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多久，我接到了重庆通信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高兴地向躺在病床上的首长和赵阿姨报告了我被军校录取之事。首长虽不能讲话，但我感到他下意识地微微用力捏了一下我握着他的手，又艰难地用力翘起食指指了指谢秘书，再指指我。我知道首长所指一定与我与谢秘书有关，但不确定是关于什么事。
谢秘书似乎明白了首长的意思。
一个星期后，首长的病情稍有所好转，在赵阿姨的催促下，我回黄寺大院做入校准备。我把去学校报到可能涉及的事都想了好几遍，认为没什么遗漏了，就请办公室帮忙订了去重庆的火车票。
可此时发生了一件我怎么也想不到的令人惊喜的事。
周二那天下午，我与何二娃商量，准备与老乡搞一次离别聚会的事后，刚回宿舍，胡参谋就打来电话，让我现在、马上、立即就去黄寺西院二十八号楼三〇二房间。
“有什么急事吗？这么急着要我马上去那里干什么？”
“你去就知道了！”
胡参谋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一头雾水地来到黄寺西院二十八号楼三〇二房间。
敲开门时，我惊呆了，开门的竟然是我父亲！
我惊愕地问：“爸爸，你怎么在这里？什么时候来的？”
这时母亲从屋内也走了出来。
她问：“哪个来了？”
爸爸说：“你快看。”又对我说：“快进屋。”
我再问：“爸、妈，你们怎么来了？”我惊喜万分。
爸爸说：“不是上周你给我们发电报吗？（那时没有手机，安装有线电话也要有级别，而且军、地电话不联网，遇到急事，只能发电报）说你考上了军校，十天后要去学校报到，希望我和你妈来北京一趟。”
我一脸的疑惑。
“我没发电报给你们呀！我是想等到学校报到后，照一张相片寄去再告诉你们，给你们一个惊喜。而且，爸爸不是多次告诫我遇事，特别是好事、喜事要沉得着气，不可张扬吗？”
进屋后，我东看看、西瞧瞧，屋子里连锅碗瓢盆、米面油菜和燃气罐，还有床上用品以及洗涮用品一应俱全。
我更加疑惑，这是谁帮忙做的呢？准备这么周全，令我感动不已。
在总部，一般部队官兵直系亲属来访，要么自己住宾馆，要么住部队招待所。而部队招待所相对比较简陋，且常常人满为患，多数来队亲属都找关系在部队院里找个单元房住，条件比招待所好得多。可是，要找个空置的单元房谈何容易，没有部队后勤营房部门批准，是找不到的。
我知道父母来北京看我却能住进如此敞亮的二室一厅单元房，没有领导出面协调是不可能的。
见了父母亲，我分外激动，急切地询问了父母亲路途上是否顺利？身体情况与父亲去年退休以来的感觉和生活上是否适应？问了姐姐妹妹的情况，交流了亲朋好友和家乡变化等。
看得出，父、母亲对我考上军校内心分外高兴。
“石言，来，让妈妈好好看看。”又拉着我与父亲比了比个头，母亲说：“长高了不少。从家走时不到一米五，现在跟爸爸一般高了。”
母亲很激动，我看到她眼睛里转动着喜悦的泪水。
爸爸问我：“去学校还需要什么？”
我说：“都准备齐了，需要的是你们二老放心，我会学习好，处理好一切的。”
正说着，又有敲门声，我迅速站起来开了门。
“哇！”我叫了一声。
门口站着谢秘书、胡参谋，还有警卫队的马队长、黄寺门诊部的杨老太太、吴蕊芳护士长、石丽大姐和师傅何一峰，我赶忙请他们进屋坐。
大家一拥而进。
我向父母一一介绍了他们，又向他们介绍了父母。
谢秘书上前紧握着父亲的手说：“石书记好！我还担心你们收不着，所以拍了两封电报去。”
我和父亲用感激的眼光看着谢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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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说：“原来电报是你发的，我们还以为是石言发的，太感谢你了。接到电报，我们就马上动身赶来了。”
杨老太太上前拉着妈妈的手，吴蕊芳护士长、石丽大姐和师傅何一峰也说个不停。大家有说有笑，好不开心。
胡参谋问母亲：“房间里还缺什么东西不，准备比较仓促，有什么需要随时说。”
原来，拍电报是谢秘书、准备房间的是胡参谋，叫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大家说得差不多了，谢秘书说：“小石，请上你父母二老，今晚我们在二食堂凑了一桌，我把门诊部几个大专家也邀请来了，我们一起给两个老人接风，给你送行。”
送别的酒激起母亲回忆的泪
谢秘书一发话，大家不由分说，推的推、拉的拉，一定要让我们一家三口去，同大家一起高兴高兴。父亲拗不过大家的盛情，就说：“请等一等，我特意从宜宾带来了五粮液酒，拿两瓶去敬敬大家。”
胡参谋一听有五粮液，兴趣很高地说：“石书记不远千里，带来酒乡的美酒，也是我们有口福了。”
说话间，大家一起来到了总部机关二食堂的小包间里。
菜上齐，酒斟满，谢秘书端起酒杯，声调比较动情地说：“我受首长委托，发电报请来小石父母，今晚略备薄宴，接风送行一起了。我代表首长和赵阿姨先敬石书记、梁阿姨。”
大家一饮而尽，我却没有动。
大家诧异地看着我。
我有点激动，满含泪水地说：“衷心地谢谢首长，诚挚地谢谢大家！首长在病床上还在牵挂着我的小事，这么浓重的情意，我不知怎么报答，也不知该怎样谢谢大家？”
我哽咽着提议：“首先，我们为祝愿首长早日康复而干杯吧。”
大家静静地举起酒杯，默默而真诚地敬了首长。
饭桌上，大家推杯换盏，说了很多祝愿的话，赞扬父母养育了我这个争气的好儿子。
父、母亲难掩内心的高兴和感激，虽不胜酒力，仍然单独敬了首长和赵阿姨，请谢秘书和胡参谋代为干了杯，又一一敬了在座各位，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照顾，特别是政治前途上的极大帮助。
酒酣耳热之后，大家的话匣子都打开了。
杨老太太在敬酒时对我父母亲说：“听说老石你们夫妻俩都上过朝鲜战场，我也去抗美援朝两年。”
母亲问：“杨医生到朝鲜在哪个部队？”
“在四十二军医院。”
“唉呀！我说怎么一见面就觉得有点眼熟？我和老石都是四十二军的，我在文工团，他在政治部。”
“是、是、是，见面时，我就觉得在哪见过你们，原来我们是曾在一个部队工作过的老战友，太好了，能够以这种方式在北京相逢，真是意外的高兴。”
两个老人的交谈，也让我们大感惊奇，真觉得人生何处不相逢，都是缘分的造化。
杨老太太邀请父母多住几日，在北京好好转一转、看一看再走，并说这一、两天她把当年在四十二军一起工作过、现在还在北京的老战友请来，大家见个面，聚一聚。
母亲爽快地答应下来。
她说：“从朝鲜回国后，我和老石还在北京工作了好几年，我在北京某部文工团，老石在总部。”
在座各位更没想到我父母曾在北京工作过。
石丽大姐不解地问我妈：“那为什么要转业回四川呢？在北京工作不是挺好的吗？”
“说来话长，当年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怎么叫没办法的办法呢？”
“那时，石言有一对双胞胎哥哥，我和老石在部队事情比较多，没时间和精力照顾，三岁多时就送回四川老家，请爷爷、奶奶和孩子他姑姑帮忙带。可没想到两个孩子相继生病，老家农村医疗条件有限，很快就离世了。”
说到伤心处，母亲流下了眼泪，她掏出手绢擦了擦又说：“对不起，我有些激动。对转业回去的事，是因为两个孩子离去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在反复进行思想斗争后，我强烈要求转业。加上老领导的理解与批准，我俩先后都转业回了四川老家。所以，就这样离开了北京。”
说到这里，母亲脸上露出了些许笑容。她又说：“都过去了，不说它了。现在，也不知当年我们住在正义路某部的房子怎么样了？利用这次机会，争取去看看当年在文工团的老战友，也想去看看住过的老房子。”
杨老太太说：“好啊，你哪天去？我陪你。”
“那不太麻烦您了吗？”
“不麻烦的，机会难得。看着孩子们长大，我们也老了，该回忆回忆过去了。”
“那看老房子的事，明天去如何？孩子的事都过去了，我们不说这些了。在这里能见到当年在朝鲜时的老战友，是一件意外的收获和十分高兴的事。谢秘书代表甘老组织的这个聚会太好了，来，我们敬杨医生、谢秘书和大家一杯。”
父亲是真高兴，这番话像是对杨老太太，也像是对母亲说的。他把自己的酒杯倒满，又把母亲和我的酒杯倒满，我们一家三口一块儿诚心诚意地敬了大家一杯。
大家又分别互敬了好几杯酒，掀起了又一个高潮。
待一切心意都表达完后，父亲当时就有些醉意了。
返回的路上，我的手搀扶着父亲，心里却在想着首长的关怀和他的病情。
泪别我至爱的首长
第二天，何二娃开车，杨老太太陪同，父、母亲到北京某部去看望老战友，也看了看曾住过的老房子。我带上录取通知书，自己去解放军总医院陪护首长。
病房很安静，只有赵阿姨和杜医生在。
刚进病房，赵阿姨立刻就问：“你爸爸、妈妈到了吗？路上顺利吧，他们身体各方面还好吧。”
我感激地说：“在首长和阿姨的关心下，他们一路很顺利，各方面都好。昨晚，谢秘书还代表首长和您设晚宴专门招待了我爸爸、妈妈，他们十分感谢首长和您，大家都祝愿首长能早日康复出院。”
杜医生说：“目前看，病情还算稳定。军委首长有指示，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全力救治首长。这几天医院想了不少办法，用了好几种先进的药，感觉病情在向好的方向转化。”
“过些天我要去学校报到了，这几天就由我来看护首长吧，阿姨和杜姐休息休息。”我真诚地看着赵阿姨和杜医生。
“阿姨回去休息吧，您在这里十几天了，回去洗洗澡，换换衣服，有我和石言在这里，您放心。”
杜医生反倒和我劝说起赵阿姨来。
赵阿姨用柔和的目光看着我俩，犹豫了好一会才勉强同意回去休息。
我请杜姐也出去一下，我想单独陪首长一会儿。杜姐理解地点了点头，走出了病房。
我坐到首长的病床边，紧紧地握着首长枯瘦如柴的手，看着他深深下陷的眼窝和眼窝里紧闭的双眼、稀疏的头发，特别是随着呼吸机起伏的胸膛，我的心里涌起一阵难言的酸楚，禁不住我的眼帘湿润起来。
这是一个叱咤风云、英勇无畏、刚直无私、严于律己，对党坚贞的人；这是一个为共和国的诞生立下汗马功老的人；这是一个身上留着五处战伤，面对死神，威武不屈、从不退缩的人；这是一个爱兵胜子、育人无忌，细心大气、对人真诚的人；这是一个顶天立地、铁骨铮铮、受得起“伟大”这个词的人。今天，他却被无情的疾病击倒在病床上，这是人世间多么令人感到遗憾而又无可奈何的事呀。
想着首长到文工团挑选我当他的警卫员时的情景；想着首长为了让我学文化，要求干部部门组织协调在东城区职工夜校专门为我们办补习班的事；想起我考军校期间首长专门关心拿出时间，让我多看书学习的事；想起我私自用车，送他生病的孙子到学校参加考试，受到他严厉批评的事；想起我被军校录取前，首长为我填报志愿煞费心思的事；想起我接到军校录取通知书，他又悄悄让谢秘书通知我父母来京见面的事；想起他生病在床，已经不能正常说话，却还在操心如何接待好我父母的事……
我的泪水再也禁不住，哗、哗、哗地流了下来。
我边抽泣，边拿出红红的录取通知书，对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的首长说：“首长，您睁开眼睛看看吧，我的军校录取通知书来了，都是您亲自关心的结果。您一定要挺住，一定要抓紧好起来。到了学校，我一定记住您对我说过的话，做一个优秀士兵、优秀的学员，把学习搞好，以优异的成绩，报答您的大恩大德。等毕业回来，我继续给您当警卫员，继续跟在您身边工作……”
一不小心，我的泪水滴在了首长的手臂上，我明显地感觉到我抓住的首长的手轻轻抖动了一下。
我连忙轻轻摇动首长的手，轻声喊：“首长，首长，您醒醒，您醒醒，我是小石呀。”
可首长仍旧一动不动。
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哭出了声来。
杜医生从门外冲了进来急切地问道：“首长怎么了？首长怎么了？”
我一惊，赶紧说：“没事，姐，首长没事。”
“我以为首长有什么情况，吓了我一跳。”
“真不好意思，马上要离开首长去学校报到了，我有点没控制好自己，请姐姐见谅。”
“那就好，你一哭，真吓得我浑身都紧张了起来。”
杜姐摸着我的头说：“没事，没事的，我们不伤心，我们不哭，首长会好起来的。你安心去学校报到吧，我也没时间请你到家里吃顿饭，给你送个行。我妈老惦记你的事，一打电话就在问你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来家里坐坐。”
“我也没时间，也没心情去看望、看望姑姑，真对不起她老人家。一会儿，我给她打个电话，跟她道别吧。”
我看着杜姐，像是征询她的意见。
她说：“也好。别忘了军线打地方线在号码前加6。”
正说着，进来一堆医生、护士。
我走出了病房，去给姑姑打电话道别。
父母的淡然强大了我的心
父、母亲来北京这几天，我根本顾不上他们，好在何二娃忙前忙后热心照料，让我省心许多。
半年前，何二娃从汽车教导队调某部保卫部当汽车班班长，手里管理着十几台好车，自己常开的就是一辆日本进口的皇冠车，这在当时是部队最高级的轿车了。保卫部领导也支持，用这辆车暂时供父、母亲使用，他们在北京出行方便了许多。
父母先到病房看望了甘老。之后，利用这次来京的机会，不停地去寻访老战友、看望老领导。何二娃开着车，又主动带他们去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圆明园、潭柘寺和十三陵等名胜风景点游玩，跑得不亦乐乎，两个老人玩得也不亦乐乎。用父亲的话说，工作了几十年，孩子大了，儿子考上了军校，有了出息，自己的心情格外舒畅，格外放松。所以，玩起来也就特别畅快。
我也一切准备停当，算着时间去学校报到入学。
让我比较意外的是父亲对我考上军校的事十分淡然，没有表露出他内心特别的兴奋，始终显得十分平常而平静。
在离京头一天晚上，父亲与我作了一次长谈。他没有对我提出什么好好学习之类的要求，而是讲起了家史。
他说，族谱记载，我们祖上是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时迁徙入川的。爷爷与革命大作家阳翰笙是同窗好友，一九一八年，他们在叙府联中（现宜宾一中）就读时相识的。那时，阳翰笙写了他的第一篇小说《竹村烈女》，对爷爷影响很大。
一九二○年，因亲戚关系，在阳翰笙父亲的资助下，爷爷与阳翰笙又一起进入成都省立第一中学学习。在校期间，受俄国“十月革命”和北京“五四”运动的影响，阳翰笙与李硕勋等自发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学潮，爷爷追随他们反对尊孔读经和军阀委派的官僚校长。学潮失败后，他们被开除学籍，并被政府通缉。
一九二二年，阳翰笙与童庸生等人在成都望江楼公园开会，爷爷作为骨干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他们决定成立四川省社会主义青年团，又在成都成立学生联合会。
一九二四年，阳翰笙考取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与李硕勋一起分配到全国学总会，筹备全国学总第七届代表大会。因爷爷身体不好，他们劝爷爷留在四川，以便策应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由于抽四川的叶子烟的不良习惯，加上常年的奔波劳累，积劳成疾，爷爷得了严重的肺病，并且身体每况愈下，不得不回到老家养病。从此，他们失去了联系。
受祖辈熏陶，父亲在爷爷的督导下，学习用功，一九四七年考入上海通商大学。受进步思想的影响，第二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很快加入中国共产党。
上海解放后，父亲入伍赴朝参战。父亲与母亲是在朝鲜战地相识相爱的。战后回国，父亲调总部工作，母亲调北京某部文工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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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最后说：“我们家从祖上开始，家风纯厚、积极上进。从你爷爷投身革命起，我们家对党忠诚不二，在奋斗中体现了家族贡献社会的秉德和格调。从考上军校开始，你长大了，该有家庭和社会的担当了。你应不求光宗耀祖，不求闻达诸侯，不求做大官，只求做大事。要记住，做任何事都应扪心自问，做到问心无愧。做人要讲大德大气，待人以诚守本，以谦守心，现在克己、将来持家都要以俭守德，以严守正。用心专注，不受外界任何干扰、不盲从于任何人、任何思潮，只信党，跟着党，信奉中华文化，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对党、对社会有用的人，以不辱家风。”
父亲对我讲这番话是我没有想到的。他没有直白地讲什么大道理，而是从爷爷参加革命讲起，让我知道接下来的路自己该怎么走、事情该怎么办。总之，一句话，就是要有担当，要能担当，担得起家国重任。使我的心开始强大起来，明白了为谁学习、为啥学习的道理。
第二天，我心里装着父亲的嘱咐，踏上了南去重庆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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