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集群出现是世界性现象
文人和艺术家以集群的状态出现是一种世界性现象。
公元前，也就是中国出现诸子百家的那段时间里，古希腊在不长的时段里就出现了一大批的文化哲人，例如：
柏拉图（约公元前 427~ 前 347 年）：哲学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
苏格拉底（公元前 469～前 399 年）：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 教育家。
亚里士多德：哲学家，世界古代史上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堪称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是柏拉图的学生， 亚历山大的老师。
伊索：公元前 6 世纪的希腊寓言家。
毕达哥拉斯（约前 580~ 前 500 年）：哲学家、数学家和音乐理论家。
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 年出生于希腊阿提卡的埃琉西斯。他是古希腊悲剧诗人，与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一起被称为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悲剧作家。
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 530～前 470 年）：是一位富传奇色彩的哲学家，是爱菲斯学派的代表人物。
欧里庇得斯（公元前 485～前 406 年）：与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并称为希腊三大悲剧大师。
索福克勒斯（约前 496～前 406 年）：雅典人，雅典三大悲剧作家之一。
伊壁鸠鲁（公元前 341～前 270 年）：哲学家、无神论者，伊壁鸠鲁学派的创始人。
……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文化名人也是集群出现的： 作家方面有：
但丁·阿利格斯（1265～1321 年）：他的代表性著作《神曲》。彼特拉克（1304～1374 年）：擅长十四行体的抒情诗，1341
年，他获得桂冠诗人的荣誉。
薄伽丘（1313～1375 年）：著名作品是短篇故事集《十日谈》。列奥那多· 布鲁尼（1369～1444 年）和罗伦佐· 瓦拉（约
1406～1457 年）：布鲁尼是新兴的人文主义教育体系的创始人， 同时也是佛罗伦萨政治史的作者。瓦拉是哲学家兼语言学家，他曾就许多教会捏造的文献辨伪。
这段时间艺术家也层出不穷，乔托（1266～1337 年）：在他的壁画里创造富有现实感的男女形象，一变中古绘画的简单和呆板；乔托的继承者玛萨乔（约 1368～1466 年），发现远近透视的规律，是绘画走向现实主义的重要步骤；雕刻家吉伯尔提（1378
～1455 年）和多那台罗（1386～1466 年）：他们的作品对人体作了忠实的描绘；建筑家布鲁涅列斯奇（1377～1446 年）：利用精确的计算，解决了佛罗伦萨教堂建筑无柱圆屋顶的结构问题。
在文艺复兴的后期，意大利出现了更多的人才。其中最杰出而具有多方面才能的是佛罗伦萨的列奥那多·达·芬奇（1452
～1519 年）：代表作有《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
与达·芬奇同时代的米开郎基罗（1475～1564 年）：是著名雕刻家、画家、建筑家和诗人。他虽以宗教故事为题材，但作品中所表现的，则是市民阶级的人本精神。他的雕刻代表作有大卫像和摩西像，绘画杰作是分别画在罗马西斯丁教堂天花板上和墙壁上的《创世纪》和《末日裁判》。
拉斐尔（1483～1520 年）：他费时十年之久，为教皇的梵蒂冈宫殿画壁画，总名为《教权的建立和巩固》。他成功地把许多人物安置在广大的空间里，布局宏伟。他的《圣母升天》洋溢着一个凡俗妇女的欢乐情景。
从十六到十九世纪，法国也集群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作家： 弗朗索瓦·拉伯雷（1491～1553 年）：代表作为《巨人传》《拉
伯雷全集》。
莫里哀（1622～1673 年）：喜剧作家、演员、戏剧家。法国芭蕾舞戏剧创始人。代表作《伪君子》《吝啬鬼》。
比埃尔·高乃依（1606～1684 年）：作家，代表作《熙德》《贺拉斯》。
让·拉辛（1639～1699 年）：剧作家，与高乃依和莫里哀合称十七世纪最伟大的三位法国剧作家。代表作《昂朵马格》《费德尔》《阿达莉》。
让·德·拉封丹（1621~1695 年）：诗人，以《拉封丹寓言》留名后世。
伏尔泰（1694~1778 年）：启蒙時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 启蒙运动公认的领袖和导师。被称为“法兰西思想之父”。
狄德罗（1713～1784 年）：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作家。他的最大成就是主編《百科全书》。
让～雅克·卢梭（1712~1778 年）：是瑞士裔法国思想家、作家、政治理论家。
巴尔扎克（1799~1850 年）：19 世纪著名作家，法国现实主义文学成就最高者之一。《人间喜剧》（Lā Comédie Humaine）其中包括《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
梅里美（1803~1870 年）：现实主义作家，中短篇小说大师， 剧作家，历史学家。代表作《卡门》。
维克多·雨果（1802~1885 年）：浪漫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 作品有《巴黎圣母院》《笑面人》《悲惨世界》《九三年》。
大仲马（1802~1870 年）：19 世纪浪漫主义作家，代表作有《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
小仲马（1824~1895 年）：创作家、小说家。代表作是小说《茶花女》。
凡尔纳（1828~1905，）：小说家、博物学家，现代科幻小说的重要开创者之一。代表作有《海底两万里》《八十日环遊世界》
《地心游记》。
阿尔封斯·都德（1840～1897 年）：小说家。短篇小说《最后一课》《柏林之围》等作品都已成为世界文学的珍品。
福楼拜（1821~1880 年）：现实主义作家。《包法利夫人》被视为是“新艺术的法典”，一部“最完美的小说”。
莫泊桑（1850~1893 年）：代表作有《羊脂球》《项链》。
埃米尔·左拉（1840~1902 年）：19 世纪法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人才的专长是被环境与氛围塑造的
我们试想，当一个有着聪明才智的人，来到了一个地域， 这个地域全都是种地的农民，再无其他的副业，那么，他要生存下去，就只得种地。如果他流浪到达一片草原，这里只有牧民， 那他只有放牧，只不过他以后或许比其他人更擅长这一行当罢了。再或者，这个人来到的是音乐之都，来到的是绘画之乡，那么，他入乡随俗，说不定也成了一名音乐家或画家。因此，当一个地域出现了一堆相同的人才，其他的人再钻进这个地域之后， 也就近黑者墨，近朱者赤，等他钻出头来之后，他就是这个集群中的标准一员了。
因此，某些个天才的专长是环境塑造的，是这个集群中的氛围与特色塑造的。
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现象，就是如此。
汉代就是汉赋，唐朝就是唐诗，宋代就是宋词，元朝就是元曲，当然，在这个时期里，也还有其他的艺术，例如在汉朝，还有乐府诗，还有原始性的小说和说唱，但都盖不过汉赋。
一旦汉赋与唐诗出现了集群现象，并且得到了朝廷、皇帝的推崇、推广，就会有一个发展、提升、繁荣的过程，会完成它的一个“全生长期”，而其他的文学样式，只就得靠边站了。尤其是当文人们靠着这种文学样式能够升官，能够扬名，能够发财之后， 环境形成了一个烘托之势。有出息的人才就会蜂蝶逐香，愈聚愈多，愈捧愈“牛”，势必形成一个历史性的大高潮。
让我们先拿唐朝来说事。
清代康熙年间所编的《全唐诗》凡 900 卷，目录 12 卷，共
计收诗 48900 余首，作者 2200 余人，可见唐诗在唐朝足以一统天下。
唐贞元三年，十六岁的白居易从江南来到京都长安，带着自己的诗稿去拜会名士顾况。
顾况担任掌管编纂国史和起草朝廷重要文件的著作郎，无论在朝在野都极负盛名，求见的人极多。他既是大诗人，又是宰相李泌的挚友，十分高傲，一般士子求访不易，更难得到他的赞赏。他能见白居易，算是对白居易高看了一眼。顾况看到诗稿上“白居易”的名字，熟视这个少年道：“米价方贵，居亦弗易。”这意思是说，你叫“居易”，但你不知道长安生活费用这么高，你要定居下来也不是桩易事吧。
但是等他读到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句子“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句，不由大为赞赏， 随即改口“：青年才俊如此，长安居亦易矣！”五代时王定宝记云： “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古草原送别》诗曰：‘野火烧不尽，春
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尔。’”
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故事，但我们可以再问出其他的一些问题来。
既然长安米价如此之贵，一般人是住不起的，那么，为什么白居易还要像飞蛾扑火一样，非要跑到长安去讨生活呢？
当然，回答也是容易的，长安是首都，文化政治的中心，有皇帝在，大官多，人脉广，求官易；名人人才扎堆，可以相互学习；容易得到前辈名人的关注、提携，扬名易……
而白居易不正是这样一下子出了名的吗？顾况的评价不胫而走，他从此名声大振。
这“离离原上草”是白居易的第一首诗，凭这第一首小诗就出了名的，白居易是千年难得的第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我们或可叫做“特定区域文化现象”，在某一块土地上，或者说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像古代的雅典、意大利佛罗伦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以及中国唐朝长安，北宋朝开封，南宋朝临安、元朝大都、明清朝的北京等。
开始是有了几个名人扎堆，像“竹林七贤”那样的扎堆现象， 然后听到了消息的其他后起才俊像“粉丝”那样追逐而去，这就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跑到长安去谋“发展”，于是人才愈聚愈多， 构成了一个大团队，造成了某一方面人才大量扎堆的菌落现象。
无论是李白还是杜甫，抑或是白居易，无非都是这样一个过程，奔向一个政治、经济或文化中心去谋求发展，从“边缘人”做起，以求获得这个集群中人的认同，成为其中不被人轻视的一员。然后再迈出第二步，攀向最高枝，或成为某一个派别的领袖。自然，在迈向最高层的过程中，需要动力，需要火箭的第二级第三级推动力，被人鼓励、吹捧、推荐、评奖，是一种动力，而被贬与被排挤，则是另一种动力，而在某种情况下，这另一种动力对于他能量的激发会显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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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贬与受辱会带来巨大的反弹
像白居易到长安去谋发展，整个长安的政治、经济、人文是他所处的大环境，而所进入的文人（诗人）团队里去，那么这个文人的环境就是内部环境。顾况所说的现在长安物价很贵、米价涨，生活大不易，讲的就是外部环境，而文人集团内部的情况则是一个生存的小环境。
让我们再为白居易设想一下吧！难道就凭他一首“离离原上草”就能永远立于光辉的高地吗？不是，他的诗歌最辉煌的时期，是他任盩厔县（今陕西周至）任县尉到贬为江州司马的时候。白居易的感伤诗最出色的是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和《琵琶
行》。前者为早年（元和元年）所作；后者便是外迁这一阶段的作品。这两首诗均达到很高的思想艺术水平。正是这千古流传的两首诗，成就了他的诗名。
有人说出了白居易写作《长恨歌》的历史背景，当时诗人正在盩厔县任县尉。此诗作于元和元年（806 年），诗人为失去与湘灵相会之可能而痛苦，这也就是说，在《长恨歌》里，融入了他自己失恋而带来的感受。
白居易 11 岁时，因避家乡战乱，随母将家迁至父亲白季庚任官所在地——徐州符离（今安徽省宿县境内）。之后在那里与一个比他小 4 岁的邻居女子相识，她的名字叫湘灵，长得活泼可爱，还懂点音律，于是两人就成了朝夕不离、青梅竹马的玩伴。到白居易 19 岁、湘灵 15 岁时，情窦初开，两人便开始了初恋。
白居易有一首诗名为《邻女》，追叙了 15 岁的湘灵，并赞美湘灵的美丽和她悦耳的嗓音。贞元十四年（798 年），白居易 27 岁的时候，为了家庭生活和自己的前程，他不得不离开符离去江南叔父处。一路上他写了三首怀念湘灵的诗。分别是《寄湘灵》《寒闺夜》和《长相思》。
白居易的《长相思》是这样写的：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这个倚楼女子，他想象的就是湘灵。
由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白居易与湘灵经过 17 年的相处和
8 年的相恋，感情已经很深。离别后不但苦苦思念，而且已考虑
过结婚问题。白居易 29 岁考上进士，回符离住了近 10 个月，恳切向母亲要求与湘灵结婚，但被封建观念极重的母亲拒绝了。
白居易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离开了家，贞元二十年（804 年）秋， 白居易在长安作了校书郎，需将家迁至长安，他回家再次苦求母亲允许他和湘灵结婚，但门户大于一切的母亲，不但再次拒绝了他的要求，且在全家迁离时，不让他们见面。白居易以不与他人结婚惩罚母亲的错误，并三次写了怀念湘灵的诗：《冬至夜怀湘灵》《感秋寄远》和《寄远》。白居易 37 岁时才在母亲以死相逼下，经人介绍与同僚杨汝士的从妹结了婚，但直到元和七年还写诗思念湘灵。例如《夜雨》《感镜》等。后来白居易蒙冤被贬江州途中，和杨夫人一起遇见了正在漂泊的湘灵父女，白居易与湘灵抱头痛哭了一场，并写下了题为《逢旧》的诗。这时白居易已经 44 岁，湘灵也 40 岁了，但始终未婚。这首诗里白居易再次用
了恨字，此恨与《长恨歌》的恨是相通的，白居易的这段悲剧爱情为他移恨入《长恨歌》打下了基础。他凭一张“旧船票”登上新的“客船”。
我们都知道，陆游的母亲让他休了他最爱的表妹唐婉，使他写出了千古绝唱《钗头凤·红酥手》：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而白居易的母亲不让儿子娶湘灵，因此儿子也写出了不朽名作《长恨歌》。
谁之恨，谁之错？母亲的错就是陆游的错，唐皇的恨就是白居易的恨，恨亲人而不能直接说出，郁积于心，依托于他人他事， 纱帐后带着隐晦，这才更显得沉郁而凝重。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母亲的阻止、反对，诗人写不出“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样的绝句来，因此，绝情母亲阻扼正是他们创作的成功之母。
元和十年（815 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白居易被贬的表面原因是他越职奏事，率先上书请捕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得罪了当朝权贵，实际上真正的根源在于他平日所作的讽喻诗招致当权者的嫉恨，故借此机会打击报复。对此，白居易自言：“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而他被贬至江州，不仅被挤出了文人集群之外，还被挤出了
长安这个政治集团之外，他被统治集团关闭了进出的大门，所以他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自己是正确的，统治者的决定是错误的。统治者为他关上了一扇门，他要为自己开一扇窗。这就是动力。最终，他成功了。
自元和十一年（816 年），至大和二年（828 年），一共是 12 年的时间。白居易到江州后的第二年，写下《琵琶行》。诗中通过一个擅奏琵琶的长安名妓沦落江湖的不幸身世，寄托了自己政治上失意的苦闷。在《琵琶行》中，就有着他内心的呼喊。我们设想，如果他的仕途与生活一直顺遂，他绝对写不出“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本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样的警句来。
把白居易看成一个“青年符号”，像白居易这样的小青年， 来闯首都长安，他一开始就是这个城市的“边缘人”，后来中举、还当上了官，完全融入了这个城市，成为适应性的一员。但这一 “贬”，又将他贬成了“边缘人”，谁都不知道被贬的自己能否再次回到这个城市里去，再次获得先前取得的地位。所以这后一贬， 落差是相当大的，这就造成了他思想与情绪的巨大跌宕。而这 种第二次的被边缘化，再加上他婚姻的受挫，正是这个人才迈向 最高峰的第二次推动力。
有专家说，历史上受污辱最深重的天才人物，当数南唐的李后主了。他的国家灭亡，自己还当了俘虏。更可悲的是他的最爱，那个美人小周后被俘之后，不时被强召入宫。赵光义还在“行幸”小周后时命一干画师现场观摩作画，实际上就是把强奸的画面保存下来（后来确有《熙陵幸小周后图》存世）。
而且，宋帝还把一顶“耻辱帽”戴在他的头上，封他为“违命侯”。
亡国之君，阶下之囚，更是一个老婆被别人任意奸辱的戴绿帽子的男人，这种屈辱，是任何一个男子都承受不了的，更何况是一个皇帝。所以他的跌落，何止是从天上跌落到人间，简直是进了地狱。让我们读几首李煜后期的词：
之一：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之二：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之三：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之四：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李煜被俘后的词，与前期截然是两种风格，字句都明白如话，没有雕琢，但感情浓聚于其中，那是化不开的一团千古愁怨。就是这“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俗话一句， 却成了流传千古的名唱。
李煜祖父李昇、父亲李璟三代都好文词，李璟常与宠臣韩熙载、冯延巳等饮宴赋诗。他的词，感情真挚，风格清新，语言不事雕琢，“小楼吹彻玉笙寒”是流芳千古的名句。其诗词被收录《南唐二主词》中。李煜始，就有个南唐词派存在，其主要人物就是李煜和他的文臣们。
因此，我们说，完成他词后半生提升的不是其他，正是他身背的无限屈辱。
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有两样东西都是会让我们获得动力的，一是情与爱，二是怨与恨，而在许多的时候，怨与恨给人的动力比情爱所给的还要大。
许多人一定知道成语“江郎才尽”的出处。《南史·江淹传》中有载：南北朝时，有一位名叫江淹的人。年轻的时候很有才气， 可是当他年老的时候，拿着笔，思考了半天，再也写不出任何东西。因此，当时人们谣传说：有一天，江淹在凉亭里睡觉，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一个叫郭璞的人对他说“：我有一支笔放在你那里已经很多年了，现在应该是还给我的时候了。”江淹摸了摸怀里， 果然掏出一支五色笔来，于是他就把笔还给郭璞。从此以后，江淹就再也写不出美妙的文章了。
江淹（444～505 年），字文通，南朝政治家、文学家，历仕南朝宋、齐、梁三代。他少时孤贫好学，六岁能诗，文章华著。但是中年以后，官运亨通，一帆风顺，官运的高峰却造成了他创作上的低潮，富贵安逸的环境，使他才思枯竭。
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很好地拿今天的航天技术打个比喻，要想把飞船发射到太空中去，需要极大的动力，必须要像有三级火箭那样的持续加力过程。无论是司马迁讲到的那些前代人物， 或是他自己，还是历史上的名诗人词人们，都是因为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的推动，才能升登最高峰的，没有了这种后续的推力， 就会像江郎一样，平淡终生。
伟大的天才需要多级的火箭推力，一级不够，二级勉强，有三级最好，这使他能够弹射得更高。如果升腾时没有了后继的动力，这个人也就会回跌到地上。
剧烈的内斗会增加人才的动力
宋代虽然对文人比较宽容，但绝不意味着没有内斗外争。而有时，这种争斗还异常剧烈。
庆历三年（1043 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名臣为相，决定对吏治进行整顿。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旗帜鲜明地提出整顿冗官，任用贤能，而裁减冗官，精简机构是改革的核心内容，但改革将要触动的不是少数人的利益，而是整个士族官僚层，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最后这场改革失败了，改革失败的直接原因是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攻击范仲淹、韩琦为朋党。皇帝很忌讳大臣结为朋党， 宋仁宗也不例外。
1069 年，宋神宗排除朝中大臣的反对和阻挠，果断地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筹备变法事宜。
然而，事不遂人愿，越改麻烦越多。从熙宁六年秋开始，天下大旱，10 个月滴雨未下，麦苗焦枯，神宗整天眉头紧锁。农历四月这天上朝回来，忽然内侍来报，一个叫郑侠的小官，绘了一幅《流民图》以驿站马传密件进呈皇帝，还附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说他负责看守安上门，每天在城门上看到为变法所苦的贫民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于是将这些图景绘下来请皇帝圣览。
郑侠还请神宗观其图，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十日不雨，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续资治通鉴》记载：神宗接下了这份郑侠不惜以死罪的方式而密呈上来的《流民图》，袖以入内，反复观看，面色凝重。四月初六，皇帝在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下诏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最终这场改革也失败了。
在这两次改革两次失败的动荡中，文人们也是像换马灯一样不停地变换着命运。
王安石变法失败，司马光重新走上政坛，尽废新法，改革事业遭受重创。年幼的哲宗皇帝赵煦登基，他的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坚决支持司马光。苏轼从开始反对王安石变法，到他亲眼目睹了世事变迁，发现王安石变法的合理性，转而支持变法，受到司马光的打击。司马光逝去后，苏轼因不愿附和当时急功近利的章惇之流，又受到他们的无情打击。
苏轼开始支持保守派，后来又赞成改革派，他的观点反复了数次，命运也就改变了数次。到了最后，一个小小的谢恩表，竟然激出了一个“乌台大案”。
元丰二年（1079 年）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浙江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只是例行公事，说几句感谢皇恩浩荡的话就行了。偏偏他有一肚子不合时宜，非要别出新奇，在奏文后面夹了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正是这几句话，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偏偏凑巧，当时出版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念 dǎn）经过四个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上奏弹劾说：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 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 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这下子不得了，等于是说苏轼这小子不知好歹，他一直在漫骂皇上您那。于是苏轼倒了大霉，被抓进乌台，关了 4 个月。还差点掉了脑袋。但是从另外一面来说，的确也成就了一个宋词的高峰者苏东坡。如果没有这一系列的倾轧、内斗、受难，苏东坡成为不了千古伟大的词人。
有人计算过，北宋朝的苏轼一生被贬过 8 次，他先后分别贬往杭州、密州、徐州、黄州、惠州、英州、儋州、湖州。
“乌台诗案”后，他得了一介小官。就立马奔到黄州，住进一所破庙，担任了一个“民团副司令。”而正是这次的死里逃生和被贬，才有了最伟大的著作《赤壁怀古》和《赤壁赋》的诞生，意味着苏轼本人走向了一个新的天地，宋代文学也走进了一段新的里程。
明人曹臣所编《舌华录》中，记载着这样一个小故事，一天， 苏轼饭后散步，拍着肚皮，问左右侍婢“：你们说说看，此中所装何物？”一婢女应声道“：都是文章。”苏轼不以为然。另一婢女答道：“满腹智慧。”苏轼也揺了揺头。
爱妾朝云回答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风景秀美的惠州西湖畔的六如亭，是一代文豪苏轼为侍妾
王朝云所建。上有楹联曰：“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独谈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朝云说他“不合时宜”，只是一种外交式的圆通语言，其实就是一肚子的牢骚，一肚皮的怨气与不满。
在广袤的非洲大草原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早晨， 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一只羚羊从睡梦中猛然惊醒。它的另一只同伴对它大喊：“赶快跑，如果慢了，就会被狮子吃掉 !”
于是，羚羊起身就跑，向着太阳升起来的方向飞奔而去。 就在羚羊醒来的同时，一只狮子也惊醒了。它看到有几只
羚羊在跑，它不由得想“：赶快跑，我已经好长时间不知道肉是什么滋味了，再这样下去，那岂不是要饿死 !”
于是，起身就跑，也向着太阳奔去。
谁快谁就赢，谁快谁生存。一个是自然界兽中之王，一个是食草的羚羊，等级差异，实力悬殊，但生存中却面临同一个问题
——如果羚羊快，狮子就饿死；如果狮子快，羚羊就被吃掉。无论是处于狮子还是羚羊的地位，不必想太多，往前跑就是了。这是一个有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其中包含的智慧可以应用在人生的方方面面。对待时间，你永远都不能轻视。只有不断向前奔跑的人，才不会被“吃掉”，才不会被社会淘汰。
如果我们将一个朝廷的环境比喻成一个草场，朝廷的强势派就是狮子，弱势派就是羚羊，而被赶到边缘去的羊（更靠近狮子的羊）是处于更弱势的羊。而正是这种威逼与追逐，成就了羚羊的速度（也就是人才成就的高度）。
请想，像江淹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狮子在屁股后面追他，他怎么能够成就一个伟大的诗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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