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和“文引”
不记得在什么地方看过一个资料，说是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还保留有户口制度，咱们中国是其中之一。
我想，无论现在还是将来，研究1949年以后的中国，如果不了解“户口”对中国人的意义，许多问题就很难理解。
什么是户口？查《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是：
①住户和人口，例如旧时称某一地有若干户，若干口。②户籍：报户口，迁户口。
关于户籍的解释是：
地方民政机关以户为单位登记本地区内居民的册子。转指作为本地区居民的身份。
看来，我们常说的户口，主要是“户籍”的“转指”意。
户口有什么用？推想最主要的作用是政府用来清查人口。在古代，所有的王朝都非常重视户口，因为收租、服劳役、征兵，都要以户口为依据。每一个王朝在他刚建立的时候，都要建立自己的户籍制度，要登记户口。政府掌握的户口数，也比较准确。可是到了王朝晚期，政府的掌控能力削弱，普遍会出现“户口”丢失，丢了“户口”（也就是政府掌握的人口），也就丢了赋税，丢了兵源。这个王朝也就快完蛋了。
然而，户口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把人限制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减少流动。这就是户口本和身份证的根本区别。我们今天的户口，从理论上说是可以迁移的。但实际办起来却很难，有些迁移那是相当的难。因为户口不仅表明你居住的地区，而且表明你的身份——户口是有等级的。最明显的区别是城乡区别。由城市迁到农村，容易。（例如当年的上山下乡，想不迁都不行。）由农村迁到城市，难，甚至非常难。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城市户口意味着口粮、意味着住房、工作、公费医疗和退休金。这一切都是户口在农村的人无法享受到的。他们种地，但未必能吃饱；他们有宅基地，但未必有钱能盖起像样的房子；看病要自己花钱；老了干不动了，养老要靠儿女，当然也可以当五保户，其境况不说也罢。至于教育条件、卫生条件、文化设施等等，城乡的差别连瞎子也看得见。甚至出车祸丢了性命，赔偿的数额都与户口有关，这叫“同命不同价”。
当然，最近几年，在有些地区这些差别正在缩小。可是，也有些地区还在扩大。至于不同城市的户口等级，有的比城乡差别还要大。
现行的户籍制度始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我朦朦胧胧还记得政府工作人员到我家登记户口的情景。当时，估计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这一登记，几乎就确定了自己一生的身份。
解放前，好像没有户口，鲁迅的小说和杂文里不记得写过这东西。《围城》里的方鸿渐从上海到三闾大学，再回上海，好像都没有迁户口。那时的乡下人想进城很方便，只要你能活下去。唯一有印象的是《四世同堂》里的白巡长到祁老太爷家核对人口，有些像查户口，但那是日本人占领北平的时候。
近日闲翻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读到一则关于朱元璋建立户籍制度的资料，很有意思：
户部洪武三年一月二十六日钦奉圣旨：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了俚。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户部官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关，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里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这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比到期间有司官吏隐藏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通孥来做军。钦此。钦尊外，今给半印勘合户帖，会付本户收执者。
可见，朱元璋对清查户籍不是一般的重视，对清查工作做了非常细致的安排。首先在人员上作了保证，把已经不打仗的“大军”改为“工作组”，分配到全国各地去搞“勘合”。在政策上也作出规定：官员如果隐瞒户口，要杀头，百姓如果躲避户口调查和拒绝户口登记，则要被捉去充军。甚至，连勘合中的技术性细节他考虑到了：每户要发给一份“户帖”，这户帖要“上用半印勘合”，也就是加盖骑缝章，便于与官府留存的存根核对，检查真伪。
户帖相当于现在的“户口本”，但是所写内容有区别，“户帖”除了要登记该户人口、年龄、性别外，还要写明产业（基田瓦草屋），下面还有知县、县丞、司吏、典史的签字画押。
明朝登记户口与前朝不同的是，它更强调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例如，朱元璋就曾规定，农民不准离开自己的村庄一里之外，显然这也太过分了，很难严格执行。后来又规定，真要外出，只要超过百里，就要到官府开“文引”：
凡军民人等往来，但出百里即验文引，如无文引，必擒拿送官，仍许诸人首告，得实者赏，纵容者同罪。
所谓文引，有些相当于我们十几年前尚使用的介绍信。
在没有身份证的时候，老百姓要出门，必须要到单位开介绍信，因为住旅馆要用。如果是探亲，住的时间较长（至多三个月），则还需办临时户口。张中行在《流年碎影》中就写到他被赶回老家后，每次回北京自己的家还要开证明、办临时户口的情景。没有介绍信，也是有可能“擒拿送官”的，一般是先关起来，然后遣返。
记得1968年，我家一位乡下远亲来访，睡到半夜，查户口（那年月经常半夜查户口），没有介绍信，被带走。第二天早晨放回。据他说，被带到铁路俱乐部楼上，有一百多人，蹲到天快亮的时候，问了几句，放了回来，尚未用刑。远亲不敢再住，走了。
我插队时，有一回到离大队不算远的白云鄂博矿区闲逛，无非是逛逛书店，到饭馆吃顿饭，再看场电影。当天回不去，去住店，才想起来的时候忘了开介绍信，只好到长途汽车站的屋檐下蹲了一黑夜，还好是夏天。其实，我们大队距矿区只有六十里，按照朱元璋的规定，百里之内还用不着开“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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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字当头
写完《食为天》，忽然想到，在中国，人们经常把人的基本生活概括为“衣食住行”，相关的说法还有“温饱生活”、“丰衣足食”、“衣食父母”等等。在这些表述里，无一例外地都把“食”排在第二，排在第一的是“衣”。
一开始，我以为，这样的排序很可能是随意的，或者仅仅是从音韵的角度考虑，念着好听。或者，只不过一开始这样念，大家跟着念，习惯了，并无深意。后来细想，觉得问题未必这样简单，这样的排序很可能是有意为之。其中，关系到一个具有终极意义的哲学命题，什么是人？何以为人？
“衣冠禽兽”很可能是中国人最狠毒的咒骂。可是你细想一下，所谓人和同属于动物的飞禽、走兽的根本区别或许恰恰就是“衣冠”。
有人说，人是社会性动物。你能说蜂群马群牛群就不具有社会性吗？有人说，人类有语言。你能肯定鸟鸣和狼嚎就不具有语言的功能吗？有人说，人会劳动。燕子筑巢老鼠打洞为什么就不算劳动？有人说，人会制造工具。可是，原始人使用和大猩猩使用石块木棍的根本区别是什么？人和禽兽的相同之处实在太多了。都要吃喝拉撒，都是通过异性交合繁育后代，都有一个生老病死的生命过程。
然而，除了人，谁见过有哪一种动物懂得穿衣服，哪怕是用一片树叶来遮蔽身体？我更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所有的动物都有生物性的快感，只有人，把这种快感升华为美感。与美感并存的则是丑感。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对美的追求，也有羞耻之心。也许，人类最早穿衣戴帽主要是为了御寒，或者抵御蚊虫叮咬，但我相信，审美的需求是同时产生的。因为飞禽和走兽都会面对寒冷，但是他们可以在秋天生长出细密、温暖的体毛，就像鸭绒和羊绒，同时，积聚肥厚的皮下脂肪。我们的祖先肯定也有这一生理机能。人类赤裸的皮肤，不是穿衣服的原因，而是穿衣服的结果。最早的衣服很可能只是一片树叶、一束野草，或者一小块兽皮。它的第一功能是表现作为人类对于美的渴求，以及有意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自尊。当我们的祖先意识到自己不能赤条条一丝不挂地站在别人面前，需要用什么遮蔽或装饰一下自己的身体时，人类也就诞生了。
可惜的是，几十万年过去了，无论考古学家如何努力，都不可能找到人类最早穿衣戴帽的实物证据。据说，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发现的那枚三万多年前的骨针，是人类已发现的最早的缝纫工具，它完全可以证明当时的人类已经穿衣服了，可是毕竟太晚，三万年前的人类已经属于现代人了。
看来，我的这一学说，永远都无法找到实证来支持，只能是一种假说。
根据这种假说去思考，我们会发现许多已司空见惯其实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个人，就是面临饥饿，一般来说，他都不会赤身裸体走出家门，哪怕是乞丐。我不是说“衣”比“食”更重要，但是，如果不是面临死亡，当食物和衣服同时摆在你面的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多数人会选择衣服来遮蔽身体。当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在意到大街上裸奔，但那不是因为饿，而是吃饱了撑的。
如果注意一下所谓商品名牌，你会发现，在中国，无论是北京还是外地的“老字号”，以食物居多：全聚德、六必居、便宜坊、烤肉宛、稻香村，甚至上不了台面的“小吃”：羊杂碎、豆汁儿、臭豆腐之类。可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外进入中国的商品，所谓名牌，几乎半数以上都是“衣”类——时装、鞋袜、皮带、领带。所谓箱包，其实是衣服的外延，甚至首饰，也不过是衣服的配饰。
在更多的时候，衣服比食物承担了更多的文化内涵。一个人的修养和气质可以由穿衣打扮体现，而不是体现在他吃什么。所以，在高级的社交场合，对待客人和主人的尊重，首先表现在衣着上，而不是食物上。
你还可以注意到，人类对食物的需求其实是很有限的，对“衣”的追求则几乎没有尽头。馒头面条包子饺子能吃一辈子，而衣服，特别是对于年轻女性，一种式样很难维持三年以上。灾难、战争和政治运动时期除外，那不是正常年代。
可以这样说，当吃饱肚子之后，“衣”完全可能比“食”更重要。
不过，有时候，人对“衣”的重视，结果是悲剧性的。
记得几年前萨达姆被处绞刑时，我写过一篇《死法》，其中有这样一段：
据叶灵凤介绍，英国人占领香港之初，对死刑犯多用绞刑，而且也是“抽板式”，显然，是从英国带来的。英国人最早也用砍头法，改为绞刑，算是进步。可是，也许是太不把中国人当回事儿，他们在香港搭建绞刑台和行刑时，工作实在是草率和马虎。有时候，底板刚抽掉，人犯没吊死，台子就稀里哗啦塌掉了。有时候，台子虽没倒塌，人犯却用两手抓住绞索，玩起了“引体向上”。据说，一次处决未果，就要改日行刑，此人又可多活几日。有一次，要被处决的是一名海盗，此人身手十分敏捷，底板刚被抽掉，立刻双手抓住了索套。可也就在同时，裤子掉了，海盗下意识地松开双手去提裤子，气绝身亡。
除了人，不会有这样的“下意识”。最近在《南方周末》上读到一篇记述发生在1970年云南通海7.8级大地震的“亲历记”，其中写道：
解放军某部驻扎在峨山县红旗公社通讯团营房里的136名女兵，刚刚在1969年冬季征兵中光荣入伍，正在这里接受集训。大地震发生的顷刻，姑娘们以军人的速度飞快地奔出营房。在寒冷的夜空下，她们仅穿着内衣和内裤，发呆地站着。只听一声哨响，部队首长发出了“保护油库”的动员令。这时女兵们才发现自己穿得这么少，羞涩之心使她们涨红了脸。她们看看自己的营房尚存，就不约而同地冲进去寻找衣服。须臾间，一次强烈的余震发生了，营房顿时全部垮塌，女兵们就这样全部惨死在屋里。
这样的悲剧，只属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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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教，信邪
读杨天石的《晚清史事》，读到作者介绍的鸦片战争时的两件史事，觉得很好玩。
一件是“马桶阵”，见杨廷柟的《夷氛闻记》和佚名的《夷匪犯境闻见录》：
1841年春，道光皇帝派在镇压川、楚白莲教及河南大理教起义获得战功的“名将”杨芳，随靖逆将军奕山赴广州防剿英国侵略军。初到广州，“所到欢呼不绝，官亦依为长城”，以为朝廷总算派来了英国鬼子的克星。谁知进城不久，杨将军就突发高论：我在实地，夷在海上，风波摇荡，然而夷炮却能经常打中我，我炮却不能打中夷，肯定夷人有邪术。于是传令保甲大量收集妇女使用的马桶，载在木筏上，派一副将率领，自己带兵埋伏在岸上。约定当侵略军来犯时，一声炮响，所有木筏一字排开，马桶口一齐指向敌人，自己则从旁抄出夹击。交战结果可想而知。
另一件是“面具兵”，见贝青乔的《咄咄吟》：
英军攻占广州后，沿海岸线北上，打到浙江，杭、嘉兴、湖地区的行政长官、道台宋国经想以奇兵制胜。他想到了宋朝名将狄青披发、带铜面具作战的前例，便派人在市场上购买纸糊面具数百个，招募了342个乡勇，装成鬼怪，在衙门内昼夜演练。操练纯熟之后，再派都司一人，千总一人率领这只“特种部队”出战。大白天，三百四十个多个乡勇，人人戴着假面具“跳舞而前”。交战结果自然也是可想而知。
这样的故事我在初中和高中的历史课上，从没听老师讲过，后来读过的几本中国近代史，作者也未写到，是他们没有见过相关史料，还是觉得这样的怪事太丢人，不提也罢，就不知道了。推想当年的英国侵略者面对几百只绑在木筏上的马桶，几百个戴着面具跳舞的乡勇，打了胜仗，也未必弄明白了中国人搞的什么鬼。
据杨天石介绍，杨廷柟和贝青乔都是鸦片战争当时的人，后者甚至还参加了当时的抗英战争。他们所记的，应该可信，而不是帝国主义者的污蔑。
我一直对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感到不解。从英国看，本土远在几万里之外，就算从印度出发，补给线也十分长，投入战斗的兵力不过几千。从中国看，清政府虽然腐败，毕竟，在官，有林则徐、关天培这样的主战者，在民，有三元里这样的民众。武器虽然落后，也有枪炮，并非是赤手空拳。为什么最后的结果是签订《南京条约》？看了“马桶阵”“面具兵”这样的史料也就明白了。推想当时类似的怪事还不知道有多少。
马桶阵表现出的观念耐人寻味。据我所知，女人的秽物能破除“邪术”和给人带来晦气的说法，在民间，特别是农村，至今尚有人相信。然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尊奉儒学的官方人士和知识分子并不宣扬此说。杨芳将军是个省军级的官员，为什么也会相信？显然，至少在清代，多相当数量的人，嘴上说“尊孔”，心里却相信世界上有“邪术”。“马桶阵”之类的战法起自何时？不知道，《孙子兵法》似乎没有，读李零的《兵不厌诈》，也没有提到。但是，我想历史一定很长远，至少我在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中就读到相关的描写。《三国演义》写黄巾军施展“妖术”时间就更早。杨芳以镇压白莲教和大理教立功，而白莲教和大理教和后来的义和团一样，也是“会法术”的，不知“马桶阵”是不是有过成功的战例。
至于面具兵，宋国经模仿的是狄青。可惜的是当年狄青面对的是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或可让对方一时心惊，被打个措手不及，现在他面对的是已经进入工业社会的大英帝国，装神弄鬼肯定不灵了。不过，“面具兵”的历史一定比宋朝还久远。被称作戏剧活化石的傩戏，其实就多少保存了相关信息。
鲁迅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欧洲人称我们是野蛮人，我们不肯接受，实际细想一下，人家说的并不错。
如果好莱坞拍一部鸦片战争的电影，把马桶阵和面具兵拍进去，我们会不会接受？
马桶阵和面具兵当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类似的东西却未必绝迹。十多年前的严新，扬言能念咒语扑灭大兴安岭火灾，后来的李洪志声称念经治病可以不吃药，现在又有李一“活神仙”，一直都不缺信众。看来，许多中国人不信教，信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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