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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开满了麦子店》:这尘世的气息多么迷人

发布日期:2020-03-09 17:24:36 访问统计:

 

像我这样在北京朝阳区混迹过多年的人,对石一枫在新作中所写到的“麦子店”自然是毫不陌生,不仅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是很熟悉——这里有号称“京城花市晴雨表”的莱太花卉市场,在它暂停营业之前,是我经常会光顾的所在;附近住着我一位好友,我们不时会在霄云路一带的饭馆觅食;甚至小说中“起了法国名字挂了英文招牌的面包店”,也使我不由想起与莱太花市仅隔了一个路口的那一家,我曾在此消费,却从未想象过这里可能会发生的故事。

这家面包店是小说的主人翁王亚丽初次登场的舞台——她每天晚上十点在此等待购买半价促销的食物,那通常是一根比她小臂还长的“法棍”外加一盒酸奶或橙汁,足够她第二天的早餐和午餐。这有点儿小资情调的餐饮选择,尽管被男友“果粒橙”斥之为极不划算,但它比填饱肚子的实用价值多出来的那部分价值,带着点儿精神消费的性质,令收入微薄的王亚丽愿意为之买单。一如在健身房教人跳操的河南农村姑娘王亚丽,之所以愿意承担更高的生活成本选择与人合租在麦子店而不是回龙观,是因为麦子店“既陈旧又洋气”,“让她觉得自己终于来到了北京”。而她之所以在经济极为窘迫的情况下依然紧衣缩食接济房屋中介“果粒橙”,其动力很大程度上并非源自“爱情”,而是源自“果粒橙”所画出的那张大饼——赚够了钱便自立门户,将“他们”的房屋中介所开在麦子店,那无疑也寄托了王亚丽自己关于这座城市的梦想。

就是在这家面包店,等待“限时优惠”开始的无聊时间里,王亚丽认识了试图向她布道的基督教徒岳晓芬——在这部小说中,石一枫仍然在进行着他前此热衷的关于“精神信仰”问题的思索——这份探索的执著始终伴随着他讲述“中国故事”的热情。我想,作为近年在现实书写方面最有成绩的中国作家之一,也作为一再为一度被认为“过时的”现实主义文学申辩的青年作家,石一枫之所以对超拔于现实生活之上的终极意义怀有如此的兴趣,或许正说明精神问题构成了当下最为重要的一种“现实”。

当然,石一枫不会抽象地讨论精神问题,他不属于此类作家;他笔下的王亚丽也如同大部分中国人一样,所关注的首先是生存,而并非“信仰”。活着,顽强地活下去,这是王亚丽打小挣扎在贫困线边缘的处境所练就的本领以及价值观,用她妈的那句粗鄙的话说就是:“卖逼也比要饭强。”穷死不讨一口吃的,这也是她的“信仰”。活得风风火火、兴致盎然(哪怕仅仅是如王亚丽这般活在粗粝的环境中,不过努力满足基本温饱需求而已),执著于“此岸”的人可能很难对由“上帝”“主”所光照的“彼岸”世界产生兴趣。王亚丽第一次走进在岳晓芬租来的旧楼房,参加在这里举行的信徒们的“团契”聚会,自然也并非亲近“主”的意愿,而是因为意外受伤停工在家面临断炊,得靠团契后的免费晚餐续命——这是扎扎实实的生存问题。她所要克服的仅仅是因蹭吃蹭喝的行为,有悖于自己“穷死不讨一口吃的”的原则而产生的耻感,为此她要进行必要的自我说服——蹭饭不是要饭,权当向主耶稣借了个债。

自然,在口腹需求之外,作为“人”的王亚丽也有情感需求。对于她这样成长在单亲的家庭中没有感受到多少温暖、在学校也饱受奚落的姑娘,情感需求每每与温饱需求纠缠在一起,难言细腻与浪漫,在她的意识里,简化为两个字——“亲人”。小说中唯一与王亚丽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她妈每次来电话总是变着法子地问她要钱,还略施小计诳了她也有份的拆迁房,准备与一个厨子“往前走一步”,开始新生活,以至于走投无路的王亚丽回到老家才发现自己连一张床都没有了,她无家可归,只能回浩茫的京城继续“漂”着。王亚丽与“果粒橙”的男女关系有点露水姻缘的苟且意味,当王亚丽发现“果粒橙”赖吃赖喝的意图,对于自身温饱权的警觉与捍卫使她准备向“果粒橙”摊牌,从此一拍两散,分道扬镳。但此时“果粒橙”适时掏出四万七千块钱让王亚丽保管,描画出两人来来的蓝图,并且抛出一句:“你呀,这么不懂我的苦心,我是白把你当亲人了。”“亲人”二字立刻缴了王亚丽内心准备举起的自卫武器,激起了她满满的一腔情义,也轻易换取了她的信任。她责无旁贷地帮“果粒橙”保管来路不明的钱财,在“果粒橙”事发跑路之后,作为“果粒橙”的女友被人追堵要挟,东躲西藏,狼狈不堪,直至在惊恐中生病住院。而“亲人”“果粒橙”此时却意外失联,留下她独自承受苦果,躺在病床上,她才开始琢磨:“她愿意接受他这个‘亲人’吗?他是王亚丽所需要的那种‘亲人’吗?”“还是她太缺乏‘亲人’了,以至于饥不择食?”

而王亚丽与岳晓芬之间亲人般的情感则是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积累过程。尽管岳晓芬从一开始便称呼王亚丽为“姐妹”,以笃定的口吻招呼:“王亚丽姐妹,欢迎你。”但这种“姐妹”关系是“教友”层面上的,对王亚丽来说也是抽象的;岳晓芬持续的帮助、善待,春风化雨般化解了王亚丽的尴尬与窘迫,这些是在主的名义下进行的(“主让我对你好”),显然超出了王亚丽的经验与理解,她得出的结论是:“也许她遇上了好人,也许她遇上了蠢货。”尽管早就看出王亚丽来参加团契只是出于蹭饭的目的,但也仅仅只有一次,一贯温和的岳晓芬对王亚丽流露出不满。那是一次团契过程中,王亚丽走进厨房麻利地为大家做出了可口的面条,并主动提出此后每次团契后的晚饭由她来拾掇,她此举是为了不全白吃白喝地受人恩惠,这符合她的行事原则。怎料岳晓芬突然冷淡下来,令王亚丽捉摸不透,心生忐忑。这时候岳晓芬说了这么一段话:

“你的心意是好的,但是你这么做,并不能让大家高兴。就算脸上高兴,心里也不高兴;就算暂时高兴,长久也不高兴。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都是为主而来,在主的面前人人平等,否则那句‘兄弟姐妹’也就白叫了。既然人人平等,那就不该由一些人劳动而另一些人坐享其成,更不该由一些人去伺候和讨好另一些人。不管大家在外面是谁,只要进到这里来,都是主的仆人。那么再说到你,王亚丽姐妹,我能猜到你为什么想给大家做饭,但恰恰是你的想法让我不赞成。如果我们这些人为了自己的方便而剥夺了你听讲的机会,那我们也没资格宣称自己心里有主……”

这段话令王亚丽目瞪口呆,她甚至产生了一种近乎被冤枉的感觉,她也明确地意识到,两人的想法果然不在一条道上。直至王亚丽走投无路病倒之时,岳晓芬毫不犹豫便收留了她,并在一众教友的帮助下将她送到医院,还主动垫付了住院费;又在出院之后,将她接回家中悉心照料,两人互诉身世,交了心,王亚丽这才在心里认了“岳晓芬姐妹”为自己的亲人。岳晓芬的一句日常问候:“王亚丽姐妹,你好吗?”,也让她相当知足——

“……她甚而体验到了某种精神领域的极大富裕:别看来北京混得买面包依然要等待半价,也别看她在老家已经算是没有了妈也没有了家,更别看她的男朋友至今踪迹全无,但在麦子店,在此时此刻,她拥有了一个“姐妹”。并且这个“姐妹”的身后还有着一屋子的“兄弟”和“姐妹”,一屋子的“兄弟”和“姐妹”背后又有着数不胜数的“兄弟姐妹”……啊,四海之内皆“兄弟”,普天之下皆“姐妹”。经由这条隐秘的通道,她似乎和所有人建立了联系,似乎和广阔的世界沆瀣一气,已经不复是当初那个漂流在火车站里的孤岛了。”

这么想时,王亚丽心里充满了壮阔而博大的感动。其实,这已经接近于“宗教情感”了——想象着与世界上无数个并无血缘关系的人成为“兄弟姐妹”,再往下一步,或许就是以一个共同的偶像/神明/教父,来取代血缘肉身之父母,并且完全地交出自己。然而,王亚丽卡在这关键的一步上——“人家的神明也该成为她的神明吗?”强悍的现实主义者王亚丽并不具备像岳晓芬姐妹那样去“相信”什么的能力。“她只觉得钱是真的、饭是真的、腿上的伤是真的、窗外那个喧嚣的麦子店是真的,就连河南老家那套还没盖好并且已经没了她的份儿的房子也是真的,但那本薄薄的小册子里斩钉截铁地向她宣讲的东西,却仍然远在天边,虚无缥缈。”

在处理精神信仰问题上,石一枫表现出审慎的态度。他在现实的严肃逻辑下,将宗教信仰去神秘化。在中国这样一个无普遍的宗教信仰的土壤上,人们走向宗教的原因往往是在现实生活中遭遇了重大的危机。就一同参加团契的“兄弟姐妹”而言,李琴姐妹早年出国援建阿尔及尼亚时脊椎受伤落下了残疾,一辈子未婚;大胖子兄弟开公交时曾遭遇车祸,从此摸不了方向盘,性格也”越来越像个娘们儿”了……总之是谁都不容易,他们一致宣称:“多亏经人引路信了主,也不觉得活着有多难了。”这并不荒谬,也不应被嘲笑。故而,当石一枫嬉笑怒骂、夸张反讽的叙事语言一转到这部分内容时,便蓦地庄重深沉起来。人生多艰,各有各的不幸,当这样一群人聚集到一起,走上通向教会之路时,叙事者此刻仿佛开启了上帝视角:

“这样说时,他们便像排成了一支路队的小学生,沿着麦子店那熙攘喧闹、尾气漫天的街道,穿越破旧的住宅楼和簇新的写字楼,向着和地铁站相反的那个方向走去。这支路队刚开始由七八个人组成,半途又加进来几个,就把“团契”的伙伴差不多凑齐了。行进在最前面的是轮椅上的李琴姐妹、推着轮椅的大胖子和王亚丽,后面是其他那些老头老太太,路队的外侧还游弋着那个断了腰的小伙子;他不时停下脚步,手扶着一棵树或者一根电线杆喘息片刻,而后再埋头猛冲一阵赶上来,就像一颗断断续续地追赶着彗星的流星。”

他们怀着期待到教会寻找突然失踪的岳晓芬姐妹,他们并不知道,岳晓芬姐妹可能再也回不到教会中了。因为查出先天性心脏病,随时会死,在无经济能力进行手术、生死由天的情况下,岳晓芬皈依宗教安放生命。这个看似十分虔诚的信徒,最终却作出了有悖于教义的选择——偷偷挪用王亚丽姐妹寄存在她这里的十万块钱为自己做心脏手术,其实并非剧情反转、人设崩塌。因为这十万块钱让岳晓芬重燃起了生的希望,在象征的意义上,她又在虚无缥缈的天堂与实实在在的尘世之间重新做了选择——尽管我们能够想象为此她备受信仰的拷问与良心的煎熬,然而从现实的逻辑和人性考量,这样的选择自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

纷杂的麦子店有尘世的气味,有伤心的故事。区区十万块钱就逼得这几个本应“抱团取暖”的底层人民放弃了尊严与信仰,上演了欺骗与背叛;也逼得他们走投无路,铤而走险。王亚丽找到楼下觊觎她已久的北京“老炮儿”,答应同他进行一次交易,暗里则计划伙同“果粒橙”上演一出抓奸诈钱的好戏,不承想却“诈”出了另一个伤心故事。原来“老炮儿”觊觎的并不是王亚丽的肉体,而仅仅是她的背影——去年痛失爱女的他,想借背影形似爱女的王亚丽来拍一张照片,以慰藉远隔重洋的、尚不知道女儿已去世的前妻。剧情再次出现令人意外的反转,尽管我相信石一枫非常熟悉北京“老炮儿”,他也将这个爱听单田芳的评书,有几分贫嘴有几分油腻的北京大爷写得活灵活现;也尽管小说此前已经通过一些细节为这个人物的“秘密”做了细致的铺垫,并在他最后的陈述中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但这样的反转还是多少有些差强人意。无论石一枫如何沉迷于叙事,他强大的叙事能力也的确可以无限地推进叙事,但小说总需要结尾,故事总需要结局——弄巧成拙的王亚丽面对发疯了对北京大爷施暴的“果粒橙”,她也只能以暴力的方式收拾这场残局,从而释然地走向自己的悲剧命运。

在陈金芳之后,石一枫又以深刻的笔力塑造了另一个京城外来女性王亚丽,王亚丽或许不如陈金芳那么具有时代象征性,她看起来是如此平凡,毫无“女主光环”;她是芸芸众生,奔忙在京城的大街小巷,穿行在麦子店的旧宇新楼之间;她其貌不扬,甚至有些蠢笨,被刻薄的男友嘲讽长得像“一头驴”,一再被“亲人”伤害、欺骗……然而,她有着蓬勃的生命力,她实诚,心眼好,有情有义。虽然她到底也不能理解岳晓芬所“信”的是什么,因为“她从来就没有信过什么,以后也不会再去信什么”,然而,她却以其对于“活着”本身的执著信念和为人的基本善念,原谅了岳晓芬的“自私”与欺骗,并为她唱了一首赞美诗《沙仑的玫瑰》。

小说读完了。那么,我真的是熟悉麦子店的吗?刚看到小说的题目,我准备卖弄一下自己浅薄的植物学知识,告诉石一枫,那开满了麦子店及至全北京路边花坛的不是玫瑰,而是北京的“市花”之一月季,因为真正的玫瑰并不常见。读完小说,我才知道,那的确是“玫瑰”。“主,你是盛开在/沙仑的玫瑰/谁不切慕喜爱将你采归/你如膏油馨香绽放四溢/你艳丽芳香秀美……”在赞美诗中,“沙仑的玫瑰”象征主的圣洁美好,而在石一枫的小说中,开满了麦子店的玫瑰,则是缘自普通人的人性之光,它馨香四溢,这尘世的气息多么令人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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