《我们的心多么顽固》“这部小说让郁闷已久的兄长情节得到了充分宣泄。小时候受别人欺负,我一直幻想自己有个英勇无比的兄长。童年的玩伴大都有哥哥姐姐,因为这一点,听别人说起,我难免心存嫉妒,暗自神伤。这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是心头的隐痛,从小,我就羡慕那些岁数比我大的青年一代,看他们五湖四海串联,看他们上山下乡,看他们恋爱结婚,他们永远是我心目中见多识广的青春偶像,我喜欢他们的故事,我愿意沉浸在他们的故事中”。以此观之,主人公“老四”是其个人情感在小说中的投射,然而,一部小说的意义,除了承载了个人的诸多情结和情感之外,定然有着超出这个范围的更深刻的价值和更深远的意义。老四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有过一见钟情的爱情遭际,有过寻花问柳的放纵和浪荡,有过飞黄腾达的潇洒,亦有过牢狱之灾的落魄和爱情破灭的痛苦彷徨。在小说中,顽固的心一方面体现在对于爱情、生活的执着和坚定,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对自己固有人性的爱怜和孤芳自赏。

其实,不管是叶兆言笔下含义模糊的“微笑”,还是好似故作深刻的“顽固”,都向我们坦露了诸多这个时代的人性病症,而在这性格扭曲的世界里,真实的生活是缺席的,是远离正常的人性轨迹的。在微笑的面容下,在微笑所包裹的幸福里,我甚至感觉到了毛骨悚然的寒意;而在这顽固的执拗中,在自我膨胀的性格里,我也感觉到了这个世界所极度缺乏的安全感。在我的阅读感受里,叶兆言的小说叙事始终含有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慢吞吞的危机感,在他自然流畅甚至有些快意恩仇的文字里,日常化的生活有着火辣辣的灼热感,但亦隐藏着一把雪山上的锋利冰刀,时刻给这温热以刺痛的警醒。

结语

可以说,叶兆言小说创作的难以归类在新世纪的小说写作中有过之而无不及,“文革”、神话、成长、爱情以及各种时尚都成为他创作的题材。但是,叶兆言又不是个以量取胜的作家,在他新世纪十多年的写作中,长中短篇加起来也不过二十多篇,除却我们上文所提到的一些中长篇,《马文的战争》(《北京文学》2001年第11期)、《不坏那么多,只坏一点点》(《长城》2002年第7期)、《李诗诗爱陈醉》(《作家》2002年第5期)、《余步伟遇到马兰》(《北京文学》2003年第4期)、《陈小民的目光》(《小说月报》2003年第2期)、《我们去找一盏灯》(《小说月报》2007年第12期)、《玫瑰的岁月(《收获》2010年第5期)、《写字桌的1971年》(《上海文学》2011年第9期)、《美女指南》(《长江文艺》2012年第10期) 、《紫霞湖》(《钟山》2012年第5期) 等等中短篇,都是他在小说领域有益尝试的结果。在这些作品中,既有对历史的追问,对人生的喟叹、对成长的感触、对时尚的捕捉、对情感的触动,亦有穿梭其中的痛苦、挣扎、躁动和宣泄。我想,在写作过程中,叶兆言作为一个孤独人的内心疼痛定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然而绝不是遗忘,因为在这个极易忘却什么的时代,和苦痛的抗争才刚刚开始。

(注:当这篇文章写完的时候,叶兆言最新的长篇小说《很久以来》于《收获》2014 年第 1 期发表,与《一号命令》相比,《很久以来》的叙事和人物更显完整和丰满,漫长的时间跨度使得小说的结构更有张力,而且那从历史深处涌出来的疼痛感依然灼热,不断地敲击着这个混乱的时代和野蛮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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