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自律执法严
廉洁自律是为官之本，因为从古至今各级官员手中都掌握有一定的权力。管理不好自身，就不可能正确地对待权力，为老百姓服务好。古代官吏在廉洁自律方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严格要求自己，做到以身作则。《史记·循吏列传》中记载，晋文公时司法官李离，因为误听案情而杀错了人，就把自己关押起来判了死罪。晋文公对他说：“官有贵贱之分，罚有轻重之别。下面的官吏有过失，这不是你的罪过啊。”李离回答说：“我担任的官职是长官，并未让位给下级官吏；享受的俸禄也比较多，也不与下级官吏分利。今日我错误地听从了下级官吏的汇报而杀错了人，转嫁其罪于下级官吏，是没有听到过的。”他推辞而不接受晋文公为自己开脱的命令。晋文公说：“你如果自认为有罪，难道朕也有罪吗？”李离回答说：“法官判案根据法律，错误地判刑就应该给自己判刑。因为过失判人死罪，自己也应当受死。您以我能够探索一些细微的细节来判决疑难案件，所以使我担任法官。今日我错误地听取下级法官的汇报而杀错了人，罪责应当是死罪。”因而不接受晋文公的命令，用剑自杀而死。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法官，李离严格要求自己，在皇帝为自己开脱的情况下，仍然以身殉法，坦然赴死，其精神和行为难能可贵，令人肃然起敬。
《后汉书》记载，西汉末年的孔奋，遭遇王莽篡汉天下大乱，同母亲和弟弟避乱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将军窦融，令孔奋担任议曹掾，成为镇守姑臧的行政长官。八年后，又赐爵关内侯。这时只有河西这块地方还算安定，而姑臧又被称为富庶的地方，物资与羌胡互通。担任这个县的长官不满数月就可以积聚不少钱财，而孔奋在这里任职四年，财产没有增长。他孝顺母亲，生活简约，与妻子儿女同吃菜茹。其时天下大乱，士大夫大多不修节操，乘乱发财。只有孔奋力行清正节操，他的行为令众人讥笑。有的说他身处脂膏肥美之地而“不自润”，白白地辛苦为官。后来陇蜀平定，河西守令全被皇帝征召，这些人财货装满车辆，浩浩荡荡，塞满道路。只有孔奋单车上路。官吏和百姓们纷纷议论说：“孔奋清廉仁贤，全县都受到恩惠。今天离职，我们应报答他！”于是竞相送车马器物千万以上，追送孔奋。孔奋只是表达谢意，一无所受。孔奋身处乱世，又官居物产丰富的姑臧之地，唯独自己“不自润”，因而感动了当地的官员和百姓，纷纷为他捐资相送。证明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
晋代吴隐之，出身贫寒，为官清廉。他当晋陵太守时，妻子还经常打柴背薪。他把俸禄全分给自己的亲戚和族人。冬天时竟然连被子也没有，洗衣服时没有替换之衣而披着棉絮。他的勤劳贫苦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两样。在担任广州刺史时，曾经路过一处名叫“贪泉”的地方，传说只要人们喝了贪泉之水就会变得贪得无厌，而前几任广州刺史在任期间都滥用财物。吴隐之却决心喝贪泉之水以明志。他喝完贪泉之水之后，赋诗云：“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他决心效法春秋时伯夷、叔齐这样的清高之士，做一个清正廉洁的官员。
他在职期间，“清操踰厉”，经常以青菜、干鱼为食，家人以纺织而维持生计，妻子从来没用过他的俸禄。有时极为困难时，吃饭三顿并作两顿，其穷困清贫如此。卢循侵犯南海时，抓住了吴隐之，后来刘裕令卢循放掉他。等到他装船返家时，船上没有多少东西。到家之后，只有数间小宅，房屋简陋狭窄，用篱笆围着。内外茅屋加起来共六间，连妻子儿女都住不下。刘裕想赐他车马，为他修葺房屋，被他坚决推辞。
吴隐之的女儿出嫁时，当时的高官谢石考虑到他的家境贫困，就让家中的仆人去帮助料理婚事。仆人去吴隐之家里时，吴隐之家的婢女正准备牵一只狗去卖钱。此外，再无什么可当嫁妆。吴隐之在外地任职转任时，他的妻子带走当地的一斤香料，他发现后，立即把香料投于湖水。他的这种清正廉洁的行为多次得到朝廷的嘉奖和表彰。
清代的廉吏于成龙，出仕以来历任知县、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司、巡抚、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因为政绩卓著，三次被朝廷评为“卓异”，被康熙皇帝赞誉为“天下第一廉吏”。
他在湖北任职期间，以糠代粮，把自己节余的口粮、俸禄救济给灾民。因此，老百姓在歌谣中唱道：“要得清廉分数足，唯学于公食糠粥”。为了规劝富人解囊行施，他自己以身作则，把仅剩的一匹供骑乘的毛驴也变卖，得银10余两，施舍一日而尽。他奉调离开湖北时，只有一捆行囊，两袖清风，沿途以萝卜干为干粮度日。
二是拒收贿赂。无论是古代官员，还是现代官员，手中均握有一定的权力，亲朋好友、社会各色人等千方百计地接近你、靠近你，用金钱物品贿赂你、讨好你，从而使官员不能公正地利用自己的权利，服务于老百姓。因此，拒收贿赂，这是对官员从政的严峻考验。
李贽《初谭集·廉勤相》记载，公仪休是鲁国的宰相，并特别喜欢吃鱼。整个国家的人民争着买鱼而献给他，公仪休不接受。他的弟弟劝他说：“你特别爱吃鱼又不接受别人送来的鱼，为什么呢？”公仪休回答说：“我特别好吃鱼，所以不接受别人送鱼。假如接受了别人送的鱼，就必定会看别人的脸色；看别人的脸色，将会枉法；枉于法，将会免掉我的相位。虽然我特别喜欢吃鱼，免掉相位后别人就不会给我送鱼，我又不能自给鱼。假如不接受别人给的鱼而不被免掉相位，我就能长久地自给鱼。这就是依靠别人不如依靠自己；让别人为自己不如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啊！”
公仪休不愧为鲁国的宰相，他能从别人送鱼这一件小事中体悟出深刻的道理，即自己怎样做才能长久地吃到鱼，可谓目光远大，见解深刻，颇含哲理，发人深思。如何处理好合法利益和非法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值得每个统治者认真思考。有些人“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抓到了芝麻而丢掉了西瓜，贪图眼前的蝇头小利而丢掉了远大前程，都是失败者。公仪休如果只顾眼前利益和非法利益，接受了大家的贿赂，最终结果是官职和鱼都将丧失。这就是事物的辩证法。
东汉时大儒杨震，人品文品均属一流，而且为官清廉。他由荆州刺史调任东莱太守时，在昌邑住了一个晚上。昌邑县的县令王密是由杨震举荐而为茂才的。他得知杨震夜宿昌邑就前去拜访他，晚上他怀揣10斤黄金要送给杨震。杨震对他说：“老朋友我了解你，你却不了解我这个老朋友。这是为什么呢？”王密回答说：“深夜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杨震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惭愧地退了出去。
杨震生性公廉，不接受因私拜访者。他的儿女子孙也都蔬食步行，生活十分简朴。一些故旧长辈们劝他置买产业，杨震不答应。说：“使后世人们说他们是清官的子女，把这些传给他们，不也是十分厚重的礼物吗？”他的儿女们也未辜负其父的言传身教。其子杨秉，也像他的父亲一样，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曾经说：“我这一生有三不惑，不为酒迷惑，不为色迷惑，不为财迷惑”。作为一个官吏，不应干那些偷鸡摸狗的行贿受贿之事，自以为这些事“人不知、鬼不觉”，而是要时时提醒自己，“举头三尺有神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以此自省、自警、自励、自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明代的周新，曾担任监察御史一职。任职期间，嫉恶如仇，铁面无私，直言敢谏，不畏权贵，因而被人们称为“冷面寒铁”。他还是一位清正廉洁的官吏。在拒收财物方面，也有独到的做法。据说有人为了和他拉上关系，以便日后给予照顾，就送给他一只烧鹅。他却让手下差役把烧鹅公开悬挂于公堂前，只要有人送礼讲情，周新就指着烧鹅以示告诫。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敢给他送礼贿赂。我们现在的一些干部，当亲朋好友、同乡同事送礼时总是抹不开面子，很容易被糖衣炮弹击中，接受第一次贿赂后又一发不可收拾，最终走上了犯罪道路。如果能像周新这样，对送礼者做到“冷面寒铁”，把礼品悬于公堂，肯定也会收到奇效。
三是正确对待亲情，秉公执法，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封建社会的官吏，不仅有行政大权，而且还掌握着司法大权，代表着法律的权威性。一般来说，贪赃必然枉法，枉法归咎于贪赃，二者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衡量官吏是否是一个清官，能否秉公办案也是一个检验的标准。
《史记·循吏列传》载，石奢是楚昭王的宰相。他为人坚强正直廉洁，从不徇私畏避权势。有一次他在县城行走，看到道路上有杀人者，就追了上去，一看杀人者是他的父亲，于是放掉了父亲而把自己捆绑起来。他告诉楚昭王说：“杀人的是我的父亲啊。假如惩办父亲来确立为政之道，这不是孝顺的行为；废弃法律而放纵犯罪，这不是忠贞的行为。所以，我罪应当死。”楚昭王对他说：“你追赶罪犯而没有追到，不应当承担罪名。你还是继续处理政事吧。”石奢说：“不偏袒自己的父亲，不是孝子；不奉行国家制定的法律，不是忠臣。大王赦免我的罪行，是君王对我的恩惠；我伏罪而死，是我履行职责。”于是不接受楚昭王赦免的命令，拔剑自刎而死。维护法律权威还是坚持孝道，这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石奢用自己宝贵的生命，做出了正确的诠释，他的行为令人肃然起敬。即使君王为其开脱赦免，仍不改初衷，真是难能可贵。在他看来，生命诚可贵，法孝价更高；法孝与命比，生命亦可抛。
西晋大将苟晞，练于政事，处理公文，断决如流，下属都不敢欺骗他。他的从母来投靠他，他十分厚待。从母的儿子请求苟晞安排他为将官，苟晞拒绝说：“我不能拿王法做买卖，如果以王法送人情，难道不后悔？”从母的儿子一再请求，苟晞只安排他为督护。后来，从母之子违反法律，苟晞就把他杀掉了。从母曾请求苟晞救其子一命，苟晞拒绝。杀死从母之子后他又身着丧服而哭之，并流涕说：“杀你的是兖州刺史，哭你的是苟道将。”苟晞作为兖州刺史，他要代表朝廷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就必须秉公执法；作为哥哥，他也有人之常情，杀了弟弟后他也痛苦，还要面对从母一班亲人。苟晞不徇私枉法，公私分明，法是法，情是情，法不容情，处理得十分妥当。
汉代何武兄弟五人，都为郡中官吏，郡县的人们都尊敬和惧怕他们。何武的弟弟何显家被列入商户名录，常常不交税赋，县里多次收不上来。县里的一位叫求商的税务官员就搜捕羞辱了何家人员，并强制令其缴税。何显大怒，想在处理政务时中伤陷害求商。何武知道后对他说：“因我家不带头交纳租税而使税务官吏采取了强制缴纳的行为，奉公办事的税务官的做法不也很适宜吗？”何武还告诉太守，选召求商为卒吏。州里的人们听到何武的这种做法对他十分佩服。
当时何武为郡吏时，在太守何寿手下做事。何寿知道何武有宰相的气度和才干，而且又是同姓所以有意厚待何武。后来何寿为大司农，其兄的儿子为庐江太守。有一日，何武奏事来到何寿家，何寿的兄子也在长安。何寿召集何武弟弟何显等一起参加聚会，酒喝得痛快时，何寿指着兄长其子说：“这个孩子是扬州长史，才能较低，未能得到提拔。”何显等听到这话后觉得不好意思，宴会结束后对何武谈起此事。何武说：“刺史古代认为是一方诸侯，皇上委任，是一州的表率，职责在于进善退恶。官吏的治为有杰出优异者，民间隐逸者，于是才应当召见，不应该徇私情来召见过问。”何显和其他人竭力让何武召见何寿兄子，何武不得已见了他，只是赐给他一杯酒。这年年中，庐江太守举荐才提拔了他。
后汉时人范滂，自幼就树立清正廉明的节操，并怀有远大志向。曾经登车揽辔，慷慨激昂，有澄清天下的雄心壮志。范滂又是一个铁面无私、不徇私情的正直官吏。史载范滂有个外甥在汝南郡，名叫李颂，是个豪门子弟。仗着家里有钱有势，就想买个官做，但担心舅舅不肯帮忙。于是花钱托宦官唐衡向当地太守宗资保荐当官。宗资见李颂由有权有势的宦官推荐，又是范滂的外甥，就想给他安排。范滂知道后十分生气，对宗资说：“我朝本有制度，应推荐品行端正的人做官。李颂不学无术，游手好闲，我为有这样的外甥感到十分羞耻，怎能让他当官祸国殃民呢？”宗资听后十分感动，就把选拔人才的事情交给范滂来办，一下子堵死了走后门、拉关系的路子。
四是刚正不阿，与权贵斗争。作为封建社会的一名清正廉洁的官吏，除了加强自身修养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外，还要敢于与违法乱纪的权贵作斗争。
宋代的包拯在民间就是与权贵斗争的光辉化身。他敢于为人民除害，替人民做主，被百姓誉为“包青天”。他对违反国法者，不管他职位多高，后台多硬，都能够“色正芒寒”，冷眼相对，毫不宽容。他敢于为小民做主，为民女秦香莲铡死了当朝驸马陈世美，在民间享有极高的威望和声誉。他还敢于弹劾皇帝的岳丈张尧佐，使宋仁宗宠妃张贵妃的愿望泡汤等等。与此同时，他又是个廉洁自律、一尘不染的清官。他在42岁时担任了端州知州。端州的特产端砚是宋朝士大夫们最为珍爱的时髦器物，每年需要向朝廷大量进贡。于是在这里任职的官员，都把端砚作为敛财揽权的敲门砖，搜刮端砚贿赂朝廷权贵。包拯一上任就打破了这一恶习，下令只能按规定数量生产端砚，州县官员擅自加码者，必加重罚。还明确昭示人们，自己绝不要一块端砚。三年任满后果然不持一砚到中央任职，以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的誓言。
明代的海瑞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海瑞为人清正廉明，严峻刚直，深受百姓喜爱，也被百姓尊称为“海青天”。相传他在担任淳安县令期间，国公张志伯奉旨巡察各省，依仗权势，贪赃枉法。张志伯的亲信差官张彪来到淳安县衙，强索赊银万两，海瑞断然拒绝，并用乱棍将其逐出。张志伯闻讯大怒，亲到淳安问罪海瑞，海瑞据理驳斥，张志伯狼狈不堪，临行索要400名纤夫，海瑞回答农忙季节不愿扰乱百姓，就亲自率纤夫拉纤。张志伯看此架势，害怕引起民愤，灰溜溜地溜走了。
明代太师徐阶之子徐瑛霸占民田，并强霸民女赵小兰，小兰母告状，华亭县令因受贿赂杖毙小兰祖父。海瑞微服私访，路遇小兰之母，查明真相，判处徐瑛和华亭县令死刑。饬令退回，太师徐阶买通太监权贵，企图罢免海瑞，海瑞断然处决二犯，然后挂印归乡。
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只要官吏清正廉洁，坚持操守，为国家和老百姓干了好事，老百姓就会永远怀念他。
晋代的羊祜，官居高位，但立身清俭，穿戴朴素，所得俸禄赏赐亲属或军士，家无余财。他在筹划平吴大事中，立下汗马功劳；他镇守襄阳十年，深得江汉民众之心。死后襄阳百姓，在羊祜生前游憩的地方建碑立庙，岁时祭祀。每当人们来到碑前，无不伤心落泪。因而此碑又被称为“堕泪碑”。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曾作《与诸子登岘山碑》赞颂：“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羊祜的品格襟怀，甚至连他的敌手也佩服。有一次，东吴统帅陆抗生病，向羊祜求药，羊祜马上派人把药送到，并让人对陆抗说：“这是羊将军为自己配置之药，还未服；听说您病了，就先送您吃。”陆抗手下将士怕其中有诈，劝陆抗不要服。陆抗却对众将说：“羊祜岂鸩者！”说罢仰而服之。一位官员的人品胸怀被百姓甚至是敌人如此认可，实在是不可多得啊！
诗云：
向阳花木未春求，身处脂膏自润无。
嫁女无财牵狗卖，酌泉明志耻钱图。
爱鱼受贿无鱼享，纵欲无节毁欲毒。
休信你知天地知，恢恢法网自难疏。
选自
自费出书
感天动地夫妻情
在整个社会中，夫妻是人类社会繁衍、传宗接代的必要条件，是社会稳定的细胞、基础和前提，是社会大家庭和睦的关键所在。记得《三国演义》中有一段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这种对夫妻关系的看法和描述是错误的、有害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诚然，在封建社会中，受男尊女卑错误思想的影响，妇女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但即便如此，在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也涌现出不少夫妻之间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传诵于世。追求生死相依、始终不渝的爱情，追求婚姻自由，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相敬如宾、情深意笃的爱情生活，是大多数人们的理想和追求。
一是追求生死相依、始终不渝的爱情。干宝的《搜神记》中记载，相传东周战国时，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长得十分漂亮，康王就把何氏抢夺过来。韩凭怨恨，康王就把他抓起来判罪，服城旦这种苦刑。何氏暗自给韩凭写信，故意用隐晦的词句说：“淫雨不停，河大水深，日出可照我心。”不久韩凭就自杀了。康王得到何氏书信，拿给左右来看，左右不解其中的意思。大臣苏贺对康王说：“其雨淫淫，是说愁怨之思；河大水深，是不能来往；日出当心，心里有死的愿望啊。”不久韩凭就自杀了。何氏于是暗中把自己的衣服朽烂。有一日，康王与她一起登台，何氏从高台纵身跳下，身边左右揽衣，衣服不经抓揽而朽烂，何氏投台而死。何氏还把遗书写在衣带上，说：“大王愿意我生，我却愿意去死。希望把我的尸骨，赐给韩凭合葬！”康王大怒，不接受何氏遗书，令韩凭同乡人把她埋掉，两个坟墓遥遥相望。康王说：“你们夫妇相爱不已，两墓如能交合，我就不会再阻止你们。”果然一夜之间，就有大梓木生于两墓之间，10日之内就长得合抱不过来。两树弯曲相连，根交于下，枝叶错落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只，长时间栖息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声音凄楚动人。宋国之人都为这种情形伤感，于是把这棵树称作相思树，认为这是韩凭夫妇的精魄化成。韩凭夫妇生死相爱，至死不渝，真情感天动地。他们这种真挚的爱情，得到了千百年来文学作品的歌颂。
东汉时，虽然社会动乱，政治腐败，却留下不少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著名的长诗《孔雀东南飞》中就记载了焦仲卿与妻子刘兰芝凄美的爱情故事。庐江太守衙门里的小官吏焦仲卿的妻子刘兰芝，被其婆母逼迫，赶回娘家，发誓不再嫁人。娘家人逼迫她改嫁，她就投水自尽了。焦仲卿听到这件事后，也在自家庭院的树上上吊自尽。死后两人合葬华山之旁，墓前植满松柏，枝叶相覆，叶叶交通，并有一对鸳鸯栖于树上，夜夜悲鸣不已。这段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被人们写入长诗《孔雀东南飞》广为传颂。
其时还有秦嘉与其妻的爱情故事同样十分感人。东汉时人秦嘉，陇西人，桓帝时为郡吏，岁终时为郡上计簿使赴洛阳，被任命为黄门郎，后病死于津乡亭。其妻徐淑，在秦嘉赴洛阳上任时，因病回娘家，未能送别，只是赠送了一些器物。秦嘉客死他乡后，徐淑兄逼徐淑改嫁，徐淑执意不从，她“毁形不嫁，哀恸于心”，终身守寡。他们夫妻二人的诗词中，生动感人地记载了相爱之情。妻子因病不能相送，秦嘉伤心不已：“省书情凄怆，临食不能饭。独坐空房中，谁与相劝勉。长夜不能眠，伏枕独辗转。忧来如循环，非席不可卷”；“临路怀惆怅，中驾正踯躅”；“一别怀万恨，起坐为不宁”……因妻子生病，秦嘉情感凄怆，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心如卷席；远行途中，车马也为之动情，踯躅不前。因为相别，千愁万恨，油然而生。徐淑对丈夫也是一往情深，她在答诗中也写道：“瞻望兮踊跃，伫立兮徘徊”；“恨无兮羽翼，高飞兮相追”……
东晋时梁山伯与祝英台相恋相爱，也留下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佳话。浙江上虞祝家有一女名叫祝英台，女扮男装到杭州去游学。途中遇到前往的同学梁山伯，两人便相偕同行。同窗三年，感情深厚，但梁山伯始终不知祝英台为女儿身，而祝英台也暗恋着梁山伯。后来祝英台中断学业返回家乡。梁山伯到上虞拜访祝英台时，方知三年同窗好友竟是女儿身，欲向祝家提亲，然而此时祝英台已许配给马文才。之后梁山伯在鄞当县令时，因过度郁闷而去世。祝英台出嫁时，经过梁山伯的坟墓，突然狂风大起，阻碍迎亲队伍的前行。祝英台下花轿到梁山伯墓前祭拜，梁山伯的坟墓顿时塌陷裂开，祝英台遂投入坟中。其后坟墓中飞出一对彩蝶，双双高飞离开了尘世。这段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被后世文人演绎于戏曲、音乐之中，传颂中外。
至于很多神话故事中，也有不少歌颂纯洁高尚的爱情。如牛郎与织女的传说。故事中说，很久以前，有一个叫牛郎的孤儿，父母早亡，他随哥嫂生活，而嫂子对他很不好。有一天嫂子给他九头牛却让他领10头回来，否则就永远不要回家。牛郎正在发愁之际得到了高人指点，在伏牛山发现了一头生病的老黄牛。后来经过牛郎的悉心照顾，老黄牛竟然能开口说话，原来它是天上的金牛星下凡。此时牛郎尚未婚配。在老牛的指点下，有一天牛郎找到了仙女们下凡洗澡的地方，偷偷地拿走了一位仙女的衣裳，那个仙女名叫织女。两人因此相识，坠入爱河，不能自拔，婚后生了一对龙凤胎。牛郎整日辛勤浇灌砍柴，织女纺织，生活虽然拮据，但也其乐融融，十分幸福美满。后来被仙界王母娘娘发现，织女被强行带回天宫。这时，老牛告诉牛郎，它死后可用牛皮做成鞋，穿鞋即可腾云驾雾。牛郎借此飞腾天界，眼看马上就要与织女相会，却被王母娘娘拔簪变作银河阻隔，牛郎织女只能隔河相望。天上的喜鹊被牛郎织女的纯洁爱情所感动，就架起鹊桥，牛郎织女终于相聚。后王母也被二人的真情所打动，同意每年阴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可在鹊桥相会。到了这天，牛郎就把一双儿女放入筐内用扁担挑着，上天与织女相会。宋代著名词人秦观有《鹊桥仙》词歌颂牛郎织女的爱情：“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二是相敬如宾、情深意笃的爱情。最为著名的就是东汉时名士梁鸿与孟光的爱情故事。梁鸿是陕西扶风人。其父曾在王莽当政时期当过城门校尉，后遭世乱而病亡。父亲去世时梁鸿年龄尚小，因家里贫穷只能用草席把父亲的尸体裹起来草草掩埋。梁鸿下决心博览群书。为了生计，梁鸿在上林苑替人放猪。有一次不小心失火，火势波及邻家，他上门赔礼道歉，并把自己所有的猪也陪给了人家，但邻家还是不依不饶，梁鸿只好在其家做工抵债。邻家的几位老者看到梁鸿既勤劳又有学问，觉得他不是等闲之辈，就责备起那家主人来。主人于是也渐渐对梁鸿敬重起来，后来又把猪还给了梁鸿。梁鸿回到老家耕田苦读，研读学问。长大成人后，有不少人前来提亲，都被他谢绝。此时，县里的一位孟姓老人，他有一位女儿叫孟光，身体肥胖，容貌丑陋，30多岁了还未嫁人。母亲问她：“你究竟要嫁个什么样的人呢？”孟女回答说：“就是像梁鸿那样的读书人！”梁鸿得知后，就请人带彩礼登门求亲，孟家满口答应。可是两人结婚七天，梁鸿未与孟光说一句话，孟光也猜不透新女婿的心思。有一天孟光忍不住对梁鸿说：“听说你品德高尚，学识过人，对择偶也十分慎重。我虽然长得丑陋，但也谢绝了多人求婚，你我情投意合，终于结为夫妻。我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请先生指出来。”梁鸿于是对她说：“我本来想找一位朴素节俭的女子为妻，能够同我耕田下地。你却满身穿金戴银，我怎么能配得上呢？所以不敢亲近。”孟光听罢，说：“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心思呢，原来只是为了这个。”说着就回到室内，卸去了头上的首饰珠宝，换下身穿的绫罗绸缎，穿了一身粗布衣服，拿着一个筐子走了出来。梁鸿一看，十分高兴地说：“这才是我理想中的妻子啊！”后来两人离开了故乡扶风，搬到霸陵山中，靠种地和织布维持生计。空闲时则看书写字，弹琴吹奏。因梁鸿过洛阳时，曾经写了篇《五噫歌》，惹恼了皇帝，下令抓他。无奈，夫妻二人又隐居到齐鲁一带。不久又被人发现，他们又躲到了吴中，借了间房子住下来。梁鸿天天出去给人家种地、舂米、干杂活儿，孟光则在家操持家务。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两人却相敬相爱，十分和谐，毫无怨言。梁鸿干活儿一回家，孟光就把早就准备好的食物放在几案里，恭恭敬敬地把几案举到与眉毛相齐处。梁鸿也总是礼貌地接过来，然后食用。这件事没过多久就被房东发现了，觉得他们夫妻二人之间礼貌有加，互敬互爱，举止谈吐，不像是没有文化的普通老百姓，就把这件事情传了出去，因而对他们夫妇也格外照顾起来。后来梁鸿年老病重，就把真实情况告诉了房东。梁鸿死后，被葬在名士要离坟墓之旁。妻子孟光则带着子女回到扶风故乡。梁鸿与孟光这对夫妻，出身不同，生活贫困，多次背井离乡，但爱情则始终如初，至死不渝，夫妇两人相敬相爱，互相适应，连生活中的细节也十分在意，为后世夫妻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西汉时酷吏张敞，此人曾经担任过京兆尹，治理京城执法如山，手段如铁，心狠手辣，杀人如麻，沉重地打击了坏人的嚣张气焰，深得公卿大臣们心悦诚服，并受到皇帝的赏识。但夫妻生活中，他却毫无威仪，不惜放下高官身段，温情脉脉，情意绵绵，留下一段夫妻佳话。张敞每日上朝之前，都要为妻子画眉，而且他画的眉传说在长安城中最为好看。有关官员把这件事上奏朝廷，皇帝就问张敞有无此事，张敞一口承认，说：“我听说闺房之内，夫妇的私情，没有超过画眉的。”皇帝因喜爱张敞的治国才能，同时觉得为自己的妻子画眉也无伤大雅，并未责备张敞。后唐代诗人朱庆馀受到此事启发，赴京赶考答卷时曾写下《闺意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形象地反映了诗人应试时惴惴不安和渴望得到主考官张籍赏识和提携的心情。
三是敢于反抗封建礼教，追求婚姻自由的爱情生活。西汉时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是一个不拘礼节，敢于大胆追求爱情的文人。汉景帝中元六年，司马相如回到蜀地。有一日，正好碰上当地富豪卓王孙宴请宾客。县令王吉和司马相如一起参加了宴会。大家被司马相如那堂堂的仪表和翩翩的风度所着迷。酒酣耳热之时，县令王吉请司马相如弹琴助兴。相如随即弹奏了一曲《凤求凰》：“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成鸳鸯。”
恰好卓王孙之女卓文君新寡，她在帘后听到这充满挑逗而又优美动听的琴声后，又看到司马相如相貌堂堂，风流倜傥，不觉怦然心动，芳心荡漾，听得如醉如痴，产生爱慕之情。之后，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经常来往，进一步加深了感情。终于有一天夜里，条件成熟，卓文君瞒着父亲卓王孙，私自与司马相如一起回到成都。那时，司马相如极为贫困，家中一贫如洗，家徒四壁，再无余物。偏偏此时卓王孙得知女儿与司马相如私奔成都后，极为恼怒，决心切断与卓文君的经济来往，发誓不给女儿一分钱，逼着女儿回心转意，使两人本就贫困窘迫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为了度过生活难关，司马相如毅然带着卓文君回到了老家临邗，卖掉了车马，大大方方地开起了酒肆，卓文君当垆，司马相如则穿着普通佣人的犊鼻裈衣服，整天混杂于佣人之中，洗涤酒器，十分自如，毫无愧色。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历来令人们津津乐道。我想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敢于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摒弃世俗偏见的禁锢，为了追求自由自在的爱情生活，在1000多年前，男女居然敢于私奔，确实不易。而且一个是风流倜傥的著名才子，一个是名声在外的富家千金，不惜颜面在大庭广众之下开起酒肆，文君当垆，相如涤器，混迹于佣人之中，实在是难能可贵。这也就是爱情的魅力所在吧。
诗云：
何物世间最绕萦，感天动地只因情。
韩何情化相思树，梁祝魂飞莹墓丛。
举案齐眉情切切，当垆涤酒意融融。
银河纵使能隔阻，玉露金风照聚逢。
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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凛然浩气话气节
气节我理解就是节操、志气、品格、骨气，它是一个人的为人之本、立身之基和行为之范，它与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密切相关。有什么样的“三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气节。气节只属于正人君子、仁人志士，而与小人、佞人无涉。对仁人志士、英雄豪杰来说，气节大于天，气节往往高于生命。所谓竹可焚而不可焚其节，玉可碎而不能改其白。生命可以抛弃，但气节、节操则不可须臾丢失。国破家亡、生灵涂炭、异族和强敌入侵之时，最能磨砺出气节和节操的熠熠光辉。气节的具体表现形态，那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个人的气节可以体现在方方面面。以上是我对气节之大观也。
为了具体分析气节，联系中国历史实际，气节可分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爱国气节。国家是民族命运、个人生存和理想之所系，热爱祖国，献身祖国，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崇高气节。战国时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屈原，年轻时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被任命为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成为楚国内政外交的核心人物。当时他年仅二十几岁，可谓少年得志，春风满面。但是，后来却受到朝内上官大夫等在楚怀王面前的谗言陷害和诋毁，于是楚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原被免去了左徒之职，转任三闾大夫，只是掌管王族相关具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等。政治上的被排斥和疏远，难以冷落和撼动屈原强烈的爱国之心。每当楚国发生大事，屈原都要积极发表议论。秦国使张仪入楚，以财物贿赂佞臣靳尚和楚王宠妃郑袖等人，用欺骗手法破坏楚齐联盟。楚怀王发现上当，大举发兵攻秦，却相继失败。屈原受命使齐，欲修复旧盟。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秦人欲诱骗楚怀王会于武关。屈原极力劝阻，但楚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却力主怀王入秦，结果楚怀王被扣，最终客死于秦。楚顷襄王即位后，子兰任令尹，竟然同意与秦结为婚姻，以求暂时苟安。屈原坚决反对，并斥责子兰对楚怀王之死负有责任。因而子兰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诋毁屈原，导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带。司马迁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屈原以《离骚》这篇伟大的浪漫主义杰作，抒发自己“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现实困境，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和同投降派坚决斗争的情怀，抒发自己热爱祖国、献身祖国的崇高品质和坚贞气节。当秦国大将白起率军攻入楚国都城郢时，眼看楚国已经无望，屈原不愿出走他国，毅然投身汨罗江，以死报效楚国。
屈原所存世的伟大作品《离骚》和《橘颂》，最能体现他的爱国情怀和崇高节操。如《离骚》中“岂余身之殚殃兮，恐皇輿之败绩”，“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等等，反映了屈原关心国事，关注民生，以及誓死报国，上下求索，九死未悔的爱国主义坚强决心。《橘颂》则以橘为喻，通过歌颂橘树“受命不迁”、“深固难徙”、“苏世独立”、“秉德无私”等崇高品质而抒发自己的节操。他还在《国殇》中满怀深情地悼念了那些为保护国家而不畏强敌压境，披甲操戈，与敌血战到底，直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的年轻士兵：“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等，称赞战士们英勇不屈，刚强难凌，死为鬼雄的豪迈气魄。
国家动乱、生灵涂炭之时，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爱国主义节操和气节。唐代安史之乱时，张巡以真原令起兵守雍丘，后移守睢阳，与睢阳太守许远共同作战。在外无救兵、内无粮草的情况下，以六七千人的疲弱之师，与几十万强敌周旋十月之久，歼灭叛军十二万，最终寡不敌众，城破被俘。张巡与许远、南霁云、雷万春等被俘后英勇不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史书中记载：张巡神气慷慨，每与敌战，大呼誓师，齿牙皆碎。城将陷时，西向再拜并曰：“臣智勇俱竭，不能式遏强寇，保守孤城。臣虽为鬼，誓与贼为厉，以达明恩”。张巡、许远等人的爱国壮举，受到了后世的广泛赞颂，被一些地方的民间百姓奉为神灵而享受顶礼膜拜。
与张巡、许远同时代的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为山东琅琊临沂人。开元年间考中进士，因为刚正不阿，不依附杨国忠，被贬出京城，曾任平原太守。安史之乱时，他未雨绸缪，修缮城池，招兵屯粮，起兵坚守。他与其兄常山太守颜杲卿联军抗叛，河北十七郡云集响应，极大地牵制了敌人的力量。因他忠良耿直，得罪权臣，多次被出为外州刺史、长史。公元783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奸臣卢杞借机陷害颜真卿。卢杞向唐德宗建议说：“李希烈年少轻狂，只是逞一时之勇，无需派兵镇压。朝廷可派一儒雅重臣，前往劝抚即可成功。颜真卿三朝元老，德高望重，是最合适的人选。”不明真相的唐德宗对此表示赞同。明知前往虎穴的颜真卿接受朝廷命令后，毫不犹豫，毅然前往。刚到李希烈营中要宣布圣旨，叛军一千多人就围着他大骂，并用剑指着他，气焰十分嚣张。颜真卿则大义凛然，毫不退让。李希烈又出面威逼利诱，妄图使颜真卿背叛朝廷，遭到颜真卿严辞拒绝。李希烈最终黔驴技穷，毫无办法，就在院中挖一大坑，要活埋颜真卿，颜真卿则毫不畏惧。后来李希烈部下将领欲杀李希烈而尊颜为节度使，但事情败露，颜真卿自知必死无疑，就写好了遗书、墓志、祭文，最终被李希烈派人缢死，终年77岁。
还有唐代的段秀实，也被人称为“忠贞之士”。唐建中四年（公元前783年），泾原兵变，叛将朱泚谋逆占据长安，抓获了在长安任司农卿的段秀实。他仰慕段的名望，欲请段做自己的谋臣，被段秀实严词辞绝。段秀实大声骂道：“狂贼，我恨不能将你碎尸万段，岂能跟从你造反？”说罢，就夺过身边一叛将手中的笏板，猛击朱泚额头，一时血溅满地。当叛军将士要用刀砍杀段秀实时，朱泚也一时被段的义举所触动，捂着流血的额头制止说：“义士也，勿杀！”后来段秀实还是被朱泚所杀。人们赞叹道：“自古殁身以卫社稷者，无有如秀实之贤”。这是对他的最高赞誉。
北宋的名将杨业，山西太原人。少时倜傥任侠，善于骑射，喜好打猎。虽读书不多，但忠烈武勇，甚有智谋。后汉节度使刘崇建立了北汉。杨业自幼跟随刘崇，任保卫指挥使，骁勇善战，屡立战功，迁升建雄军节度使。他英勇善战，被人称为“杨无敌”。宋太宗北征时，素闻杨业之名。北汉投降后，即授杨业为右领军卫大将军，之后授郑州刺史。公元前986年，即宋朝雍熙三年，宋王朝大举北伐，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杨业为潘美的副将，又以王侁、刘文裕率兵加以接应。各路军马相继攻下了云、应、寰、朔四州。这时，契丹的国母萧氏与大臣耶律汉率兵十几万，再次攻陷寰州。杨业建议潘美，应避免辽兵气势与锋锐，让云州民众先行，然后军队进驻应州，契丹阻挡时，军队直奔石碣谷，并派遣一千多弓箭手守住谷口，可保无失。但杨业的这个正确建议当即遭到王侁、刘文裕的反对和冷嘲热讽。杨业被迫担任先锋，潘美和王侁率领士兵部署在陈家谷口。但过了几个时辰，契丹佯装败走，王侁急于建功，随即率部离开谷口。潘美不能制止，也向西南方向行进了二十里。顷刻，王侁听说杨业战败，马上率兵逃遁。杨业孤军奋战，从中午战到傍晚，最后来到了陈家谷口。谷口却空无一人，杨业自知凶多吉少，伤心痛哭，只好率部全力出击，身负几十处伤，士卒也牺牲殆尽，他还奋力杀死一百多名敌人，一个儿子也战死。后因战马遭受重伤不能前行被敌人俘获。杨业叹息道：“我为奸臣所迫，以致战败，再不能报国。还有何面目苟活于世？”因此，绝食三天而亡。杨业死后，宋太宗深为痛惜，下诏褒奖。之后，他的儿子杨延昭又担任边关大将，继承了杨业忠贞爱国的传统，杨家可谓满门忠烈。后来民间艺人又将杨业的故事移植于评话之中，最后经文人们加以演义，形成了流传甚广的《杨家将》，杨业的事迹广为传颂。
南宋的岳飞也是一名具有精忠报国思想的著名将领。岳飞生活的时代，正是异族入侵，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而政治又十分黑暗的时代。公元1126年，金兵大举入侵中原，岳飞积极投军，开始了抗击金兵的戎马生涯。相传岳飞参军离开家乡时，其母姚氏在他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以鼓励岳飞英勇抗金誓死报国。岳飞与宗泽、韩世忠等抗金名将一起，与金人入侵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然而腐败的北宋统治集团和以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出于各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却对金人采取妥协退让、割地议和等投降策略，对抗金将领百般打击。忍辱退让的结果是，1127年宋徽宗、宋钦宗被金人掠走，北宋灭亡。继位的宋高宗，偏安一隅，仍然奉行投降妥协的政策。当宋高宗、秦桧等与金签订和议、称臣纳贡之时，岳飞不仅没有按惯例向宋高宗敬献贺表，反而慷慨激昂地上表宋高宗：“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称藩”，从根本上否定了和议的合理性。此时，金廷内部也发生了内讧，积极主张对宋战争的金兀术掌握了军权。他立即撕毁了与南宋签订的和议，公元1140年5月，金兵分兵两路向陕西、河南大举进攻，很快夺回陕、豫两地，并率军大举进攻淮南。此刻，宋高宗又急令已经辞职在家恪守母孝的岳飞从襄阳出击，牵制淮南及陕西的金兵，并“图复京师”开封。金兵遭到了南宋军队的沉重打击，不得不撤回开封。宋高宗这时又改变了主意，向岳飞下达了“兵不可轻动”的命令。岳飞却认为，机不可失，因而大举北上，分别攻占郑州、洛阳等地，并亲率精锐向河南郾城发动进攻。在岳飞的指挥下，郾城之战给金兵以沉重打击，他们狼狈逃窜，岳飞率军一直追到距开封仅二十多公里的朱仙镇。各路宋军也士气大振，转入局部反击。金军不得不惊呼：“撼山易，憾岳家军难”，准备撤离开封，以避岳家军的锋锐。在此大好形势下，岳飞提出宋军全线出击的请求，宋高宗却以保住半壁江山为目标，下令各路宋军班师，使岳飞军队孤立无援。宋高宗又连发十二道金牌，急令岳飞班师。岳飞被迫发出“十年之功，毁于一旦”的慨叹，不得不班师。宋高宗、秦桧强令岳飞班师后，为了扫清议和障碍，先是解除了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名将的兵权，后来又罗织“莫须有”的罪名，杀死了岳飞父子。岳飞临死时，在狱中挥笔写下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抒发了惨遭冤屈、报国无门的无尽愤慨。
二是民族气节。民族气节就是指一个人在异族或外敌入侵，国家命运危如累卵之际所表现出来的气节。在这个关键时刻，有的人舍生忘死，大义凛然，挺身而出，表现出与敌血战到底，誓与国家共存亡的英雄气概，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有的人则见风使舵，卖身投靠，认贼作父，助纣为虐，向敌人邀功请赏，表现得毫无民族气节。
战国时燕军统帅乐毅率军攻入齐国，听说齐国画邑人王蠾是一位贤士，为了使王蠾不受损害就命令军中环绕画邑三十里不能进入。之后，乐毅对王蠾说：“齐国人大多敬佩您的义气，我想以您为将，封您家万户侯。”还说：“你如果不听安排，我们燕国将派军队来屠杀画邑人民。”王蠾说：“忠臣不事两个君主，贞女不嫁两个丈夫。齐王不听我的劝谏，他逃奔到莒州耕种于野外。国家已经破亡，我没有办法保存它。今日你们又派兵侵入想让我当你们的将领，这是助纣为虐之举啊。与其生存在世而做无义之事，还不如被烹死！”于是吊死在树枝上。齐国逃亡的大夫听说这件事后说：“王蠾只是一位普通老百姓，都能坚持大义不事北面的燕国，况且在位食禄的官员呢！”于是相聚于莒，寻找齐王之子，立为襄王。王蠾一个布衣闲人，在国家遇到灾难时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和大义，极大地鼓舞了逃亡的齐国官员，激发了他们抗敌复国的信心和勇气。
再看齐国义士田横，他是齐王田氏的后裔。陈胜、吴广抗秦起义后，田横也揭竿而起，加入抗秦部队之中。后来汉高祖刘邦消灭群雄，统一天下后，田横同他的500名部属仍然固守孤岛。刘邦听说田横很得人心，害怕日后生患，于是下令说：“田横如果来投降，大者可以封王，小者可以封侯。如果不来，就派兵诛灭。”田横听到刘邦命令后，为了保存500战名士的生命，就带了两名随从，离开了海岛，向京城进发。当离京城不足三十里时，田横对刘邦的使者说：“人臣见天子应该洗浴”，就不再前行了。还对随行的部下说：“我与汉王刘邦都南面称帝，今天汉王成了天子，而我田横却成了逃亡的俘虏而服从刘邦的统治，这样的耻辱本来就太大了。”于是拔剑自杀。他要求两个随从拿他的头去拜见刘邦。汉高祖也被田横的义气所感动，就用王礼葬了田横，还把随从田横的两个部下封为都尉。但那两个部尉在埋葬了田横之后，就自杀在田横的墓前，追随田横而去。汉高祖听说后大惊，知道田横的随从都是贤人。听说田横尚有500名部下还守孤岛，就派出使节招降他们。使节到了后，守军500人听说田横已死，也全部自杀。于是人们才知道田横兄弟是多么受人们的拥戴。司马迁曾感慨地写道：“田横崇高的气节，宾客羡慕田横的大义而跟从田横自杀，难道不是最高的贤人吗？”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江西吉安人。20岁即考取进士，殿试时被宋理宗亲自选拔为第一名。开庆初年（公元1259年），元朝军队入侵，宦官主张迁都以避元军锋芒。文天祥上疏朝廷，反对迁都，未被采纳。咸淳十年（公元1274），文天祥被委任为赣州知州。德佑元年（公元1275），长江上游告急，朝廷诏令天下勤王。文天祥捧着诏书流泪，联系四方豪杰，聚众万人，朝廷令他入卫京师，他把自己的家产全部作为军费。德佑二年（公元1276）正月，文天祥任临安知府，不久又被任命为枢令使。他作为使臣到元军议和，与元朝丞相伯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论，伯颜发怒拘捕了他。他与侍客等十二人，乘夜逃入真州。之后又被元军追赶，九死一生，历尽艰险，终于逃脱。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十二月，文天祥吞食龙脑自杀未果，被元军俘获。文天祥被押至潮阳见张弘范，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不向张弘范行跪拜之礼。张弘范要他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拿过纸笔，写下了传诵千古的《过零丁洋》一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中回忆了自己身处乱世的遭际和抗元斗争经历，抒发了誓死报国、名垂史册的豪情。厓山战败后，张弘范又置酒劝降，并以降元后可当宰相相诱惑。文天祥毅然答道：“国亡不能救，作为臣子，死有余辜岂能怀有二心苟且偷生？”张弘范只好派人把他送往京师。到达京师后，元世祖仍然想招降文天祥，被文天祥拒绝道：“身为宰相，岂能侍奉二姓？愿赐一死心愿已足。”元统治者只好下令将他处死。他上刑场时从容不迫，毫不慌张，对狱吏说：“吾事毕也！”向南跪拜后被处死。死后人们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他写的一段话：“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以自己的言行，实现了忠贞报国、名垂史册的誓言和坚强决心。
明末民族英雄史可法，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学生。他在崇祯朝从政17年，一直是“上恐负朝廷，下恐愧吾师”，做事以国家利益为重，做人以左光斗等东林党人为法。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今景山公园一棵槐树上。当时任南京兵部尚书的史可法等人，商议拥立潞王朱常淓。但在凤阳总督马士英和阉党分子阮大铖等人的威逼下，只好改立福王朱由崧。五月，福王在南京称帝，建立了南明弘光朝，史可法任内阁首辅。但马士英在福王的支持下，手握重兵，把史可法排挤出内阁。史可法自动请求督师江北，出朝镇守淮、扬，仍带兵部尚书衔。弘光朝在军事上主要依赖淮扬、徐泗、凤寿、滁和江北四镇。史可法抵达扬州后，立即协调四镇关系，但军饷问题却在马士英的作梗下难以解决。即使如此，史可法仍决心北进，力图恢复中原，并率部击退了清军的进攻。弘光元年（公元1645）正月，清兵打败李自成大顺军后，立即大举南下，杀奔南京。而此刻左良玉从湖广发兵数十万要“清君侧”，弘光帝下令要史可法率诸军南渡过江增援以应对左良玉军。史可法则上书指出，清兵的威胁远大于内乱，请求留在江北抵御清军，结果遭到弘光帝的严厉批评。等内乱平息后，清军已长驱直入。史可法率部冒雨奔还守卫扬州，但明军只有一万人，清军则有十万之众。面对险恶形势，史可法与母亲、妻子写下遗书，决心与扬州城共存亡。清军统帅多铎派人诱降，他回答说：“我为朝廷首辅，岂肯反而事人？”他毫不动摇，把多铎的五封书信全部付之一炬。清军下令猛攻。4月25日明军总兵李栖凤率部投降清军，使守城力量更加单薄。25日，清军占领全城。史可法面对清军大呼：“史可法在此！”被俘后，清军统帅多铎再次劝降，史可法回答：“天朝大臣，岂可偷生做万世罪人！”“城亡我亡，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说完慷慨就义。
历史上也曾涌现出不少奉命出使他国而被拘几十年的使节，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们的爱国之心始终不渝，民族气节凛然不屈，留下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
西汉时，汉朝连年与匈奴作战，为了窥视敌方情况，双方都互派使节，同时又拘留使节。公元前100年即天汉元年，且鞮候单于刚刚即位，害怕汉人袭击，就说汉天子是他的长辈，全部归还了拘禁的汉使路充国等人。汉武帝为了嘉奖单于，就派苏武以中郎将的身份，持节送还匈奴留在汉朝的使节，并赠给许多财物，以嘉奖单于的善意。苏武与副使中郎将张胜及假吏常惠带着100多人来到匈奴国，献上财物。正准备返回时，恰好匈奴堠王与长水虞常等人谋反事发，牵连到副使张胜。张胜把事件告知苏武，苏武料知此事一定会牵连到自己就想自杀，被张胜、常惠劝止。单于借此事意欲招降汉使，于是就派卫律来询问招降苏武。苏武听说后拔剑自刺，一时气绝。苏醒后，单于逮捕了张胜，后又当面斩杀了虞常。吓得张胜率先投降。卫律又拔剑威胁苏武，苏武丝毫不怕。卫律又用功名富贵劝诱，遭到了苏武的痛骂。单于见苏武不降，就把他幽闭在大窖之中，断绝食物。其时天寒地冻，大雪纷飞，苏武又冷又饿，就把雪片与旃毛一起吞咽，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人。匈奴又把他转徙到北海（即今贝加尔湖一带）没有人烟的地方，并说除非公羊产下小羊羔才让他回汉朝。苏武就掘野鼠、采草籽充饥。他手持汉朝符节牧羊，昼夜随身，符节上的旄毛全部脱落。过了几年，单于一个弟弟可怜苏武，就给苏武衣食。后来苏武生病后，又赐给他马匹、毡帐等物品。一年冬天，一支匈奴人又偷走了苏武的牛羊，使苏武又陷入困境。
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李陵投降了匈奴，单于于是让李陵去北海招降苏武。李陵诉说汉朝如何绝情寡义对待苏武的家人、苏武回去也是凶多吉少等，并说人生如朝露，不要让自己过不去等等，劝说苏武投降。结果遭到了苏武的严词拒绝，并说苏家父子只愿肝脑涂地报答皇上的恩惠。过了不久，李陵又去劝降，还未开口苏武就说：你不用开口了，匈奴如果一定要逼我投降，我就死在你的面前。对照苏武的凛然气节，李陵自感惭愧，只好离去。后来苏武返回汉朝时，李陵前来相贺相送。他起舞唱道：“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唱完泪流不止。一个是名扬千古、不辱使命的民族英雄，一个是名节不保、受到良心谴责的屈节之人，二人感受自然不同。苏武在匈奴一共呆了19年，始终坚持不屈，不忘故国，九死一生，历尽艰险，终于返回汉朝。他的事迹得到了广泛赞誉。
除苏武之外，南宋的洪皓也是一位出使金国15年，不忘故国、不辱使命的民族英雄。公元1129年（建炎三年）5月，宋高宗赵构因赏识洪皓具有远见卓识的才干而任命他为大金通问使，加礼部尚书衔，出使金国，商议和好，停止战争。但此时的金人并无议和之意，派出去的使节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洪皓出使行至山西太原，即被金人扣留一年之久，第二年到山西大同见到了金国权臣完颜宗翰。完颜宗翰不准洪皓提请归二帝的要求，却逼洪皓到金人扶植的伪齐刘豫政权那里做官，受到了洪皓的严词拒绝。他说：“我不远万里担负使命，而不能奏请两宫南归。愤恨自己无力杀死叛逆刘豫，岂能忍心在他手下办事！留在这里是死，不当刘豫伪政权的官也是死，不愿偷生于鼠狗间，愿就鼎镬烹死而绝无悔意。”完颜宗翰大怒，即令推出斩首。洪皓面不改色，从容而行。一位金人贵族见状，不觉说道：“真忠臣啊！”亲自下跪求洪皓不死。完颜宗翰虽赦免了洪皓不死，却把他流放到遥远的冷山，即今黑龙江五常境内的大青顶子山。这里气候寒冷，十分荒凉，属女真贵族完颜希尹家族的驻地。洪皓广博的知识获得完颜希尹的赏识，就让他教八个儿子读书。洪皓不忘使命，一有机会就劝金国与宋和好。建炎四年（公元1130），形势逐步向宋强金弱的方向转化，金人遂有议和的思想。但在是否归还金人所占陕、豫土地后再议和的问题上，金人内部存在严重分歧。后来以金兀术为代表的一派联合完颜希尹，杀死了主和的宗盘、挞赖等人，金人重新发动了攻宋的战争。之后，金兀术又杀死了完颜希尹，因洪皓与完颜希尹有过争论，才幸免遇难。在燕京，洪皓遇到了昔日好友宇文虚中。宇文虚中被金人扣留后在金朝做了大官。他极力劝洪皓在金朝做官，并向金熙宗推荐洪皓任翰林学士，洪皓坚辞不就。金人又提出了几个职位让洪皓就职，洪皓均置之不理，誓死不从。金人又令洪皓前往云中“校云中进士试”，他又不履行职责，金人只好把他送回燕京。他在燕京又多次向南宋王朝秘密提供信息。建炎十三年（公元1143），金熙宗喜得贵子，大赦天下，洪皓才得以被赦。刚刚踏上归程，金人又担心洪皓会带来祸害，又派人追赶他而未果。八月，洪皓拜见宋高宗，皇帝对他说：“你的忠心可贯日月，从来没有忘记国君。即使是苏武也不能超过你啊！”
三是忠君气节。在古人看来，君王有时就等同于国家，忠君就是忠于国家，热爱祖国。君王被推翻，预示着国家的灭亡。所以，他们体现出强烈的忠君气节，忠心耿耿地维护君主，拒绝与新的统治者合作。
春秋时伯夷、叔齐，是商代末年孤竹国君的长子和三子。兄弟二人忠君孝亲，品行高洁。因周武王灭亡商纣而拒食周粟，最后饿死在首阳山。他们二人这种抗争方式是否迂腐，姑且不论；但忠于故国、忠于自己理想的这种气节则为后人十分敬佩。孔子评价他们是“古之贤人”；孟子评价为“圣之清者”；韩非子则说“德若尧舜，行若伯夷”等等，加以赞颂。
杜甫《蜀相》诗中曾写道“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歌颂了三国时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全心全意辅佐刘备、刘禅两朝的忠君报国的情形。诸葛亮的忠君报国情怀，集中体现在他的《隆中对》和《出师表》中。他在《隆中对》中，联系当时的形势，精辟地为刘备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决策：当时曹操兵多将广，势力强大，难与争锋；江东孙权，可以联手作为外援而不可图谋。荆州乃南北东西之通衢，可谓兵家必争之地，而刘表又无力保护，此天助刘备。益州为天府之国，险要难攻，但刘璋昏庸懦弱，贤能之士亟盼明主。刘备如能拥有荆、益二州，凭险据守，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后来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诸葛亮的英明和远见卓识。这条正确策略的制定，对刘备的发展壮大至关重要。
诸葛亮的忠君报国思想和忠于蜀汉的气节，集中体现在《出师表》中。“士为知己者死”，诸葛亮一生念念不忘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立志效命于刘备、刘禅。公元223年，刘备临终前郑重托孤于诸葛亮，希望他能全力辅佐刘禅，并说如若其子不才诸葛亮可自立。诸葛亮感激涕零，忠心受命，决心肝脑涂地，全力辅佐刘禅，以完成刘备遗命。因此，诸葛亮迅速稳定南方后，不顾身体孱弱，决心兴师北伐，实现刘备北定中原、复兴汉室的遗愿。但是，当时的蜀汉，存在着国土甚小，名将衰老缺乏，后继无人等问题。最为诸葛亮所担心的是，后主刘禅愚暗懦弱，昏聩无能。因此，诸葛亮在举兵北伐之前，为朝内事务做了精心周密安排，对后主进行了谆谆规劝和教诲。希望他能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依法治蜀，赏罚严明；选能任贤，亲近贤臣，远离小人，等等。这些忠告，可谓披肝沥胆，感人肺腑。同时，为了表达对刘备的知遇之恩和感激之情，激励后主效法先帝，光大先帝遗业，表中前后十三次提到“先帝”，其殷殷至诚，令人感动。另外，在《出师表》中诸葛亮还表达了忠心报国，誓死不渝，立志北伐，复兴汉室，与敌势不两立的坚强决心，以及为复兴汉室，完成先帝遗愿，“寝不安席、食不甘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舍生忘死，竭力报效朝廷的豪迈之情，读之令人泪下。本人瞻仰汉中诸葛亮陵园后曾写小诗抒感：“大树苍苍向北鸣，千秋犹见恨难平。六征徒洒忠臣泪，两表何申烈士情。沔水吞声流日月，暮云眷顾护坟茔。平生未落男儿泪，瞻罢陵园却纵横”。
提到忠君气节时，不能不提及明代著名学者方孝孺。方孝孺自幼即聪明过人，后师从宋濂学习。明惠帝即位后，方孝孺为翰林侍讲，国家的重大决策常常向他咨询。惠帝爱好读书，每当有疑问之处就找方孝孺作答。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朝廷讨发燕王的檄文也出于方孝孺之手。燕王朱棣讨伐北平时，谋士姚广孝曾向燕王托付方孝孺，说：“攻破燕京时，方肯定不会投降，请不要杀他。杀了他，天下读书种子就绝了”。燕王点头称是。
燕王取得“靖难之役”胜利后，原来惠帝朝的不少大臣，见风转舵，纷纷投降，唯独方孝孺拒不投降。燕王举行登基典礼，欲请方孝孺起草登基诏书。方孝孺从狱中被召来，一进大殿就放声大哭，哭声响彻宫廷。燕王见状亲自从殿上走下来，安慰他说：“先生不要自己伤害自己了，我要效法周公辅佐成王那样啊。”方孝孺厉声答道：“成王在哪里呢？”燕王说：“他自己自焚而死。”方孝孺说：“为什么不立成王之子？”燕王说：“国家应该依靠年长的君主。”方孝孺又问：“为何不立成王之弟？”燕王说：“这是我们家的事情。”然后看了一眼左右让他们递上笔札，说“诏告天下，非先生起草诏书不可。”方孝孺执笔愤怒地写下了“燕贼篡位”四字后，掷笔于地，一边哭一边骂道：“我死就死，诏书不能起草。”燕王说：“你就不怕我诛你九族吗？”方孝孺回答：“诛十族又如何！”燕王大怒，即令诛方孝孺十族，而且每捕杀一人都要方孝孺看到。方孝孺的亲属被杀光后，竟连他的弟子好友也不放过，前后杀了873人。方孝孺死前还赋诗一首：“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尤。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孰不我尤！”传说他被腰斩之后，还以肘衬地，蘸着血水，连续写下20多个“篡”字才咽气。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被诛十族的人。方孝孺卷入皇室斗争是是非非姑且不论，但他誓死不变的忠君气节我觉得还是值得肯定的。
文人们以笔作刀枪，因而他们的气节往往在笔上体现出来。《左传》中记载，晋灵公夷皋聚敛民财，残害百姓，举国上下为之不安。执政大臣赵盾，多次苦心劝谏，晋灵公非但不改，反而变本加厉。赵盾先是派人刺杀晋灵公未果，又在宴会上伏兵袭杀，均没有成功。赵盾在国内呆不下去了，只好出逃。但逃到晋国边境时，听说晋灵公已被自己的族弟赵穿带兵所杀，于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根据这种情况，史官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载了此事，并宣示朝臣。赵盾看到后辩解说：“晋灵公为赵穿所杀，不是我的罪”。董狐回答说：“你为正卿，当时并未越过国境。不举兵讨贼，不是你的罪过又是谁的呢？”春秋时史官责任重大，具有褒贬臧否大臣，维护君臣大义的重要责任。然而，董狐秉笔直书，毕竟承担很大风险，因为赵盾是朝内掌权的大臣，史官拿捏不好就会掉了脑袋。但董狐坚持史官秉笔直书的凛然气节和优良传统，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得到了人们的赞扬。孔子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黄庭坚也称赞说：“董狐常直笔，汲黯少居中”。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还记载了齐太史秉笔直书，不惜丢掉性命的故事。公元前548年，齐国大夫崔杼弑其君齐庄公，齐太史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得知后要求史官立即删改，史官坚决不改。崔杼大怒，立即杀了齐太史。齐太史的两个弟弟继承了兄长遗志，仍然秉笔直书，坚持其兄观点，又遭到崔杼杀害。之后，太史的小弟弟大义凛然，直书如故。崔杼摄于太史兄弟们的浩然正气和坚持秉笔直书的气节，对此也就无可奈何，只好由史官写下去了。齐国史官这种不畏权贵、坚持职业操守和气节，为了维护正义，前赴后继，死而后已的精神，是值得后人尊敬的。
末了，谈到气节，不由得令人想起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那首著名的《正气歌》来：“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这首《正气歌》，大气磅礴，惊天泣鬼。全诗歌颂了充斥天地之间、日月星辰，滋润世间万事万物的浩然正气，而这种浩然正气又是支撑天地，维系纲常道义之根，是社会赖以生存发展之基。作者还一一列举了历史上十二位忠义之士，在国家危难关头，能够秉持浩然正气，保持忠贞节操，大义凛然，挺身而出，视死如归，与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读之令人壮怀激烈，热血激荡！认真拜读和领会这首诗，是我们理解气节的最好诠释。
诗云：
浩气凛然满宇穹，中华四极赖维撑。
舍生取义英雄事，吞雪餐毡故国情。
赫赫功名勒燕岳，昭昭天日照精忠。
扬清激浊驱霾雾，泰岱长江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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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佛灭佛谈佛教
根据有关资料，大约公元前二世纪，印度佛教沿着“丝绸之路”进入我国今天的新疆地区，这是佛教进入我国的开端。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西域各国使臣或商人们来华从政或经商时，也把他们信奉的佛教带入内地，并在上流社会中流传开来。
在各类佛教典籍和正野史记载中，“汉明感梦”一事传说最多。据说汉明帝刘庄，某天夜里梦见一位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第二天，汉明帝就将夜里梦境的情况告知朝臣讨论，大臣傅毅认为神人就是佛。于是汉明帝就遣使者前往西域，到大月氏抄回《四十二章经》，并在洛阳建起汉地第一座佛寺——白马寺。洛阳的白马寺因而成为我国最早的佛教寺庙。从东汉末年到汉桓帝统治时期，佛教走向了宫廷和民间，汉桓帝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信奉佛教的皇帝，把佛作为王室崇拜的对象。
到三国和两晋的近百年间，社会极具动荡，佛教在各地不平衡地发展着。当时魏都洛阳是北方佛教的重镇。据说，曹植信奉佛教，在今山东东阿县游览时，听到空中传来梵天之赞，这被后人奉为中国佛教音乐的始祖。
到东晋时，帝王中信佛者空前增多，也影响到门阀士族阶层。建筑寺院，供养僧尼，成为帝室贵族信奉的主要内容。此时东晋上层社会玄学空谈之风盛行，伴之以清心养性、服药延年为基本内容的道教也流行起来，这对佛教发展有程度不同地制约和影响。
进入宋齐梁陈的南朝时代，由于没有大范围的战乱，社会较为稳定，佛教也得到了平稳发展。宋文帝时已经把佛教作为维护封建统治和社会安宁的工具加以提倡。到了梁武帝时，信奉佛教到了痴迷的地步，同时也将佛教发展推向一个新高峰。
进入北朝后，各个皇帝对佛教发展的政策缺乏稳定性。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前期也重视佛教，后来因各种原因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首次灭佛运动，极其沉重地打击了佛教的发展。北魏文成帝继位后，佛教又兴盛起来。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正光（520~525）年之后，全国僧尼达200万，占总人口的1/6，佛寺达3万余所。550年，北齐邺都有佛寺4000所、僧尼近8万。全境有寺院4万所，僧尼200万人。这种急剧膨胀的发展，导致了北周武帝宇文邕的第二次灭佛。
历史发展到隋唐，佛教进入最昌盛时期，佛经的翻译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隋文帝杨坚生于佛寺，对佛教有特殊感情。在他的大力倡导下，佛教得到了快速发展。唐高祖李渊为了抬高李氏门第，把自己与李耳挂钩，认老君李耳为祖，排出了道先佛后的次序。到武则天时，利用佛教搞封建迷信，大造称帝舆论，确定了佛先道后的次序。唐玄宗则再将道教置于佛教之上。唐代诸帝，或尊佛，或崇道，完全根据其政治需要。但总体来说，受李渊影响尊道抑佛者占多数。随着佛教的大发展，严重地损害到国家利益，唐武宗采取了灭佛政策，佛教又遭沉重打击。
北宋王朝建立后，宋太祖即位之初，鉴于五代周世宗柴荣灭佛给社会造成的混乱，下令停止废佛，多方支持佛教的发展，以此获得南方吴越等奉佛国家的拥戴。两宋绝大多数皇帝，对佛教的发展，采取了既支持、又有所抑制的政策，所以使佛教的发展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元朝由于是多民族组成的国家，所以统治者允许多种宗教并存发展。但对汉地佛教影响较大的则是藏传佛教。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因为他17岁时因家境贫寒在今安徽凤阳皇觉寺出家，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当过和尚的皇帝，故对佛教有较深的了解。他称帝后的第一年，就诏令禁止白莲社、大明教和弥勒教等一切“邪教”。洪武十五（1382）年又对正统佛教进一步加强管理，重在消除佛教对整个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1644年，满洲贵族挥师入关，攻占北京，建立了清王朝。清王朝基本延续了明代对佛教的政策，但清朝初期的几十年，僧尼人数大为减少。之后随着全国人口的增长，僧尼人数也随之增长。满洲贵族为了笼络蒙疆上层人物，保持边疆地区稳定，因而扶植喇嘛教，以笼络人心。清王朝最关注的还是汉地佛教的禅宗，对此采取了严厉地控制和管理。
历史上对佛教最为痴迷的帝王要数梁武帝了。南朝梁武帝萧衍，取得政权初期，励精图治，革除前朝弊端，举贤任能，政策宽松，大兴儒学，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和发展。但到晚年，逐渐昏庸，痴迷佛教，把国家带入危险境地。他把佛教置于儒、道之上，认为孔子、老子是佛祖的弟子，佛教是日，儒、道是众星；三教之中，佛教最高。他还潜心佛教教义，亲自注释佛典数百卷。还经常身披袈裟，亲临崇光殿和同泰寺讲学。他在位时，在皇宫内院大修寺院。唐代著名诗人杜牧《江南春》诗云：“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描写的就是梁武帝时楼台佛寺的规模惊人和兴盛之状。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作为堂堂一国之君，梁武帝又以苦行僧自居，四次舍身出家，到寺庙当起了和尚。普通八年（公元527），萧衍第一次舍身同泰寺，意欲出家为僧，四天之后，方被群臣劝谏回宫。大通三年（公元529），萧衍再次舍身同泰寺，群臣出资一亿元将他赎回。中大同元年（公元546），萧衍第三次舍身同泰寺，群臣出资两亿把他赎回。第二年，又到同泰寺住一月有余，群臣再次出资亿元把他赎回。凑巧的是，他刚被赎回来，同泰寺的塔就被烧毁了，于是下诏把新塔修得比旧塔高出一倍。梁武帝如此痴迷信奉佛教，除了劳民伤财之外，并未给他带来什么好的因果善报，反而使国家陷入极度危险之中，自己也在侯景叛乱之中成为囚徒，饿死于台城。
隋文帝杨坚认为自己是神佛的化身，所以十分信奉佛教。史书中记载他的出身与众不同。西魏文帝大统七年（公元541）六月癸丑之夜，杨坚之母吕氏生子于冯翊般若寺。据说当时“紫气充庭”，有神尼对杨坚的母亲说：“此儿所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从此就由神尼亲自照养。有一天杨坚母亲发现儿子“头上角出，遍体鳞起”，惊得坠杨坚于地。神尼十分惋惜地对吕氏说：“已惊我儿，致令晚得天下。”杨坚长大后，“为人龙颜，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生长于佛寺，又受神尼的养育，使杨坚深信自己有佛保佑，对佛教有着特殊的感情。在位20余年，度僧尼23万，立寺3792所，抄写佛经13286卷，造佛、菩萨像106560座。仁寿三年间三下诏书，在全国113州兴建舍利塔。
唐朝的唐宪宗、唐懿宗也都十分信奉佛教。在位期间，广修寺庙，花费巨资。为了崇扬佛教，他们不惜劳民伤财，从陕西法门寺迎取佛骨。史书记载，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唐懿宗派许多中使赴法门寺迎接佛骨。当时大臣极力劝阻唐懿宗，认为这是劳民伤财之事。有的甚至说唐宪宗就是因迎佛骨而驾崩的，但都动摇不了唐懿宗的决心。他下旨大造浮屠、宝帐、香辇、幡花、幢盖，分别用金玉、锦绣、珠翠予以装饰。唐懿宗迎接佛骨可谓盛况空前，从法门寺到京城长安300里的道路上，人马车辆络绎不绝，念诵经声震天动地。为了庆祝这一盛事，皇帝下令国家拨出大量金帛赏赐大小官吏，还赦免了大批囚犯。在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相关仪式后，佛骨又被送回法门寺。
清朝的顺治帝则是因情而看破红尘、遁入空门的佛教痴迷者。传说清王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因董鄂妃去世而遁入空门，去五台山落发为僧。并赋诗一首明志：“我本西方一袈裟，为何生于帝王家？天下万事纷纷扰，不如空门补破衲。”董鄂妃复姓董鄂，14岁左右补选入宫，赐给了顺治十一弟襄亲王博果尔。因清廷当时有宗室和亲王府中的贵妇人必须轮流入宫侍奉后宫的规定，董鄂妃作为顺治的弟媳入宫侍奉时被顺治一眼相中。不久，襄亲王羞愧而死，顺治顺势把董鄂妃收入宫中，封为贵妃。后董鄂妃为顺治生下第四个儿子，顺治帝想把这个儿子立为太子，为此遭到了皇太后和皇后的敌视和打击。不久，其子就夭折了，不到三年董鄂妃也忧劳成疾而死。顺治下令全国为董鄂妃服丧，追封董鄂妃为皇后，加封谥号。顺治帝在董鄂妃死后的半年之内，也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到五台山出家了。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实际上顺治帝并未出家，而是死于天花。
顺治帝还十分亲近僧人。他多次召集僧人憨璞聪、玉林琇、溪森等聚会，有时还将他们召入宫中讲经说法，还赐他们封号。还请玉林琇为自己起法名，要求“用丑些的字眼”，自己选择了“痴”字，于是取法名为“行痴”，法号“痴道人”。顺治还在这些和尚面前自称弟子，可见对佛教痴迷到何种地步。
当然，历史上反对佛教的帝王也不少，著名的就有人们常说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即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代唐武宗李炎和五代周世宗柴荣在位时开展的灭佛运动。因前三位皇帝谥号和庙号中均有“武”字，故称“三武”。魏太武帝拓跋焘一人就灭佛两次。
佛教传入东土后，在魏晋南北朝时达到鼎盛，但有时也因不利于统治者的利益而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鲜卑贵族刘浩利用拓跋焘征讨柔然之际，联合其他同党，密谋反叛。事后刘浩被诛，拓跋焘穷追不舍，结果发现有大批师巫、方士参与其中，还搜出若干图谶之类。加之太子拓跋晃的老师玄高和尚擅长巫术之事被崔浩告发。在此情形下，拓跋焘于公元444年对佛门大开杀戒，大肆捕杀师巫和沙门。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次灭佛运动。在这次灭佛事件中拓跋焘把释子、道徒和方士，一概视为道术之人而祸及整个佛门，但范围则仅限于京都。两年之后魏太武帝又发动了第二次灭佛运动。公元445年，关中爆发盖吴起义，拓跋焘消灭盖吴后，在长安佛寺发现隐藏有大量兵器及僧律所禁的酒具器物。于是拓跋焘断定沙门为盖吴同党而加以诛杀。公元446年，魏太武帝下达了更为严厉的灭佛诏，全国焚烧佛经，捣毁寺院，“沙门无少长悉坑之”，佛教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主要出于经济原因，同时也有佛、道之争的因素在其中。因为当时寺院经济过度膨胀，僧尼并不负担赋税徭役等义务，给国家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同时，当时屡有道士建议废佛。因武帝宇文邕对佛教的弊端早有认识，但因宇文护崇佛而无可奈何。武帝杀死宇文护后，于建德二年（公元573）排出了儒、道、佛的顺序，于是公元574年下令禁断佛教，烧毁佛经，驱赶僧尼，破除佛寺。公元577年周武帝灭北齐，又在邺城下令灭佛。这次灭佛与魏太武帝灭佛相比，形式相对温和一些。
唐武宗的灭佛也是出于经济原因和为了抑制社会上的奢侈崇佛之风。佛教在隋唐时期非常盛行。唐初李渊，为了抬高自己家门的身价，硬是把自己与道家鼻祖李耳挂钩，排出了道先佛后的次序；武则天为了利用佛教为其篡权称帝服务，又确定了佛先道后的次序。之后，唐代的皇帝有的崇佛有的崇道，有的为迎佛骨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既败坏了社会风气，又给国家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据唐武宗时统计，当时全国有大的寺院4600多所，小的寺院40000余所，僧尼26万多人。这些寺院既占用了大量良田，又不纳赋税，还占用了不少劳力。唐武宗即位后，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会昌三年（公元843），朝廷对泽潞用兵，军费紧张；而此时关中又连年发生蝗灾，唐武宗决心灭佛以帮助渡过难关。他首先下敕没收僧尼私人钱物田庄；会昌三年（公元843）长安左右两街勒令还俗僧人3400余人；会昌五年（公元845）8月，下敕省并天下佛寺，26万多僧人勒令还俗，44600多所大小寺院限时予以拆毁，寺院财产没收充公。这次灭佛运动帮助朝廷获得不少财政收入，并为消灭割据泽潞的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代时，佛教也十分盛行，周世宗柴荣认识到佛教盛行带来的弊端。显德二年（公元955），颁布诏书限制佛教的发展。主要内容是，指出了佛教过度发展带来的弊端：常有僧人犯法，蔑视法令；还有私自剃度，广收僧徒；还有作奸犯科之人、临阵逃脱的士兵，削发为僧，逃避罪责等等。诏书规定，除拥有“敕额”的准予保留外，其余一律停废；各地均不得再奏请建造寺院，剃度僧众。诏书还规定了出家为僧尼的限制，进一步严格了条件；还禁止僧尼毁坏身体及采用妖幻行为等。诏书颁布一年，全国就废除寺院30336所。这次禁佛，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解决财政困难，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帝王灭佛之外，历史上不少著名人士也坚决反对佛教。南北朝时，佛教发展到了鼎盛。历史上记载了无佛论者范缜与萧子良等人的论战。
齐司徒竟陵王萧子良在官舍广延宾客，延请文人学士，名僧高徒，讲论佛法。范缜却盛称无佛，否认佛教的灵魂不灭、轮回转世、因果报应等说，当场就与萧子良等展开了论战。萧子良说：“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范缜回答道：“人生如树花长满枝上，一起开放又一起谢落，随风而散。有的飘拂在帘幌坠落在茵席之上，有的被关在篱墙之内掉落粪坑之中。坠落在茵席上的，就是殿下您这样的人；掉落粪坑中的，就是下官我这类人。贵贱结局虽然不一样，但因果究竟在哪里呢？”萧子良顿时无言对答。范缜认为，人的贫贱富贵皆出于偶然，并非有什么先天的冥冥之中来支配。范镇还写下专著《神灭论》，认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这个观点一经发表，朝野一片哗然。萧子良召集名僧高徒与范缜辩论、刁难他，但终不能说倒范缜，让其屈服。王琰著书讥讽范缜说：“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范缜针锋相对地说：“呜呼王子，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辩论难不倒范缜，萧子良企图用封官许愿来收买他。萧子良让王融对范缜说：“以你这样的才华，何患不至中书郎！而故乖剌为此论，太可惜了！应该赶紧把这些书毁弃掉。”范缜大笑答道：“使范缜卖弄取官，早到令仆也，何止中书郎啊！”范缜反佛的这种大无畏精神，顶住权贵、名僧等各方压力，坚持自己的观点，实属难得。
北魏时大臣崔浩，非常反感佛法。他曾经说：“为何要奉侍这个胡神呢？”他的妻子郭氏敬好佛经，时时诵读。崔浩大怒，一把夺过来投入火中烧掉了，并把纸灰洒到厕所里。堂弟崔模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对佛顶礼膜拜，无比崇敬。即使在粪土中，也见佛必拜。崔浩见状大笑，奚落说：“在这么肮脏的地方跪拜这个胡神！”后来魏太武帝因发现长安沙门私藏弓箭等武器后，崔浩力劝太武帝诛杀沙门，烧毁寺院，魏太武帝采纳了崔浩的意见，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灭佛运动。后来崔浩奉命编修国史，为了彰显自己下笔公正无私，把国史刊列于石碑之上，立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上，供人品评。有关北魏先世的善恶事迹，都详细据实刊载。北魏有人以崔浩传扬国恶而上奏朝廷，魏太武帝大怒，处崔浩以五种极刑而死。那些信奉佛教的人幸灾乐祸，认为这是崔浩毁佛灭佛、不相信因果报应之说的报应。
唐初著名学者傅奕，也是坚决主张去除佛教的代表人物。他针对南北朝佛教盛行带来的种种弊端，在《请废佛法表》中列举了佛教的种种弊端，以及废除佛教利国利民的十一条好处：一是青壮年僧尼不婚不嫁，以致减损户口。“这是违天地之化，背阴阳之道”，“请僧尼六十以下简令作丁，则兵强民劝”，有利于国计民生。二是西域诸国兵源虽少，“皆得绍其王业”，据其土地，自相征伐，屠戮人国。今大唐丁壮僧民二十多万，“其结胡法，足得人心”，应防其不测。三是佛教“广致精舍，甲第当衢，虚废金帛”，请求诸州县“减省寺塔，则民安国治”。并请将寺院分给“孤老贫民，无宅义士”，规定三万户的州设置一寺，胡僧二人，“草堂土塔，以安经像”，并销毁铜铁像，不得更铸，以保证泉货不再损毁，“益国利人，兴家多福”。四是让僧尼“衣布省斋，则贫人不饥，蚕无横死者”，不让僧尼挥霍浪费。五是禁止僧尼有过多的财产。“礼佛不得尊豪，设斋不得富贵”。六是帝王不崇信佛教则“大治、年长”，信佛则“暴虐、祚短”。七是建议将周孔之教封送西域，以抵制佛教思想的流传。八是视佛经为邪说，称其为“家鬼”，认为“佑世治民，惟《孝经》一卷，《老子》两篇，不须广法佛经……”傅奕的这十一条，切中佛教过盛所带来的弊端，以及限制佛教过度发展所带来的好处。
论及历代反佛代表人物，不能不提及唐代的政治家、文学家韩愈。隋唐是佛教盛行的时代。一方面，佛教盛行带来兵源不足、税赋减少等；另一方面，它又挤占压缩了儒、道的发展空间。因此，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儒释道之间的尖锐斗争。陕西凤翔法门寺内有一座佛塔，里面藏有佛指骨一节，被人称为舍利。每三十年开一次塔，把舍利取出，供奉长安寺院，供人瞻仰参观。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又值开塔的日子，唐宪宗表示要迎佛骨入宫供养三日。韩愈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写下了《谏迎佛骨表》，上书朝廷。他在上奏书中攻击佛法是“夷狄之一法耳”，在中国流传不久。而且信奉佛教的帝王并没有好结果：梁武帝“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病。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还说“佛本夷狄之人”，“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以入宫禁！”并劝唐宪宗“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此表作者情绪偏激，言辞尖锐刻薄，很难为皇帝所接受。果然，唐宪宗看到奏章，龙颜大怒，坚决要杀死韩愈，幸有大臣裴度等竭力相劝，才留了韩愈一条性命，最终贬韩愈到偏远的南方潮州做刺史。这件事就是韩愈曾经在诗中所写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的情形。
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和盛行，历史上也涌现出不少著名的取经者。
晋宋时人法显，俗姓龚，今山西临汾人。后秦弘始元年（公元399），他与慧景、道整等四人，从长安启程去印度，寻求戒律典籍。他们从敦煌度流沙，经鄯善，北上新疆焉耆，转西南走于阗、子合（新疆叶城）、于摩（新疆塔什库尔干），北折竭叉（新疆喀什），然后逾葱岭，抵巴基斯坦北边，再渡印度河到印度河上游等地，进入中天竺境内。法显在古印度南北各地巡礼佛教胜地，搜集佛经，然后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苏门答腊，于东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在山东崂山登岸，次年到建康。《法显传》中写道：他们从长安出发，近六年到中天竺，停留六年，又经三年返回，前后15年，游历29国。法显把一路见闻记录下来，写成了《佛国记》。
另一位著名的取经者就是我国人民家喻户晓的唐代玄奘法师。他从唐贞观三年（公元629）上表请求出国取经未获允许，就毅然孤身偷越边关，踏上西行的漫漫长途。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玄奘载誉归国，迎其入长安者数十万人。玄奘西行东归首尾共计17年，亲历110国，传闻28国。他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应唐太宗之请撰成《大唐西域记》，是今天研究古印度和中亚史的重要文献。玄奘从印度带回梵经520夹657部，经过19年勤奋不辍的翻译，总共译出74部1335卷。唐太宗为他的译籍亲自写下了《大唐三藏圣教序》。
诗云：
汉明感梦话神人，白马殷情驮卷文。
乱世偏多佛寺庙，承平谁羡道仙身？
萧衍住寺惊臣子，三武灭佛震宇坤。
崇道礼佛成底事，春风岁岁卉花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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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成败论改革
改革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的强大动力。认真分析研究我国历史上改革的成败得失，对于进一步推动和深化新时期的改革，是极为必要的。
商鞅变法。商鞅是卫国人，本名公孙鞅，也叫卫鞅，因为他在秦国支持变法因功被封商地，故称商鞅。商鞅年轻时受李悝、吴起影响，爱好刑名之说。后到魏国求仕，欲推行自己的治国理想而不成功，听说秦孝公欲继承秦穆公霸业下求贤令，因而逃出了魏国，西行到了秦国。战国初期的秦国，由旧贵族把持着朝政，经济落后，政治动荡，国力贫弱，常常遭到魏国的侵夺。秦孝公即位后，下令求贤，决心改变现状，雪耻图强。商鞅见到秦孝公之后，经过反复劝说秦孝公，最终使秦孝公接受了霸王之道和强国之说，推行变法。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秦国任命商鞅为左庶长，推行变法。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是：1、对秦民管理实行连坐法。即将秦民编入什、伍之内，令其互相监督。一人犯法，如不检举、告发，其他人就要承担法律责任，揭发、告奸者则可受赏。2、用法令力量迫使大家族向个体家庭转化。按照“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3、禁私斗，鼓励建立军功。有军功者可用爵位奖赏，私斗者则按轻重判刑。4、贯彻重农抑末的政策，努力耕作者免其徭役，怠于种田或从事手工业、商贾之业致贫者罚为奴隶。5、要求宗室立军功。实行二十等级爵制，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份高低。
新法令刚推行时，人们怀疑观望，信心不足。为了增强人们的信心，商鞅下令立三丈之木于都市南门，招募有能把木头移至北门者，给予10金。人们觉得很奇怪，无人移木。商鞅再次下令说：“能移者予50金。”有一人把木头移至北门，商鞅奖给他50金。以此表明政府说到做到，不欺骗人民。宋代政治家、改革家、诗人王安石赞之曰：“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新法令推行没几年就收到了好的效果，秦国百姓渐渐富裕，臣民们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国势也大大增强，秦孝公又提拔商鞅为大良造。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秦国从雍迁都咸阳。商鞅又公布第二次变法的内容：1、推行县制。撤并小都、乡、邑为直属于中央的县，县置令、丞，全国共置31县。2、开阡陌，废除井田制，教民耕战。3、统一度量衡。
通过两次变法，秦国做到了国富民强。“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变法彻底废除了秦国封建世系制而实行官僚制，使秦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民生等方面大大超过其他诸侯国，为以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然而，商鞅的结局则十分悲惨。公元前338年，商鞅遭车裂分尸，惨死于秦国。原因是秦孝公死后，太子秦惠文王即位。商鞅推行变法时得罪了太子及其身边人，遭到了他们的疯狂报复，告发商鞅欲谋反，终被秦惠文王以反叛罪车裂而死。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改革势力与反改革势力斗争的残酷和激烈，矛盾的不可调和。
晁错推行削藩策。汉景帝时的政治家晁错，年轻时曾随张恢学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学，之后担任太子舍人、门大夫、博士、太子家令等职。他针对当时社会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匈奴入侵、商人兼并土地以及诸侯王势力膨胀等问题，先后上书言事，提出不少精辟的论点，因而号称“智囊”。当时西汉王朝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诸侯王势力急剧膨胀，一些大的诸侯国，俨然成为一个独立于西汉王朝之外的小朝廷，严重影响到中央政权的权威。汉文帝时晁错就提出过削夺诸侯王权力等法令，但未被朝廷采纳。景帝即位后，晁错深受赏识和信任，先后提出一系列法令，以削夺诸侯王的封地，巩固中央政权。他主张对犯罪的有过错的诸侯王，削去他们的支郡，只保留一个郡的封地，其余收归国家管理。他在《削藩策》中尖锐地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景帝听从其建议，先后削去赵王刘遂常山郡、楚王刘戊东海郡和胶西王刘卬的六个县，并决定削夺吴王刘濞的会稽郡和豫章郡。晁错的削藩建议和举措，引起各方的激烈反对。
吴王刘濞知道消息后，率先联络相关诸侯王，约定以“诛晁错，清君侧”的口号起兵。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当朝廷正式削藩令送达吴国时，吴王刘濞、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分别起兵叛乱。在此危急关头，朝廷却乱作一团。晁错认为，只有调集大军镇压叛军，才是唯一出路。他还建议景帝亲征。但曾受吴王刘濞贿赂而受到晁错责难、与晁错势不两立的大臣袁盎却竭力反对晁错的正确主张，并劝景帝杀晁错以谢七国，平息叛乱。而冷酷无情的汉景帝竟然采纳袁盎的主张，表示“不爱一人以谢天下”，准备牺牲晁错而妄图换取七国罢兵。于是批准丞相、中尉嘉以及廷尉上疏参奏晁错“无臣子礼，大逆不道”，应当腰斩的意见，可怜身穿朝服的晁错竟被腰斩于东市。景帝原以为杀死晁错叛军就会退兵，谁知谒者仆射、校尉邓公从前线归来奏报皇帝，吴楚之乱“其意不在错”，叛军仍大举西进；杀死晁错，对内堵塞了忠臣之口，对外替诸侯报了仇，估计以后无人敢进言了。景帝此刻不禁幡然悔悟，然晁错已人头落地，只能“喟然叹息”而已。“七王之乱”的发生，再次证明了作为朝廷智囊晁错的远见卓识，他用鲜血和生命证明了削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证明了推行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证明了最高统治者关键时刻为保全自己的冷酷无情。
王莽复古改制。王莽为了建立和稳固新朝统治，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为缓和社会矛盾，打出《周礼》旗号，宣布实行改制。一是改革了官职。将传说的上古官制和汉朝官制结合起来，制定了新朝的官制。中央设置四辅、四将、三公、九卿和六监。地方上则将全国分为九州，一百二十五郡。二是改革土地制度。依照夏商周的井田制，颁布“王田令”。把天下土地称为“王田”，同时禁止土地的买卖。一家人中如男丁不满百人土地超过900亩，就需将多余土地交给国家，再分给本族人耕种。以前尚未有土地的家庭，则依照一夫一妻100亩的标准分配。三是改革奴婢制度。防止奴婢过多而使国家劳动力减少。并颁布“私属令”，禁止买卖奴婢，违令者流放。四是评定物价，改革币值。颁布了“五均”（即由国家管理工商业和物价）、“赊贷”、“六管”，即百姓遇到丧事、祭礼和经营工商业缺少资金时，由官府向百姓发放贷款，利息相对较低。国家还将盐、铁、酒收回专卖，垄断铸钱，管理山林山泽，征收税收。这些内容统称为“六管”。王莽还实行了多次币制改革，使用金、银、龟、贝、钱、布五物六类二十八种货币，称为“宝货”。将早已失去货币性能的原始货币龟壳、贝壳拿来使用，造成金融严重混乱，货币贬值。王莽推行的这种不切实际的复古改制，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惨败。
王安石变法。王安石自幼酷爱读书，并写得一手好文章。他的文章不仅文采好，而且常常思想出新，有志于矫世变俗。他曾经上万言书，向皇帝阐述了自己的变法主张。又通过结交当时韩、吕两大望族经过他们的宣传，使当时的皇帝宋神宗注意到自己。宋神宗先是任命他为江宁知府，之后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并于熙宁元年（公元1068）四月，召王安石入朝听了他的治国理念。宋神宗对王安石十分赏识，充分信任，于熙宁二年（公元1069）二月，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开始实施新法。新法的核心在于富国强兵。其主要内容：一是均输法。即以朝廷用度为依据来调控运输总量，以节省收购和运输费用。二是青苗法。即以贱收贵卖为原则，粮价高时以低于市场价格出卖粮食；粮价贱时以高于市场价格收购粮食。同时，缺钱缺粮的农户还可以向官府借钱，粮食收获后再还给官府，借的钱就叫青苗钱。三是农田水利法，以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四是免役法，也称募役法。即免除原来民户按户等轮流到官府服差役的义务，而是改由官府出钱募人充役。五是市易法。先在开封设市易务，后在杭州、广州、扬州等地设置。市易机构用官钱来收购市场上的滞销货物，然后贩卖给个体商贩，这些个体商贩用自己的金银产业作为抵押还可赊购货物，半年或一年之后再归还，并且加息一分或二分。六是免行法。即各行业据获利情况按月或按季度定期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再不为官府承担任何摊派。七是方田均税法。即每年九月由县官主持丈量土地，并依据土地肥沃与否把土地分为五等，以此为依据由农户纳税。八是将兵法。即裁减军队，减少军费开支。九是保甲法。规定每10户为一保，设保长；50户为一大保，设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设都、副保正，并实行保内连坐制度。十是保马法。目的是解决军马缺乏而令民户养马，自愿养马者可享受一些优待。王安石的变法，史称“熙宁变法”。
这些变法措施实行后，触动了不少大商人、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首先是以太皇太后高氏为首的外戚势力的强烈反对。太皇太后对神宗说：“祖宗法度，不宜轻改。吾闻民甚苦青苗、助役，宜罢之”，认为“安石乱天下”，并且要求皇帝把王安石“出之于外”。其次是与他交情深厚的好友劝他停止新法，比如司马光等人。再次是一些对他有恩的人也反对他，如吕公著、韩维，王安石曾借二人赖以成名；欧阳修、文彦博则是推荐王安石作侍从的人。变法得以推行，主要是得到了宋神宗的坚定支持，他认为“群臣惟安石为国家当事”。王安石自己为推行变法，则铁面无私，六亲不认，只要反对变法，无论是好友还是恩人，统统加以贬斥京外，成了有名的“拗相公”。在各种势力的强烈反对下，宋神宗后来对变法也发生了动摇。熙宁七年（公元1074）二月王安石被罢相，后虽又重新启用，但神宗却不太信任他了。熙宁九年（公元1076）十月，王安石自求罢相，出知江宁府。变法也告失败。
等到宋哲宗赵煦即位后，刚开始政权掌握在反对变法的太皇太后手里，她立即起用反对变法的守旧派首领司马光参与朝政，新法被渐渐废除。这一时期史称“元祐更化”。直到元佑八年（公元1093）九月高太后去世，18岁的宋哲宗才亲政。亲政之初，恢复了神宗时的一些变法制度，并且改年号为绍圣，明确宣示要继承神宗的改革事业，先后任用支持“绍述”者李清臣、章惇、曾布等人入主朝政，将不同意变法的苏辙、苏轼、吕大防、刘挚等人先后贬出京外。这场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逐步演变为新旧党派之争。仅元符元年（公元1098），重新惩处的所谓元祐旧党就达830人之多。哲宗的这些做法史称“绍圣述圣”。无论如何，王安石的变法，对推进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增强国力，缓和社会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
张居正改革。明隆庆六年（公元1572），明穆宗病亡，由10岁的太子继位，是为明神宗。其时的内阁成员只有高拱和张居正。高拱因过于高傲自大得罪了握有大权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张居正则趁机拉拢冯保，斗倒了高拱，当上了内阁首辅。神宗与其母非常尊重张居正，张居正大刀阔斧地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内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整顿吏治。张居正创立了考成法，以考核官吏的政绩。其评判标准以“安静宜民者”为上，“沿袭旧套虚心矫饰者”为下，采取的方法是逐级考核。除此之外，还有随事考成的制度。规定六部督察院及各衙门之间公文来往、传达均根据道路远近或事情缓急程度来确定处理期限。如有延误，各级官吏都有责任举报。通过整顿吏治，裁撤了一大批冗员，奖励提拔了一批廉洁能干的官吏，吏治腐败的现象得到了一定改观。二是推行财政改革。针对当时贵族和官僚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却隐瞒不报以逃避税收的现象，张居正下令在全国丈量土地。万历九年（公元1581）丈量完毕，田地总额比明孝宗时多出300多万顷。张居正下令清理积欠的田地租赋，作为考核官员的重要内容，据此迅速扭转了明王朝财政窘迫的困境。通过丈量土地，又把当时各种名目的赋税和劳役合并起来，折合银两征收，这种做法称为“一条鞭法”。这种改革，有效地改变了官吏的营私舞弊现象，增加了国家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此外，针对明朝边备荒废的情况，张居正竭力整饬边防，提拔了李成、戚继光等一批富有才干的将领镇守边防，致使这一时期“边境晏然”。张居正的改革史称“万历新政”。
万历十年（公元1582），张居正病死，明神宗先是处理了飞扬跋扈的太监冯保，继而查抄了张居正的家产，并未发现有多少家产，还闹出了人命，以报复张居正幼时对他的严加管束。这充分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复杂多变和冷酷无情。
戊戌变法。由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断加深，国内出现了波澜壮阔的爱国主义救亡高潮。以康有为等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多次上疏光绪皇帝，要求维新变法，走强国之路。同时，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力量逐渐成长起来，开始走上政治舞台，要求改善他们所处的地位。这种情况为戊戌变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基础。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从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到八月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103天内，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变法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在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等。二是在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市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在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发明等。这些新的改革措施并未触及封建统治的基础，只是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但仍为封建顽固派所不容。他们采取阳奉阴违、托词抗命等手段，竭力抵制新法。封建顽固派的代表慈禧则在光绪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在此情况下，光绪皇帝也密召维新派人士商议对策，但却束手无策。不得已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以示拉拢。谭嗣同还密访袁世凯，劝袁杀荣禄，举兵救驾，然而却被袁世凯出卖。八月六日，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把光绪皇帝囚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政变成功。慈禧太后立即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等，在北京菜市口把谭嗣同等六君子杀害。103天的变法维新，以戊戌政变宣告失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从历史经验看，凝聚共识对改革能否成功至关重要。历史上，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明代的张居正变法，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当时君主专制的政权性质和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加之统治集团内部盘根错节、相互倾轧，改革触动了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的变法都遭遇到强大阻力，甚至弄得自己身败名裂。”习总书记的讲话，充分说明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通过回顾、分析历史上几次重要改革，我以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第一、历史上的每次改革客观上都有利于解放社会生产力，有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富强。战国时的商鞅变法，使秦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等各方面都远超其他诸侯国，为秦最终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张居正的改革则突出地扭转了当时明王朝财政窘迫的状况，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稳定了边防。同时通过吏治改革，有利于官员的勤政廉政。即使是一些未能成功的改革，如康有为等人领导的戊戌变法，他们改革的方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正确的，他们的经验教训也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第二、改革的成败与否往往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决心。这当然与封建社会实行君主专制的统治相关。联系历史上或大或小的改革概莫能外。例如，商鞅的改革获得秦孝王的大力支持，得以推广；而秦惠文王即位后，首先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报复，法废身死，自己最终被车裂而亡。还有，作为朝廷智囊的晁错，在关键时刻却遭到汉景帝的无情抛弃，所谓“不爱一人以谢天下”，被腰斩于东市。王安石、张居正等改革，也莫不以最高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他们决定着改革的成败和改革者的下场。
第三、由于改革涉及各阶层的利益调整，因而改革者和反对改革者的斗争往往是你死我活、不可调和，因而改革者往往要付出血的代价。商鞅被车裂，晁错被腰斩，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张居正因病已死逃过一劫，但却祸及子孙，遭到了抄家的劫运。王安石虽然全身而退，也绝非最高统治者的仁慈，而是因为宋代有宋太祖“不杀文官”的祖训而已。
第四、改革必须与时俱进，敢于突破前人藩篱，勇往直前，开拓创新，这是改革者必备的理论素养。商鞅变法时对秦孝公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商鞅的论述充满了与时俱进的精神。王安石更是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著称于世，这是鼓励他变法的重要精神武器。反观王莽的所谓复古改制，生搬硬套古人理论，在一些做法上一成不变地照搬古人，倒行逆施，企图开历史倒车，为最终失败埋下了种子。所以，王莽的改制绝非真正的改革，而是如班固所指出的那样“诵《六艺》以文奸言”。
历史上的真正改革者们，他们不少人为国家的富强，为社会的稳定，为人民的休养生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却付出了血的代价。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吧！
诗云：
一心社稷治沉疴，留下千秋感慨多。
商鞅强秦身被裂，晁卿卫汉命先夺。
汉文有道资藩寇，慈禧无情坏祖国。
成败是非存史话，悲歌一曲壮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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