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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势使然/魏晋风度势使然/人间百善孝为先/富春严陵好归隐/(作者:郭彦全))

发布日期:2021-09-20 10:55:41 


                                     魏晋风度势使然
 
 
 
魏晋之际是一个战乱频仍、政治动荡,统治阶级之间互相残杀的年代。先是曹魏篡汉,之后是司马篡魏,均伴随着血雨腥风的争斗残杀。在这样一个年代里,笔杆子是不敢与枪杆子较劲的,人命如同蝼蚁之命,文人们稍有不慎,就会脑袋搬家,以致有“魏晋名士少有全者”之说。为了避祸之需,所谓“魏晋风度”就应运而生了。其表现方式有:
一是远离政治。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陶渊明。陶渊明曾当过七品小官,因不满官场黑暗,不愿奴颜婢膝伺候官场小人,而喟然长叹说:“吾不能为五斗米而折腰!”毅然解印辞官,归隐故里,过上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种豆刈草的生活。
一般来说,政治清明,文人们也想施展自己的才华,博取功名;政治黑暗,文人们则隐形遁世,远离罗网。这就是所谓用舍行藏。东晋的现实如此黑暗,诗人们只能把自己的美好理想寄诸于虚构的笔端,因而陶渊明虚构了一篇《桃花源记》。在这个虚构的社会里,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男女老少,和谐相处。人们淳朴好客,热情待人;这里“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环境优美。作者描绘的理想社会,与东晋的现实相去甚远,作者只能归隐遁世了。
另一名隐士孙登,以不言沉默,远离政治。他没有家眷,在山上掘土窟居住,夏天编草为衣,冬天披头散发,此人从不恼怒。有人试验把他推入水里,想看他到底会不会发火,结果孙登出水后就大笑起来。他从不多言,总是保持沉默。名士阮籍曾看望他,孙登不予理会;嵇康与他交游三年,问他有什么愿望,他也不会回答,让嵇康叹息失望不已。临别时,嵇康又问孙登:“先生真的没有什么话对我说吗?”孙登终于回答:“人都是有才分的,关键在于认清时势,以保全性命。你很有才能,可惜见识太浅,如今的世道怕是容不下你!”嵇康未听从孙登之言隐退,结果被司马政权所杀。可见,孙登是以沉默不言而避祸。
二是以酒避祸。酒既可以让人热血沸腾,情绪冲动;又可以麻醉人的神经,让人浑浑噩噩,不知今夕何夕。“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平生嗜酒如命,曾作《酒德颂》。《晋书·刘伶传》载其:“澹默少言,不妄交游”,“常乘鹿车,携一酒壶,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这种酒徒,别人如何奈何得了他。
另一位“竹林七贤”之一的名士阮籍,也是以酒避祸的高手。他处处以酒作掩饰,巧妙地蒙混了统治者。你看他出仕的目的也是为了喝酒。据说阮籍当面向司马昭请求出任步兵校尉,大家都觉得十分惊奇。因为这个官职一般由骁勇善战的武官来担任,阮籍作为一个弱不禁风的文士,何能担当此任。阮籍却回答道:“我听说兵营的厨房里储存有三百斛美酒,现在还没有合适的人来担当这一官职,我愿出任这一职务。”司马昭答应了他的这一要求。谁知阮籍上任后,草草应付完公事,一头扎进兵营厨房里清点存酒,并与刘伶等人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
《晋书·阮籍传》载,司马昭为了笼络阮籍,曾为儿子司马炎求婚,实行联姻。阮籍虽不愿意,又不敢显拒,于是用酒来解围。他连续大醉60天,让前来提婚的人没有机会张口,司马昭只好作罢,打消了联姻的念头。阮籍邻家有一个美貌少妇当垆卖酒,他时常光顾,并不拘礼度,常常喝醉了就躺在少妇脚下酣然入梦,也不在乎别人议论什么。魏晋之际的美酒,成了文人们政治斗争的工具,成了文人们伪装自己的道具。
三是佯狂避世。这些文人让人们觉得他们疯疯颠颠,神经极不正常。对一个神经病患者统治者觉得他们就不会有多少威胁,放松对他们的警觉和监视。例如,酒鬼刘伶,纵酒放达,常常脱得赤条条的,一丝不挂地躺在屋中。为此,别人讥笑他,他却说:我以天地为栋衣,屋舍为裤衣,你们自己钻入我的裤中,我何错之有?别人也拿他奈何不得。
阮籍则喜欢独自驾车,率性而行,走到无路可走时,则大哭一场。王勃《滕王阁序》中云:“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这种做法,也让人摸不着头脑。
一些文人还常常如疯子一样,不修边幅,“扪虱而谈”,居然成了当时的时髦美事。
四是吃药学仙。社会现实如此黑暗残酷,如何脱离呢?只有神仙不受人间的制约,所以一些文人们就服起药来,企图以此长生不老,成仙飞天。例如,何晏就吃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其成分为:石钟乳、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和一些其他的药。这种药吃了以后浑身发热,所以衣服不能多穿,要穿也需宽大一些,以便散热。
与何晏一起吃药的,还有王弼、夏侯玄这些名士。别人为了附庸风雅,也跟着吃起药来。如鲁迅先生所说,他们与名士的区别,只是能吃药但写不出诗来。
五是率性而为。《世说新语·任诞》中载:王子猷在大雪之夜,睡醒之后,开室饮酒,忽然看到四周银装素裹,一片皎洁,顿起彷徨之意,想起了好友戴逵。所以他决定雪夜乘船前往看望。由他所在的山阴到戴逵居住的剡溪,整整走了一夜。到戴逵门前时,王子猷决定返回。别人问他原因,他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六是清谈玄论。《老子》中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魏晋名士的这种玄学,特点是远离现实,玄而又玄,而又荒诞不经,一般人往往摸不着头脑。这种远离现实的“清谈”、“扯淡”,与世无涉。相对来说,当然要比那些愤世嫉俗、抨击现实的学说,对保全自己的生命来说,还是要保险得多。所以,魏晋之际清谈玄论之风极为盛行。东晋名士卫玠,幼年时,乘羊车入市,满城人竞相观看。长大后,又好谈玄理。但他体弱多病,其母常禁其言谈。遇有好日子,亲友请他谈玄,他所言入微,令人无不嗟叹。琅琊王澄名望很高,但每听卫玠之言,总是叹息绝倒。故时人云:“卫玠谈道,平子绝倒。”
这种空谈之风传染到朝廷执政者那里就不妙了。西晋大臣王衍,才华横溢,又擅长空谈,议论精辟透彻,神态从容潇洒,享有极高的声誉。特别是巧舌如簧,总是能自圆其说,别人称其为“信口雌黄”。然而当天下大乱时,他却力求自保,而后又决策失误,被没有什么文化的石勒捕杀。王衍也成为空谈误国的典型。
后东晋权臣桓温北伐时,在中原登临远眺,不禁感慨地说:致使国土失陷,中原百年来成为一片废墟,王衍等人逃脱不了罪责啊!
由此可见,清谈玄论,远离现实,用于自保尚可,而要用于治国,则必然误事,最终是国破家亡。
“魏晋风度势使然”,这个判断应该是不错的。当时的大势,造就了魏晋风度。“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些名士如果不是这样保护自己,而是积极参与政治,又不肯违心与统治者合作,那结局就会悲惨多了。
“竹林七贤”之首的孔融,对曹操非常轻慢无礼。曹操宣布禁酒,孔融就讥笑说:“天上有酒泉星,地上有酒泉郡,人有喜美酒之心,所以尧不饮千钟酒就不能成为圣人。况且夏桀、商纣王皆因女色而亡国,现在怎么不下令禁止男女结婚呢?”曹操打败袁绍,以袁熙妻甄氏赐曹丕,孔融写信对曹操说:“周武王伐纣,把妲己赏赐给了周公。”曹操以为孔融博学多识,见到孔融后就问他此事,孔融说:“我只是拿您讨伐袁绍来推测那时的情况,是想当然罢了!”一代枭雄的曹操怎能容忍别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嘲讽戏弄,终于借机将孔融杀了。孔融纯粹是“捋虎须”、“摸老虎屁股”,而缺少点魏晋风度的“云水之气”、风流洒脱而淌了血水。
嵇康生当曹魏末世、司马氏专政的时代。他是沛王曹林女婿,即曹操孙婿,本身就让司马氏政权放心不下,加之他又不愿趋附司马氏父子,对司马氏父子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鲜明地表达出自己的政治态度和刚烈个性,旗帜鲜明地得罪了司马氏政权。史载,有一天,嵇康与好友向秀一起在柳树下打铁为乐,司马昭心腹钟会邀集一群名士前来拜访。嵇康对他们的到来不以为然,仍然挥锤不辍,旁若无人。钟会站了一会儿,觉得十分没趣,转身要走,这时嵇康冷冷地说:“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钟会因此怀恨在心,不时地在司马昭面前进谗言。嵇康因吕安事件被司马昭逮捕下狱后,因为他的巨大声望,朝野震动,三千太学生上书以嵇康为师。有些名士为了表示抗议,愿与嵇康一同入狱,这给了司马昭巨大压力。而钟会则借机欲置嵇康于死地,力劝司马昭杀掉嵇康:“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故以康为虑耳!”并造谣说嵇康有谋反之意,嵇康终于被司马昭所杀。
孔融、嵇康之死,从反面证明了所谓“魏晋风度”对文士们的保护作用,那就是远离政治、放浪形骸、率性而为、疯疯癫癫,说一些不着边际的清谈玄论,方能苟活于世。
 
诗云:
莫言文士尚癫狂,魏晋风格势使然。
抱瓮醉眠谁可诬?扪虱乱语地天宽。
广陵曲散人心痛,向秀笛扬云水寒。
剑影刀光何奈我,精神自慰有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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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士风流众生相
 

 
 
人常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人生在世,由于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活经历、艺术追求的不同,而爱好也往往各不相同。文人雅士们的嗜好比较高雅,这与他们的艺术修养有关,也易为人们欣羡和追求。
晋代的王羲之酷爱鹅。《晋书·王羲之传》曰:“王羲之性爱鹅,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善鸣,求市未能得,遂携亲友命驾就观。姥闻羲之将至,烹以待之,羲之叹息弥日。”“又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如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其任率如此”。羲之为老妪杀一只鹅,而“叹息弥日”,并为换几只鹅而不惜为道士写《道德经》,可见其爱鹅之深。想必鹅对激发羲之的艺术灵感,会起到特殊的作用。
他的儿子王徽之,则极爱竹。《世说新语》载:“王子猷尝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埽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闭门不听出。王更以此赏主人,乃留坐,尽欢而去。”王徽之弃官退隐江宁山阴村后,亲自在屋子周围种满了竹子,并说:“何可一日无此君!”每天竹林之下,吹笙咏竹,其乐无穷。可见,他的爱竹,对他写字吟诗,肯定会有不少帮助。
宋代的名士米芾,则极爱石,甚至不惜拜石。据说有一次,他在任无为州监军时,见衙署内有一立石十分奇特,就高兴得大叫起来:“此足以当吾拜。”于是命令左右为他换了官衣官帽,十分虔诚地手握笏板跪倒下拜,并尊此石为“石丈”。他听说河岸边有一丑石,就令人移至州府衙内,拱手跪拜于地:“我欲见兄二十年矣!”米芾的拜石,是为了画石,在艺术上追求更高的造诣。
清代的另一位爱竹文士郑燮,也十分痴迷竹子。他在诗中写道:“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他爱好竹子的目的,是为了画好竹子;而为了画好竹子,可以说朝思暮想,边画边思,由生到熟,又由熟到生……进行了多年的艰苦探索,这是他画竹成功的必由之路。
对文士们的雅好,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高雅的,也有低俗的;有利于艺术和他人的,也有纯粹是自己的一种癖好,说不上有什么价值。
如名列“建安七子”的王粲,才高八斗,名重当时,却雅好学驴叫。他后来死于瘟疫,曹丕十分痛心。曹丕带领众人把他安葬后,对大家说:“仲宣(王粲字)平日爱听驴叫,让我们一起学驴叫,为他送行吧!”于是整个墓地一片驴叫之声,煞是壮观。王粲的这个爱好就与他的文学创作毫不相干了。
前面提到的宋代的米芾又是个“洁癖”。据说每天饭前要洗手十七、八次,还专门制作了一个带长柄的盛水容器,每次洗手前,让仆人倒水出来,冲洗双手。他平日不吃鸡蛋,据说害怕鸡蛋里面渗入鸡屎。元代的大画家倪云林,也是一个有“洁癖”的人。他喝水极为讲究,非山泉水不喝,每天需专门雇一挑夫到山中挑水。尽管路途遥远,也不允许挑夫换肩。前面桶里的水用来煎茶,后面桶里的水则用来洗脚。别人问他为何这样处理?他说,后面桶里的水害怕挑夫放屁,沾染上屁味儿,只好如此处理了。真是讲究得可以。
他们的这种爱好,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但有些人的爱好如果让人仿效就不好了。比如争豪斗富、奢侈之风等。象石崇与王恺斗富,不惜炫富、逞富、斗富,一味地以富为荣,而这种财富不少又是不义之财,为富不仁,属于巧取豪夺,就有害于社会了。如果这种社会风气大行其道,则必然使人们对“孔方兄”顶礼膜拜,导致金钱至上,道德沦丧。
被杜预称为有“钱癖”的和峤,就十分爱财。和峤虽是晋代的名臣,但被人诟病的就是他的爱财。《世说新语》中载,和峤性情极为吝啬。家里有棵好李子树,大臣王济想问他要些李子种子,和峤也只给他几十粒。王济十分恼怒,借他上朝之机,率领一群少年,手持利斧闯入和峤家的园林中,吃饱后砍倒不少李树,并拉了一车树枝送到和峤那里。王济还问和峤:“这些与你的李子比起来如何?”和峤听后,只是苦笑而已。
还有西晋名士王戎,也十分贪财,积钱无数。每每用象牙筹码,昼夜不停地算计家产,还常常以为不足。女儿嫁人时曾借他数万钱,时间长了仍然未还。后来女儿回家看他,见父亲脸色十分难看,就赶忙把钱还了,王戎脸上才有了笑容。他的侄儿结婚,王戎送了一件单衣,结完婚后又把单衣要了回来。王戎家有棵好李树,常对外出售果实,又怕别人得了树种。于是卖出李子前,先要把核抠出来,其爱财到了如此地步。
一些清谈之士,虽然爱财,但他们口中却不轻易说出“钱”字来,以示其清高脱俗。《世说新语》中载:“王夷甫雅好玄远,常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阂行,呼婢曰:‘举且阿堵物’。”爱钱而不说钱,真是一个活脱脱的伪君子。
魏晋之际文人们的清谈玄论,坐而论道,也不是一种好的现象。这种雅好清谈的代表人物有王弼、何晏、阮籍、嵇康、向秀、王衍等。《晋书·儒林传》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清谈的误国误民误事:“有晋始至中国,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玄虚……遂使宪章驰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就因为社会崇尚空谈,而使宪章废弛,外族乘虚而入,京城沦陷,清谈祸莫大焉!
清谈大家王夷甫被石勒抓住后,想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并趁机献媚于石勒,劝其当皇帝,以求自己活命。但石勒却不领情,轻蔑地对他说:你年轻时就名闻四海,登临朝堂,肩负重任,今天却说出这样的话来。今天下大乱,全是由你们这班人引起的。于是连夜就把俘虏的贵族大臣全部杀死了。王夷甫之流终于为自己的清谈误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事实上,有的文人雅士们的癖好只是为了避祸所需,是他们逃避社会现实、保全自己性命的武器。如“七林竹贤”的刘伶与阮籍等人,他们生在社会动荡、政治黑暗的时代,先是曹魏篡汉,后是司马氏篡魏,再后是“八王之乱”。如此复杂多变的政局动荡,当一个醉得一塌糊涂的人要比当一个政治上清醒、又不愿昧着良心与统治者合作的人,对保全自己的性命来说要保险得多。其实阮籍的内心则是十分清醒和痛苦的,这有他的82首《咏怀》诗为证:“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黑暗的政治现实让他夜不能寐,忧思伤心,但他在人们面前不能有一丁点表露,否则就有生命之忧。而他的好友嵇康,则说了几句清醒的不该说的话,袒露了自己的心迹,结果惨遭司马氏集团杀害。
当然,文人雅士们的爱好,也反映了自己的志趣与情操。比如陶渊明爱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花凌霜傲寒,百花萧瑟后,独自开放,契合了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孤傲不羁的性格。北宋周敦颐喜爱莲花,专门写了《爱莲说》名篇,在文中称赞了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的美好形象和品质。清代郑燮爱竹,并以咏竹而抒发自己的志趣情操:“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与其说作者爱竹,还不如说爱竹之扎根深山,不畏千磨万击,不为狂风肆虐,坚强挺立,不屈不挠的性格和品质。诗人们把菊花、莲花、翠竹等,描写成美好形象的象征,具有深刻的寓意。
对文人名士的雅好,也不乏有追逐者。《后汉书》中说,东汉名士郭太,身高八尺,容貌魁梧,名重一时。有一次外出旅游时遇雨,头巾沾湿,一角折叠。时人见之,争相仿效,纷纷折巾一角,成为时髦,人称“林宗巾(郭太字林宗)”。郭太不经意间偶一为之,倒成了追星族仿效的榜样。
东晋的重臣名士谢安,因患有鼻疾,发音时鼻音重浊。这本来没什么值得炫耀,但由于谢安位高而名重,他的一举一动,都会令不少人东施效颦。他的这种病态的发音,竟成时髦,被称为“洛下书生咏”,相当于全国的普通话了,真是歪打正着。
一般来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方面因为当时残酷的政治现实,使名士们纷纷远离政治,消极避世,打破了官场清规戒律的羁绊,率性而为,追求本我,张扬个性;另一方面又因为这种率性、纯真、自我、真情的追求,反倒使人性的本质不经意间得到释放、诠释和张扬。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作为封建社会的名士,他们的追求中还有许多不健康的东西需要扬弃。
 
诗云:
文人东晋最风流,鹅叫驴鸣各所求。
绝口无谈阿堵物,终生却被利名囚。
玉颜能令人瞧死,玄论直迷众颂讴。
敌寇俘获频献媚,沉沦华夏儒生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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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间百善孝为先
 
 
 
宇宙之间,万类万物,飞禽猛兽,虎豹鱼虫,皆有父爱母爱,这样才能保证其后代绵延不绝。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母虎为了保护幼虎免遭敌口,总会小心翼翼地用嘴叼着幼虎,东躲西藏,把幼虎隐藏在不易被敌人发现的地方。当幼虎丧命于其他猛兽之口时,母虎撕心裂肺的哀号怒吼之声,令人闻之心碎。还有的动物为了保护幼兽,父母们往往会奋不顾身,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迎战凶恶的敌人而毫无惧色。一头母长颈鹿为了保护刚刚出生的幼鹿,独自面对十几头凶狠的狮子发起的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并把这些兽中之王追赶得落荒而逃,这种战斗一直延续了几个小时。因此,鲁迅先生《答客诮》诗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诚如斯言也。
动物尚且如此,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提倡孝悌、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父慈、母爱、子孝,兄弟和谐,姊妹友爱,夫妻互敬,邻里和睦等,是社会大家庭稳定和睦的基础。所以,“以孝治天下”,成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治国纲领,朝廷甚至把孝敬父母、做事廉政的人作为选拔提携官员的一个重要标准。历史上很多名人如曹操等都曾被举孝廉。人们常说:“百善孝为先”,就是把孝提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
历史上以孝悌著称者数不胜数,他们的事迹被广泛地铭记史册,成为人们学习的楷模,不少人还被皇帝亲自褒奖,风光无限。
先看看幼年孝悌者。汉代大儒孔融,自幼聪颖,4岁时就能背诵很多诗赋,而且又十分懂得礼节。相传有一天父亲买了一些梨回家,特地拣了一个最大的给孔融,孔融摇摇头,专门拣了一个最小的梨给自己,说:“我年龄小,就应该吃小梨。把大的给哥哥吃吧。”父亲听后十分惊喜。孔融让梨的故事也越传越广,并被写进了课本:“融四岁,能让梨”,成为历代父母亲教育子女谦让有礼的生动教材。
还有东吴时的陆绩,6岁时随父亲在九江拜见袁术。袁术以柑橘招待他们。幼小的陆绩觉得柑橘味道甜美,于是暗藏三个于胸前。不料在辞别袁术行礼时,胸前所藏之橘洒落于地,袁术好奇地问他:“你来我处做客,为什么还要怀揣柑橘而去呢?”陆绩回答道:“大人橘味甘美,我想带几个给母亲尝尝。”袁术听后对陆绩的孝心大加赞扬。
“缇萦救父”的故事也流传甚广。《史记》记载:“文帝四年中,人上书言意,以刑罪当传西之长安。淳于意有五女,随而泣。意怒,骂曰:‘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于是少女缇萦伤父之言,乃随父西。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称其廉吏。今坐法当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道莫由,终不可得。妾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书阅,上悲其意,此岁中亦除肉刑法。”大意是说,汉文帝四年,有人上书告了官吏淳于意一状。当地的官吏欲判他肉刑,并要把他押解到长安受刑。淳于意只有5个女儿,知道此事后大家只会哭泣。淳于意发怒骂道:“生孩子不生男孩,遇到急事没有能用上的!”少女缇萦听到父亲的话十分悲痛,于是随着父亲来到长安。缇萦上书说:“我的父亲为齐地官吏,齐地人都称他为官廉洁公平,今天他犯法当受肉刑。我深深感到死者不能复活而受刑后肢体不能复全,虽想改过自新,却没有办法,最终也不能如意。我愿当官奴,以赎父亲的刑罪,使他能够改过自新。”文帝看完书信后,十分悲伤同情缇萦,这一年中就废除了肉刑法。看了这段故事,不由令人心生感慨:“谁说女子不如男!”
父母在哺育子女中含辛茹苦,极尽艰辛,因而子女们孝敬父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历代围绕这方面的故事不胜枚举。元代曾编辑《二十四孝》一书,并配有图画,故又称《二十四孝图》,成为古代流传甚广的宣扬孝道的通俗读物。
西晋时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就流传甚广。史载王祥早年丧母,受继母朱氏的排斥,朱氏多次在王祥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使父亲也不喜欢王祥。尽管如此,父母有病时,王祥还是竭尽全力地照顾,常常衣不解带,熬药煎药端到二老面前,并自己先尝冷热。有一年冬天,继母想吃新鲜活鱼,然而此时天寒地冻,王祥就不顾寒冷,解开自己的衣服,躺卧冰面,正要剖冰捕鱼时,冰忽然自己裂开,并有两条鲤鱼跳了出来,王祥便带鱼而归。这就是王祥孝感天地、卧冰求鲤的故事。还传说,王祥的继母想吃烧烤的黄雀,于是有数十只黄雀飞入他家帷帐,王祥就以此孝敬继母。乡里人惊叹不已,认为是王祥孝心感动了上天神灵,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还有后汉时齐国临淄人江革,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其时天下大乱,盗贼蜂起,民不聊生,江革被迫背井离乡,带着老母逃难。沿途凡是能充饥的东西,如野菜、树叶之类,他都要先给母亲吃,自己则常常饿得眼冒金星。有一次路上遇到饥肠辘辘的盗贼,他们准备用江革来充饥。江革十分悲伤地向盗贼们求诉:“求求你们放了我吧,我的老母只有我一个儿子,你们把我吃掉了,老母怎么活呢?”盗贼们见江革如此孝顺,就放过了他。后来母亲去世后,江革哭得死去活来。他在母亲的坟墓前搭了一个茅草屋,守孝整整三年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坟墓。之后步入仕途,颇有政绩,官至谏议大夫。封建社会往往“学而优则仕”,江革可以说是“孝而优则仕”的典型了。
再有西晋时人王裦,其父王仪在参加司马昭主持的讨论一场战争失利的责任时,说司马昭应负责任而得罪司马昭被杀。王裦痛感父亲死于非命,终身不向西而坐以表示不向朝廷称臣。朝廷几次征召做官,他拒不应征。王裦又是出名的孝子。他在父亲的坟墓前盖房居住,早晚都到墓前跪拜,并抱墓前柏树痛哭,以致柏树为之枯死。其母生性怕雷,母亲去世后,每当打雷,他都会来到母亲的坟墓前说:“王裦在此!”后家乡将被攻陷前人们纷纷外出避难,王裦考虑到父母坟墓无人照看,拒绝外出而被杀。
在平时行孝或许好办些,但在生死攸关的紧要时刻,能够大义凛然,做出孝善之举,则实属难得。
三国时河南人张范,他的儿子张陵和弟弟的儿子张戬被山东的贼人抓获。张范直接找到贼人要求放掉两个孩子。贼人起初只同意放掉一个,于是就想把张陵交给他,张范却出人意料地谢绝了。说:“爱子心切,人之常情。你们把我的儿子归还给我,已经够意思了。但我可怜张戬年龄太小,请留下张陵把张戬还给我吧。”贼人一听张范的话,十分感动张范的情义,就把两个孩子都还给了他。真是善有善报。
还有西晋时山西临汾人邓攸,7岁丧父,后来母亲和祖母也相继去世。邓攸服丧9年,以孝闻名于世。后在战乱中,挑着自己的儿子和弟弟的儿子逃难赶路,敌人追赶甚急,他考虑如果挑着两个孩子赶路,难免耽误时间,最后谁都逃不脱。于是他对妻子说:“我弟弟早已去世,只有这一个儿子,不能让他绝后。现在只能把我们的儿子扔掉赶路。如能安全逃脱,我们以后还可再生孩子。”妻子虽然悲痛,但还是狠心把自己的孩子扔在路上了。邓攸之后也一直未能生孩子。邓攸弃子的故事影响很大,唐代著名诗人元稹曾在《遣悲怀》诗中写道:“邓攸无子寻知命”,以此形容命运捉弄的情形。
子女们的孝顺归根到底得益于父母亲的谆谆教诲和言传身教。在遇到生死关键时刻,一些父母亲为子女作出了榜样,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东汉时张俭因得罪宦官,朝廷四处张贴告示捉拿他,并宣称有敢于窝藏者与张俭同罪,张俭被迫东藏西躲。有一日,他投奔朋友孔褒,恰巧孔褒不在家,弟弟孔融接待了张俭,把他藏在自己家中好几天。但还是走漏了风声,张俭只好告别孔融继续逃命。张俭走后,官府把孔褒、孔融两兄弟抓起来问罪:“张俭是朝廷的要犯,你们谁窝藏他的?”孔融答道:“是我收留他的。”孔褒听后连忙说:“张俭是我的朋友,他是来投奔我的,我弟弟年幼无知。朝廷要治罪那就治我吧。”两个人争了起来。一时间官府也没了主意。于是他们就问孔母。孔母说:“我是一家之主,孩子们都还年幼。家里出了事,自然要由家长来承担。你们还是把我投入监狱吧!”三人争着入狱,官府只好把情况上报,最后朝廷下令治了孔褒的罪。孔家可谓满门忠烈,令人钦佩。大人们关键时刻的言传身教,子女们的无私无畏,成就了这一段历史佳话。
总之,从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提倡的“以孝治天下”,到今天我们提倡尊老爱幼,中华民族孝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回到文章开头时飞禽猛兽尚有母爱的话题。每当看到儿女不孝,导致老父老母露宿街头,或儿女与父母、姐弟之间争夺财产,不惜撕破脸皮,甚至对老人拳脚相加的情形时,真觉得有些子女们枉披了一张人皮,其行为真是禽兽不如啊!
 
诗云:
百善应需孝领先,和谐孝悌颂千年。
卧冬鱼鲤融冰出,抱柏哭声伴母眠。
橘落方知髫子孝,冤申谁比女儿贤。
爱童敬老神州倡,和睦春风拂大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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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春严陵好归隐
 
 
 
山顶黛色参天,堆烟叠翠,掩翳着飞檐高阁、粉墙黛瓦、苍松翠柏……山下富春江水澄澈碧绿,蜿蜒流淌,一叶小舟自在漂浮……在这风景如画的富春江畔,翠绿之中,隐藏着千古钓台——这就是两千多年前高士严子陵隐居垂钓的地方。这个地方也成了看破红尘的历代清高之士憧憬向往的地方。
东汉的严子陵,本与汉光武帝刘秀是老同学。刘秀称帝后据说三次遣使寻访严子陵入京城,严子陵只好到京城与老友刘秀叙叙旧。刘秀对他好生款待,晚上还留他同榻共眠。不拘小节的严子陵,睡觉也不老实,一条腿竟然搭在了刘秀的肚皮上。害得第二天一早太史官匆匆上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刘秀还让严子陵当谏议大夫,无奈这位老同学却不买账,执意要隐居富春江畔,刘秀也不好强人所难。最后严子陵“披羊裘钓泽中”,躬耕于富春山,了此一生,成就了他山高水长的千古高名。
严子陵为何不愿出来做官,他的心情我们不得而知,也无须暗加猜测。稍加分析,历史上的一些隐士之所以隐居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是以隐待时。封建时代文人们有所谓用舍行藏之说。当天下清明、君主有道时,他们就“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想为国效力,自己也博取功名;天下政治黑暗、君主无道时,他们就会隐藏于高山大泽,以待时机。西周时周文王立志推翻殷纣王的暴政统治,而苦于身边缺少能够统筹全局、出谋划策的谋士。有一天,文王外出打猎,在渭水支流磻溪边遇见一位垂钓老人。此人须发皆白,看上去足有七、八十岁年纪,他一边垂钓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愿意的快来上钩吧!愿意的快来上钩吧!”仔细一看,他用的鱼钩是直的,根本钓不上鱼来。文王觉得很奇怪,就上前与他攀谈起来。刚讲几句话,文王顿时觉得这老头上知天文、下识地理,顺天应时,特别是老头认为商纣王暴虐无道,应有贤明的领袖站出来推翻他。文王听后,正中下怀,就恳切地对老头说:“我期待您很久了,请跟我们回京城吧!”老头就与周文王一起回到城里,被文王委以重任。这位老头就是姜尚、姜太公。他宰过牛,卖过酒,但都亏了本,因而就垂钓于磻溪等待英名贤主的出现。后来,民间产生了一句歇后语:“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然而,姜太公本意不是钓鱼,而是钓三公高位,最后如愿以偿。
二是以隐明志。商末伯夷、叔齐本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他们对商纣王的暴政十分不满,因而不与商纣王合作,隐藏于渤海之滨,等待着清平盛世的到来。他们听说周文王是一位有道德的明君,就前往周朝。然而等他们到来时周文王已经去世,周武王即位。武王听说二人的贤名,就派周公姬旦前去迎接,并给他们二人准备了优厚的俸禄和官职。此时周朝上下正在厉兵秣马,准备用武力推翻殷纣王。伯夷、叔齐看到这种情形,就对周公说:这不是我们两人追求的那种仁道。当周武王抬着父亲的棺材誓师伐殷时,他们又拦住武王的马头进谏,竭力劝止这场战争。武王身边的人要杀伯夷、叔齐,被吕尚劝止了。当周武王灭商成功后,被推举为天下宗主。伯夷与叔齐以归顺西周为耻辱,决心隐居明志,就在首阳山隐居,不再吃西周的粮食,以表明自己反对西周的坚强决心。他们整天以野菜为食,维持生命。周武王派人请他们下山,并答应以天下相让,他们也不为之所动。有一次,一位山中的妇人对他们说:“你们不吃周朝的米只吃山中野菜,可是山上的这些野菜也是周朝的啊!”这句话提醒了他们,一连七日连野菜也不吃了,最后饿死在首阳山脚下。历代文人墨客对伯夷、叔齐的这种凛然气节崇敬有加,留下不少歌颂他们的诗篇。
三是以隐泄愤。春秋战国时晋文公重耳做公子时,因为宫廷内乱、被迫在外流亡19年,后来在秦穆公的大力扶持下回国当了皇帝。当他逃难时,介子推等人一起陪同。特别是有一次没有吃的东西,介子推就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给重耳吃。但晋文公登上帝位后,“介子推不言禄,禄也弗及”,论功行赏时,别人都得了赏赐,唯独忘掉了不言禄的介子推。介子推非常气愤,回家后就同母亲谈起了这件事。母亲也劝他找晋文公谈谈,以得到自己应有的俸禄。介子推回答说:“我不能像一些人那样做,如果效法他们,罪过就大了。而且我发出过怨言,不吃国君的粮食”。母亲又劝他让国君知道这件事,介子推回答说:“语言不过是装饰人的志向的工具,人都要隐藏了还说这些干什么?如果说就是为了显露自己罢了。”深明大义的母亲说:“如果你真能隐居,我陪你一起去。”于是母子两人隐居在山西绵山一直到死。介子推的隐居,一方面反映了他对晋文公的不满,“当年割股君先忘,此日登基禄未提”,晋文公后来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因而把绵山作为介子推的封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介子推节操清高、鄙弃功名、不奸伪欺诈和同流合污的优良品质。
四是以隐避祸。战国时的张良,与萧何、韩信等人一起辅佐刘邦打败项羽,在建立西汉王朝中立下赫赫功名,被封万户侯,曾被刘邦称为“汉初三杰”之一。正当此时,张良却格外清醒:“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震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从此辟谷养生,寻仙学道,不知所终。范蠡和张良的归隐,乃是智者之举,保全了自己的名节和性命。封建社会统治者往往是“兔死狗烹”,建立新王朝后就会大杀功臣,以利自己子孙们的统治。与范蠡一起建立功名的文种,与张良同为“汉初三杰”的韩信,后来均成了统治者的刀下之鬼。因此,识时知命,见好就收,归隐江湖,全身而退,是这些功臣最好的选择了。
此外,还有不少的文人雅士是以隐避乱。比如三国时的诸葛亮,27岁时随叔父躲避战乱而隐居于湖北襄阳的“古隆中”,直到刘备“三顾茅庐”才出山,之后“两朝开济老臣心”,为建立、巩固和发展蜀汉政权立下赫赫功名。封建时代战乱频仍,为了躲避战乱而隐居的高人雅士不胜枚举。
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在《佳人》一诗中云:“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说明了生活环境对人和事物的影响。“天下名山隐士多”,范蠡泛舟于波涛荡漾、云水氤氲的五湖烟月,严子陵隐居于浙江桐庐山高水清的美丽的富春江畔,陶渊明躬耕于故乡田垄,过着采菊刈豆的安逸生活,林逋则隐居于胜似天堂的西湖之侧,过着“梅妻鹤子”的清高生活。这些文人雅士,隐居使他们过上了心境坦荡、超然物外的生活。“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古今多少事,只付笑谈中”,因而厌恶腥风血雨的社会争斗,看淡功名利禄的诱惑。文人高士都热衷于这种清高静谧、与世无争的隐士生活。如唐代张志和,自号“烟波钓徒”,其《渔父词》云:“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渔父的这种生活,不知迷倒多少文人墨客。
隐士们往往以清心寡欲、清高淡泊、清白廉洁著称于世,并受到了人们的尊重。当统治者们为了做到所谓“野无遗贤”、获取求贤若渴的好名声和实惠利益时,一些目的不纯的假隐士就应运而生了。
《新唐书·卢藏用传》载,唐代读书人卢藏用,因为未考中进士,就和兄长一起隐居于终南山中,学习气功,练习辟谷。由于隐居终南山,获得了清高贤名。唐中宗时被征召入朝做官,曾担任左拾遗、工部侍郎等职。因为隐居多年,当时被人称为“随驾隐士”。其时有个道士司马承祯与卢交往多年。有一次,皇帝召司马承祯到长安说法,返回时卢藏用为他送行。卢藏用就指着终南山暗示说:“此山中有很多绝佳之处,你何必远去呢?”不料司马承祯却不吃这一套,回答道:“以我看来,终南山不过是入仕做官的捷径而已。”卢藏用面露愧色,一时语塞。此后,“终南捷径”就成为讥讽那些假隐、热衷功名读书人的代名词。
东晋高僧竺潜,佛法高明,信徒甚众。但他却偏爱出入宫廷,游走于权贵之间,并为当时皇帝所看重,被人们称为“方外之士”。有人嘲讽他“道士何以游王宫?”他回答道:“你自看其为王公朱门,贫道却视为蓬户。”这个道士当然属于凡心未净、六根未除,身隐而心不隐之流。
还有宋代人种放,隐居于终南山中。朝廷屡次召他出山,但是他经常在京城住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到山林里。因此,人们讥讽他有“出处之迹”。得到皇帝宠幸之后,他喜欢乘坐华丽的车舆,爱穿华贵的衣服,并买地置田,纵容手下人为非作歹。这也是走“终南捷径”的成功者。
更为可笑的是,因为隐士有清高的贤名,一些统治者还故意制造假隐士以获得好名声。东晋野心家桓玄,篡晋称帝后,觉得历朝历代都有隐士,偏偏东晋现在没有,觉得脸上无光。就派人找到西晋著名隐士皇甫谧的六世孙皇甫希之,先让他隐居山林,朝廷为他提供各种费用,再征为著作郎,然后又指使皇甫希之故意推辞不受,称之为高士。时人把这种隐士戏称为“充隐”。
即使对历史上真正的隐士,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他们清心寡欲、鄙弃功名利禄、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精神,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当异族入侵、国土沦陷、生灵涂炭,国家正值用人之际时,隐士们却一拍屁股走人,隐身于名山大川,歌吟风月,徜徉山水,则是不值得提倡的。宋代爱国诗人文及翁曾在《贺新郎·游西湖有感》中写道:“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就是讥讽那些国难当头时只知道于名山秀水之中赏梅吟菊的清高之士,都像他们这样国家江山就岌岌可危了!
 
诗云:
披裘垂钓隐湖中,不钓高官只钓名。
一脚偶搭皇帝腹,千秋独享隐贤荣。
夷齐无智忌周粟,介子知君葬火丛。
万古钓台巍耸立,无言脉脉映苍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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