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需在实践层面具象考察的缘由
“非虚构写作”的说法在中国大陆逐渐流行已有十多年的时间，新鲜与疑惑并存，人们发现其惊人的容纳度——“似乎什么都可以有，但不能有：虚构”[1]，同时，对其的疑虑也较为凸出。更多人认识和接受“非虚构写作”的主要障碍，目前在三方面：首先，称呼存在意义上的疑问——既然有了“人物传记”“家族志”“调查报告”等具体称呼，是否有必要再用“非虚构写作”涵盖它们。其次，对其刻意将虚构剔除在外的诟病——“虚构写作”成果斐然，为何偏偏要排除虚构建立一个非虚构的“阵营”。讨论其必要性之后，最为严重的一点，是对能否真正做到非虚构的怀疑——如果非虚构本就不能达成，那么，“一厢情愿”掀起的“非虚构写作”热潮应该早日退去。
第一个方面的困惑，主要来源于对“非虚构写作”认识的不足，同时也包含着受到新名词冲击后的情绪反应。2010年《人民文学》开设“非虚构”专栏之前，不仅大众对“非虚构写作”陌生，在中国大陆的学界中，这都是一个少数人使用的称呼。近些年来，虽然作品频出，大众对其认识还是比较模糊的。正处在对外来事物的接受过程中，一些人情绪上难免产生防御性抵触，以“古已有之”等理由简单否定着“非虚构写作”称呼的存在价值，也有一些人是在严肃的思考中审查这桩“新事物”。
严格地看，其与“人物传记”等称呼的概念不在一套系统对应的话语关系中。它们之间并不存在自上而下等级森严的层级关系，只不过是“人物传记”等类作品确实符合了“非虚构写作”对作品的筛选标准而已。时间上“非虚构写作”称呼的晚近登陆，也可以侧面反映出几者之间并无刻意层级。并且，从“非虚构写作”的标准来看，除了这些属于已有文类的作品，还有很大空间来容纳未有专门称呼类型的文本。这也是《人民文学》当年要引进“非虚构”新专栏的原因——设置容纳更多类别作品的空间。同时，因“非虚构写作”之名，“人物传记”等类型的作品也在研究层面上被破除一些成见，为重新打开深入认识增添了可能。因此，大可不必因为先有了“人物传记”“家族志”等具体称呼，就否定“非虚构写作”的存在价值。
第二点的指责，受到文学偏好的影响，并可能有潜在的文体保护意识。文学作品创作常常不预先严格区分虚构与否，而以达意、表情和审美为重。而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中，大陆风行着虚构文体作品为上的态度，一度连与现实关联更明显一些的现实主义虚构作品都因此变得等而下之了。这种观念在今天仍有一些继承。但“虚构写作”被理解和使用时，实际上便隐性地存在了对应的“非虚构写作”，两者在一个系统的话语关系中界定彼此，因凭各自特点而在不同路径上发挥作用。
不应该局限在文学范围内看“非虚构写作”，如此范围的局限会造成“非虚构写作”从部分到整体层面均有的意义丢失。古人非虚构的方志及地理游记，虽有部分因文采奕奕而在文学范围内被人颂扬，但终是文学范围以外的文献资料作用为主；到20世纪30年代，胡适在《四十自述》序中表达了促成“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的愿望，除了“给文学开生路”这部分原因外，也还有“给史家做材料”的期待，即渴求由个人写自传而转向为时代做宝贵记录。[2]古人“经史子集”的说法，尚且超越文学的范畴，当前文学范围之外作品涵盖的缺失，将体现为“非虚构写作”整体层面意义的丢失。“非虚构写作”最可贵的特点之一，便是强大的包容性，局限在文学内部，便损害了整体包容度。
不同于前两点在范围层面考量这个新鲜称呼的到来对原有体系的影响及意义，第三点质疑涉及“非虚构写作”的根本——非虚构的基本要求。能否非虚构，分认识和实践层面。写作中有意识地进行了虚构，便不在非虚构写作之列。但在面对质疑时，应明确，“以完全客观的认识和呈现来要求将使得这一文体在现实中偃旗息鼓，更使事物回到类似‘物自体’的状态，无法对之进行写实的言说”[3]，“非虚构写作”不应该受到苛求。
“非虚构写作”必须是非虚构的，这是基本要求。在中国古代的传统写作中，约束克制、不含有虚构地完成作品的意识并不明显，因此，在追认古代作品的非虚构属性时，判别尤需谨慎。到近现代随着科学发展、社会转变，人们对非虚构的意识和需求才有所增强，但直至近年，仍然有虚构假托非虚构之名的现象，这些作品当然不应因自称便属于这个行列。虽然一些新闻机构对非虚构写作设有事实核查的环节，非虚构仍主要靠作者来把握。
非虚构的意识主要靠写作者自己把握，具体实践上，却常常遭遇把握之外的困难。即使是今天，非虚构写作的实践仍然不是一件易事，写作所呈现的对象很多时候是写作者自身之外的，写作者主体对于客体的呈现有赖于客体的配合程度。因此，除自传以外，极易受制于历史或现实中资料的缺乏，又不能在技术层面以虚构来辅助完成。
因此，本文接下来在“非虚构写作”实践层面具象考察，分析相对于写作客体的不同程度的被动处境中，写作者主体是如何克服阻碍来使其写作继续抵达非虚构的。本文依托三位中外作家在非虚构写作上的具体实践，了解非虚构写作实践技术层面克服阻碍的情况，将增强读者对于抵达非虚构的信心，回应能否真正做到非虚构的质疑，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接纳“非虚构写作”。
二
以“我”观察，与“我”比对
尽管不是为非虚构写作的名号而写，但生活中常见一类非自传性质而又单向度地掌握着话语权的非虚构作品。这些作品中，写作者对写作对象有一定熟悉度，但并非写作对象本身，也并非刻意调查或故意采访挖掘的陌生人事，所写事件可能缺乏新鲜感，新闻性不强。人们往往对这类作品的非虚构写作属性意识淡薄，故而缺乏从非虚构写作角度的积极研究。而对这类非虚构写作认知的缺乏，影响到对非虚构写作整体的了解。比如，了解其虽掌握话语权却因非虚构基本要求而受制于写作客体的现象；又如，怎样精准呈现写作对象，又怎样使自身的话语权不影响非虚构，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这类作品中，用来弥补写作主体的被动局面的，多是主体本身的观察和经历，作品在材料上依赖写作者自身的观察所得，在呈现中也极力调动作者本身相关的经历作为补充。比如作家王安忆的怀人之作《我和彭小莲》[4]。王安忆如实托出，和已故友人彭小莲“上辈的渊源，我知之不多”，但其克制内心伤感，在细致观察、敏感发现的基础上，以自身与彭小莲交往的经历记录为主，兼及他人处的可靠见闻，突出彭小莲的特点。其以“我”的观察、与“我”比对的穿插运用，用自己与彭小莲不同做法的对比，以及对不同事件中彭小莲自身做法的观察，勾画出彭小莲的一生，最终使得故人形象得到了印象式保存。
具体讲来，首先，为非虚构地呈现彭小莲的精力旺盛、活泼外向和守信重诺，王安忆从见面的情形开始回忆。结合见到真人以前听过同事的描述，王安忆注意到1980年代在家中初见的彭小莲“光彩照人，语言活泼，表情生动”。几年后彭小莲突然到来，王安忆回忆她迫切倾诉电影没有过审的懊恼。在王安忆的观察中，一夜无眠后彭小莲情绪激动得时站时坐，谈起自己的电影拍摄和钟爱的电影世界来仍然生龙活虎。文章中，王安忆写了当时自己的心理。彭小莲可以不休不眠、不请自来、对着较为陌生的王安忆倾诉自己的苦恼，王安忆却没有这样的“疯”劲，对陌生领域事物也像普通人一样有些畏惧回避。彭小莲隔天即要落实王安忆只随口一说的话，吓得王安忆委婉拒绝。到2000年以后再及有往来，进行电影方面的合作，王安忆发现彭小莲做起事来还是那样风风火火，她自作主张的行为甚至引起过王安忆的“抗议”。
在对之后交往的叙述中，一方面，王安忆以自己写小说与彭小莲拍电影的经验相比较，衬托出彭小莲制作电影转化利润的巨大风险；另一方面她观察到，彭小莲作为理想主义者坚持谈论无望或已成定局的东西时，仍旧激动——“拍桌子跺脚的，那台灯一亮一灭，仿佛灵感的闪烁，很是好笑”。这呼应了彭小莲第一次去找王安忆时的场景，时代变化，不变的是彭小莲的风风火火。在直来直去这个性格特点上，王安忆还以2018年彭小莲在香港与她见面时对于一部电影的斥骂作为例子加以呈现，并表示了对其性情的理解。至此，彭小莲大大咧咧、勇往直前的真实形象已入人心。
而真实的彭小莲还不止有这样的面向。从彭小莲病中观察到其糅杂交织的不同面，王安忆直惋惜了解时间的不够。首先，不同于平时的率直，彭小莲将病情对老友隐瞒得严严实实。王安忆倒推出几次聚会未成与彭小莲病情发展节奏上的相关，文中她记录下自己当时对彭小莲隐瞒病情一事气愤而又亲切的责怪。其次，王安忆以事例呈现彭小莲病中超出常人而与其行事风格一以贯之的“鲁莽与勇进”。小莲选择的治疗方法较为激进，与告知王安忆时谈话环境的温暖平和形成强烈比对。“小莲很痛苦，但气势还在。”——王安忆引用了许鞍华一次看望彭小莲后的真实短信。再者，“气势”在文中所录身体虚弱、坚持做公证时以繁体字签名的细小事情上也呈现出来——“她手臂沉重，握笔困难，还要写繁体字。我说：好了好了，将就点吧！她说：习惯了，怎么办？”王安忆作为旁人的观察，将彭小莲在疾病面前对尊严的坚持呈现了出来，并且，向不知情的读者点出，这个彭小莲要费力完成的公证，是为了“遗赠帮助过她的人”。
“暴烈”的行事风格与病中预处理身后事的心细如发、对友人关心的温暖周到形成对比，反映出彭小莲大大咧咧率直行动之下极为柔情而细致的内心。虽然《我和彭小莲》的标题中“我”和“彭小莲”是并列的，但“我”的作用主要是以“我”在二人交往和他人处真实见闻中呈现彭小莲的形象，以“我”的感想、做法与彭小莲的进行对比，将彭小莲自身不同行为进行比对。
三十年前，在《我的同学董小苹》[5]中，王安忆同样以“我”的观察以及“我”与董小苹命运的不同使自己成了读者认识董小苹的桥梁。《我的同学董小苹》从二人有交集的儿时记录起。董小苹是同龄人眼中的“幸运儿”，为说明董小苹的外表出众，王安忆回忆了自己母亲对她毫不掩饰地喜爱，以及造成了当时自己“满心委屈，妒忌得要命，眼泪都快下来了”的情绪反应，还复述了小学老师对董小苹充满喜爱的形容——“娃娃一样”。然而美好的事物让一些人“不安与不平”，加上资产阶级身份，在特殊的年代给董小苹一家带来了灾患，从董小苹在交好时对“我”倾诉的在外已不成为秘密的秘密看出，这个相貌、才智都优秀的女孩，内心深处最介意的是家里的阶级成分问题。
王安忆以比照自己同时段经历、感受的方式写着董小苹，又以几年之后对董小苹家的展现与幼时王安忆所见的景象对比，鲜明显示出董小苹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不公与不幸。王安忆举例了董小苹上大学的波折、工作后的挫折。但董小苹骨气还在，对自己的要求还在，勇气和韧性也还在，从王安忆的视角，她看到董小苹在大雨积水中从容不迫，周到待客、照常过日子，在外国人的误解面前不卑不亢。这些让王安忆对比出自己环境中虚荣的部分，从而反思自己的生活。非虚构地写这样一个在艰难世事中没有屈服的人，王安忆在文中提到一个美好的假想——“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董小苹会怎么样”。既是“假如”，那便是与现实不符的，如何来体现这个“假如”？文中，王安忆又以自身的经历比照。
这两篇作品非虚构的技法异曲同工，运用充分。写作者主体在作品中行为的重要性为所要表现的客体“彭小莲”“董小苹”侧身让位，但又以观察、比对的方式积极参与到客体的呈现中，为客体真实生动的呈现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总体而言，在写作者单向度地掌握着话语而又缺乏在客体材料上的主动权时，这类非虚构写作以“我”的观察、与“我”比对为主的素朴的技法，整理从局限角度获取的事实，完成受限于非虚构写作不能虚构性质的客体呈现。
三
反差叙述，调整面向
本文留意的另一类非虚构写作，与作者自身经历拉开了较远距离。2020年秋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硕士专业新设的“非虚构写作实践”课程[6]上，王安忆要求学生在作非虚构写作的实践时，选择在自己出生的那年、自己生活的地方发生的一件事尽可能充分地了解。之所以对事件发生的时间有所限制，主要是希望由此硬性拉开一个“他者”的距离，使学生看到更大更多的部分。这项要求给这些学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一方面，由于时间遥远，材料搜集有一定的难度，想要获知事情的原貌也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写作者自身已有的经历已很难成为补充材料。
为帮助学生克服资料获取受限的困难，组织构架，完成非虚构作品，王安忆以画地图、开清单、提供细节、描述照片等方式启发学生，提醒学生避免“想当然”，鼓励建立“对具体的信心”，找到事件“特殊性”。除此以外，丽贝卡•思科鲁特《永生的海拉》[7]一书出现在王安忆为这门课提供的非虚构写作阅读书单中，也许正含有这方面的考虑。
海拉细胞是现代医学史上具有重要科研价值和对医疗进步有着重大贡献的一种细胞，其来自对黑人女性海瑞塔·拉克斯癌症细胞的体外培养。丽贝卡•思科鲁特多角度还原了海瑞塔·拉克斯的人生癌症的发作、提取癌细胞、培养“海拉细胞”及加以利用的过程。从这一还原中得到体现的，还有其在世时的医疗、科学、法律与人权环境以及其逝世后几十年中这些环境的发展变化。
《永生的海拉》广获美名，被《卫报》称为“一本必不可少的好书”，曾获《纽约时报》“年度十佳图书”称号，但作品完成的背后却有着曲折的过程。从时间上看，写作者与自己写作中发生的事情有很远的距离，写作者本身身份也与被调查人物的身份相差很大，这两点上，拉开了一个足够大的“他者”距离。具体来说，在此次非虚构写作中，除了有年代久远调查不易、人物与写作者自身背景相差较大的困难，写作者还遭遇了人物后代的不配合。在实际考察时，事实获取的困难是清晰的。“海拉细胞”的主人已死去几十年，且写作者丽贝卡•思科鲁特与她想要从中获得信息的重要采访对象、海瑞塔·拉克斯之女黛博拉·拉克斯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这种差异和黛博拉·拉克斯因海拉细胞事件遭到的心理创伤一起，形成了写作时获得事实信息帮助的阻碍。
《永生的海拉》克服写作者主体与客体距离过大的困难，前提是写作者在获得更进一步真实了解上的长久兴趣。疑问从写作者的高中时期就开始了，这推动了探索的进行。作品开始处说：“多年来，我就这样端详这张照片，想象她的一生是怎样度过的，她的孩子们在哪里。”还原海瑞塔·拉克斯生活的强烈愿望，经过时间的发酵越来越清晰，于是丽贝卡•思科鲁特付诸行动，用了十年时间来极力搜集资料。她从“海瑞塔·拉克斯（Henrietta Lacks）的家人和朋友，还有律师、伦理学家、科学家，以及报道过拉克斯家族的记者”处做了“超过1000个小时”的采访，“借鉴了大量档案照片和文件、科学和历史研究成果”以及黛博拉·拉克斯的日记。[8]
不难看出，丽贝卡•思科鲁特把握住了材料上的反差，将医学史和个人生活穿插在一起讲述，在时代科技发展的洪流和亲人情感失落的忧思的对比中突出理性与情感、大局与细部表现的相异。
科技方面，“海拉细胞”造福人类、产生经济利益。“海拉细胞”对医学的贡献大名鼎鼎，其从被发现以来便一刻不停地被复制生产、用作科研和医疗，为人类健康而服务。当人们使用“海拉细胞”做实验时，是理性的，几乎不会将其与有血有肉的人联系在一起，对其没有情感方面的亲近，也无伦理方面的禁忌；当人们获益于“海拉细胞”带来的医疗进步，甚至是将“海拉细胞”制作的疫苗注射到自己的身体中时，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它和几十年前痛苦死去的女人海瑞塔·拉克斯的根深蒂固的联系。
但海瑞塔·拉克斯及其家人却因“海拉细胞”承受多重煎熬。于家人而言，从海瑞塔·拉克斯身上取走的细胞，一直是她生命的一部分的延续，故而情感上难以接受不被告知。底层贫穷状态下教育的缺失导致理性的科学知识的缺乏，这使亲属们更容易想象她本人化身实验中的“海拉细胞”，被禁锢在容器中、被在核试验中炸裂和被复制克隆重现。这些想象的画面无疑是酷刑，亲人无力改变其处境却在情感上一同遭遇酷刑。并且，由于“海拉细胞”名满天下，亲人的状态被科学研究者当作“海拉细胞”研究的衍生来考察。承受了这么多，亲属却只同一般人那样受益于“海拉细胞”带来的普遍医疗进步而已。
有意识地呈现反差，补充接收作为活生生的个体的相关信息，然而，写作者发现，进一步细致呈现海瑞塔·拉克斯其人却困难重重。能获取的时代信息留存相对丰富，主人公的社会属性在《永生的海拉》中渐渐得以勾连，但也限于此。逝者已去，由于时间的阻隔，即使是她的女儿，也对母亲知之甚少，又缺乏优秀的叙事能力；另一方面在于外界对于细胞及海瑞塔·拉克斯家人的利用造成的伤害，使得其家人对外界防备甚深。
以往，在海瑞塔·拉克斯个人信息的留存远不够弥补其第一人称叙述的空缺情况下，写作者为获取更多信息，多跨越禁忌。这样的行为，和对其进行生物属性的利用一样，伤害着海瑞塔·拉克斯家人的感情。典型的如，在不顾及病人隐私和其亲属感受的情况下，将其去世的经过以及此后解剖其尸体时大量的细节在图书中直接公布于众，令本希望从书中获得对海瑞塔·拉克斯肯定的亲属痛苦不已。
由于受到信息量上不对等的阻碍，为补充呈现个人生活继续深入，丽贝卡•思科鲁特另辟蹊径，调整面向，如实呈现了海瑞塔·拉克斯家人面对外界时的敌意与脆弱。这原本直接阻断了丽贝卡•思科鲁特对“海拉细胞”相关信息的进一步获取。即使是获得信任深入接触之后，海瑞塔·拉克斯的女儿黛博拉·拉克斯对其信任还有反复，这是因为曾经受到外界恶意欺骗的记忆和渐渐揭晓的家人痛苦遭遇一起刺痛着这个可怜的女儿。
丽贝卡•思科鲁特记录下自己与海瑞塔·拉克斯家人持续的交往。在猛然知道了“海拉细胞”的事情之后，海瑞塔·拉克斯之女便开始苦苦寻觅详细的事实，想了解自己的母亲。写作者为之提供帮助，并继续观察记录。读者由此可以感受到一方面书中的时间在“海拉细胞”被发现和利用之后向前走着，一方面历史过往又在被打开，两方面共同丰富读者的认知。
《永生的海拉》通过对海瑞塔·拉克斯的多渠道追踪，松动了板结的历史，呈现出时代中的肌理。在以反差叙述写作时，丽贝卡•思科鲁特接受信息匮乏的现实，尊重逝者及家属的隐私，认识到他们的痛苦，提供人道的帮助，在呈现陌生客体时由对人的关心而开辟了新的面向。
这类与写作者自身拉开了距离的非虚构写作，在基础资料的搜集之后，要根据材料特点选择适当的呈现方式，尤其注意调整写作面向，由此进入与写作者自己相距较远而模糊的事实的体系，最终抵达了丰富的非虚构。
四
引导自述，监督验证
前述王安忆非虚构写作课程书单中，还有“被公认为非虚构文学的绝佳范本”[9]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虽然作品采用自述形式，但不同于一般的自述作品，与写作者自身拉开了距离。加西亚•马尔克斯引导着亲历者的自述，并且出色演示了写作者对客体在非虚构上的外部监督作用。
不同于《永生的海拉》的作者从高中时期就萌生了对海拉细胞的兴趣和疑问且花费十年时间完成作品，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开始是拒绝写《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的，但写作只花费了几周时间。他回忆，《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写作前，海难幸存者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向报社出售自己的海难故事时，已在新闻上炒作过多次，似乎缺乏挖掘的可能，加西亚•马尔克斯已对其失去兴趣，不愿浪费精力。即使是在接受了报社向自己摊派的这一任务后，他仍然要和这一任务疏离开来，当时他表示：“写这个报道，只是服从工作安排，不会署名。”[10]
在被迫接手这项工作时，他本有两点顾虑：一是，观察到“（海难幸存者）这个故事已经被拆解拼凑、翻来覆去地讲了许多遍”，认为“被加工修补，乃至歪曲颠倒，读者也早已厌倦了这位英雄人物”；二是，估计“哪些能讲哪些不能讲，政府也一定早就给他（指海难幸存者）画好了道道”。[11]但实际上，这位海难幸存者是一位可遇不可求的优秀叙述者。在两人配合的工作中，加西亚•马尔克斯满意于他的叙述能力使自己“就像漫步在鲜花盛开的原野上”，“可以随意采摘”“中意的花朵”。[12]将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的叙述能力与《永生的海拉》中黛博拉·拉克斯比较，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幸运的。并且，虽然对于将真相暴露给大众的后果也许估计不足，但从后来敢于违反官方意愿吐露真相来看，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有着非凡的勇气。
在不受人为掌控的幸运面前，容易被忽视的是非虚构写作者本人的幕后作用，具体到《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不同于丽贝卡•思科鲁特极尽所能地搜集有关海瑞塔·拉克斯的信息，加西亚•马尔克斯以海难幸存者作为唯一讲述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叙述中的“漫步”与“采摘”的作用，极易被忽略。
实际上，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控制了叙事的起止点所在，并引导了自述作品叙事的节奏。叙事的起止点上，“为了让读者做好下水前的热身准备，我们决定从起航前，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在莫比尔度过的最后几天讲起”，“还达成共识，不以登陆结尾，而是写到他在人群的欢呼声中抵达卡塔赫纳”，实际上写得更多，写到了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在不同渠道讲自己的故事；节奏上，“连载十四篇，让悬念维持两个星期”。从叙述效果看，一方面选择不以海上航行的开始和结束为叙事的起点和终点，凸出人物并非完全独立，而是在社会系统、情感网络之中；另一方面，选择从平缓时开始叙述，为读者增加了情绪体验的变化，登陆后，在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进入社会网络的遭遇中，读者兴奋的情绪渐渐得以平复。控制好叙述节奏是有磨合期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道：“贝拉斯科老想一口气把话说完。但他很快领悟，知道要按提问顺序和提问深度依次作答。”[13]
以上是写作者在《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中的引导作用。作品虽以第一人称叙述，但加西亚•马尔克斯给这部作品奠定了基本框架，以提问顺序的安排和问题不同深度的设置来引导自述，使得叙述者的发挥更具条理和层次，并最终整理成作品。加西亚•马尔克斯起到的更不能忽视的作用，是对封闭事件的有效监督验证。《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作者对从海难幸存者叙述上获得更多内容可能的困难，如同《永生的海拉》在信息获取上受家属信任度的制约一样，再次指向了写作主体对客体的被动处境。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的叙述在意识上有所警惕，并在行动上加以相应的验证。对这次海难的事实真相，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一定的基于观察和分析的准确预感。由于观察到官方对之前记者采访本次海难的关键信息做出了多种妨碍，他意识到官方很可能“在向公众隐瞒有关海难的惊天内幕”。[14]再加上，之前这起海难已有的报道已重复多次缺乏新意，他对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的叙述提高了警惕，希望从中获得与之前不同的信息。由于对叙事的真实性是有怀疑的，在听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讲述期间，他一方面要求其尽可能“事无巨细”[15]，另一方面对其反复进行事实逻辑的自洽测试。他“一边做记录，一边不时提些迷惑性的问题，看他（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的叙述中是否有自相矛盾的地方”[16]。他观察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的表情，因为“一个表情，胜过千言万语；有时，表情和声音还会南辕北辙”。[17]
“惊天内幕”便是在这样的做法下被揭开的。官方对这次海难的解释是“遭遇风暴”[18]，加西亚•马尔克斯“想更细致地了解”，“请贝拉斯科细细道来”，贝拉斯科“微微一笑，说道：‘根本就没有什么暴风雨。’”[19]对应地，加西亚•马尔克斯寻求到来自气象部门的当日天气晴好的证明。据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所述，导致海难的主要原因是军舰上家电超载。相应地，通过联系贝拉斯科有相机的战友，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报社同仁一起找到军舰在航行中承载家电的照片。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的事实讲述还揭露了军舰救生筏并不合乎规定的秘密。
在当事人优秀的叙事能力基础上，以对叙事节奏和起止点的把控、基于观察和分析的预感、对事件的细致了解和逻辑自洽测试，加西亚•马尔克斯找到了路径。由此，他成功打开了原本对外封闭的海难事件，将还原的真相和细致的回忆一起，集成了一组优秀的非虚构写作——《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也即，当客体的构成以及可以成功探索整个客体或其一隅的路径都是未知时，写作者克服资料获取上的限制，维持了写作的非虚构以及非虚构写作的精彩水准。作品在报纸上连载后，公众对真相的揭露和具体生动的故事呈现都产生了极大关注，报纸销量大增，死亡威胁却也随之袭来，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被迫多年流亡在外，这是未曾预料到的打开事件的代价。
五
克服阻碍抵达非虚构
不同程度地置身于相对写作客体的被动处境中，非虚构作者们排除实践中不同的困难，使其写作满足非虚构的基本要求，并成为出色的作品。在怀念友人的非虚构作品中使用了以“我”观察、与“我”比对的方法，王安忆从局限角度生动地完成了对客体的非虚构表现。但在因写作内容与作者自身拉开了较远距离的作品中，丽贝卡•思科鲁特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这两部作品中所遇到的问题，难以由此解决。虽然均在处理与作者自身经验相差较大的写作内容，但这两部作品因为面对具体局面的差异而采取了不同的解决方法。丽贝卡•思科鲁特选择了反差叙述、调整面向，呈现了非虚构的丰富；加西亚•马尔克斯则引导自述、有效监督验证，从而展现了非虚构的精彩。
无论初写还是经验丰富，都有因无法实现非虚构呈现而对作品局部或完全放弃甚或搁置以待补充的风险。不单有获取材料的困难，写作的伦理决定已获取材料的公开使用上也不全由作者做主，在作品精彩程度和受访者意愿的矛盾处理中，非虚构写作者往往要服从于后者。但是，在写作者的百般努力及一些幸运因素下，终有一些写作克服了阻碍，抵达了“非虚构”的目的地，“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20]，将留给读者充裕的时间去发现、吸收和理解。
非虚构是能够抵达的。在中国大陆十多年来“非虚构写作”的逐渐流行中，有着对求真务实社会氛围的期待，有着开拓多元认知、建设美好生活的美好愿望。与“虚构写作”一样，“非虚构写作”值得被给予耐心观察，需要更进一步的研讨与互动。
注释
注释
[1]张涛甫：《非虚构写作：对抗速朽》，《新闻记者》2018年第9期。
[2]胡适：《四十自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3页。
[3]丁茜菡：《“现成性”规约下非虚构写作的事实建构》，《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4期。
[4]王安忆：《我和彭小莲》，《收获》2019年第5期。
[5]王安忆：《我的同学董小苹》，《成长初始革命年》，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81-93页。
[6]说明：本文中对王安忆2020年“非虚构写作实践”课程内容的叙述，未经王安忆本人修订，与其课堂中的实际表述可能存在细微差异。
[7][8][美]丽贝卡·思科鲁特：《永生的海拉》，刘旸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封底、第vii页。
[9][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陶玉平译，南海出版公司2017年版，封底。
[10][12][13][14][15][17][18][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李静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438、439、439、437、438、439、440页。
[11][16][19][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故事背后的故事》，《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陶玉平译，南海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3、4、5页。
[20]沈从文：《抽象的抒情》，《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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