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意义上，新东北文学的伊始源自班宇、双雪涛、郑执的东北书写。三位均出生于辽宁沈阳的青年作家，不仅年龄相仿，而且不约而同地讲述了1990年代东北老工业基地下岗潮那段特殊的历史。他们“子一代”的目光投射出苍凉悲伤的底色，加之东北人特有的幽默，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所有这些，都为他们的叙事筑起一道清晰的边界，仿佛是在蓄意组建一个“有预谋”的叙事群体。无疑，正是他们的“不约而同”构成了一个文学事件，引发了学界持续的关注，学者黄平更是将这个群体命名为“新东北作家群”。与此同时，新东北文学还呈现出了强烈的“出圈”态势，双雪涛的《刺杀小说家》《平原上的摩西》有着相当不错的影视改编，而班宇对电视剧《漫长的季节》的文学策划更是让我们看到了文学的魅力。
毫无疑问，新东北文学是我们应该关注并深入探讨的文学现象。到底是什么因素促成了新东北文学的发生？作为一个文学群体，新东北文学的实质性“内核”究竟是什么？这一文学现象能够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他们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局限？尤其是，近期，几位新东北文学作家似乎开始在文学创作上刻意偏离东北轨迹。班宇最新的短篇小说集《缓步》中，曾经斑驳锈色的东北故事背景明显淡化，彰显出更多的丰富性，像是“逍遥游”之后的“缓步”前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发出“新东北文学还能走多远”的质疑和慨叹？我想，新东北文学所承载的这些问题域，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思考。
毫无疑问，三位作家“子一代”视角的回顾是新东北文学叙事最独特的标识。班宇说，选择过去，是因为“对那个时代有一个相对清楚清晰的感知和认知”。他们在自己的童年记忆中搜索，将目光锁定在倒闭的工厂、凌乱的车间、生锈的机器等破败的城市印记中，由此让老工业区的每一个元素都变成了隐喻，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我们解读历史。实际上，历史从来都不是直线型的，它总是在无数记忆的循环中，让过去与现在同时在场，让过去的声音在当下喧哗。美国学者玛丽安·赫希在大屠杀研究的框架下提出了“后记忆”的概念，“后记忆并非运动、方法或理念，我将其视为创伤性指示以及象征性经验隔代回归的机制”，也就是通过隔代记忆的代连接，让现代人记住上一代的创伤体验。从这点来看，新东北文学是下岗工人“子一代”的后记忆书写。
双雪涛的第一部小说《翅鬼》，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篇有关记忆的文本，其中，名字承担了记忆的“所指”功能。据说，双雪涛在《翅鬼》最初的创作构思中，曾在信纸上随意写着自己想到的词语，诸如峡谷、翅膀、宫殿等，但这些词语并没有唤醒他的灵感，直到“名字”这个词语出现，他才一下子找到了叙述的钥匙。《翅鬼》开篇的第一句便是：“我的名字叫默，这个名字是从萧朗那买的。” 双雪涛说“到现在为止，这句话还是我写过的最得意的开头，因为它不但使我很快写完了这部六万字的小说，也使我写出了后来的小说，它是我所有小说的开头”。 的确，在文本中，双雪涛反复强调了名字的重要性：
你有了名字，等你死的那天，坟上就能写上一个黑色的“默”字。走过路过的就会都知道，这地方埋着一堆骨头，曾经叫“默”，这骨头就有了生气，一般人不敢动它一动，你要是没有名字，过不了多久你的坟和你的骨头就能被踩成平地了，你想想吧，就因为没有名字，你的骨头就会被人踩碎粘在脚底，你不为现在的你着想，你也得为你以后的骨头着想。
以色列学者阿维夏伊·玛格丽特曾指出：“记住她的芳名，不如说依赖于人害怕被遗忘而需要记住名字的事实。” 可以说，名字的意义便在于为了证明自身的存在，为了不被遗忘，为了在时间的长河里最大可能确认自我的意义。文本中的这些文字反复诉说着“名字”的重要性，“名字”是证明自身存在的依据，是维系死后尊严的“名片”。记住名字，不是对自身肉体或者灵魂不朽的企盼，而是对消失和被遗忘的恐惧。可以说，《翅鬼》中开篇以名字“出场”如同为记忆存档，预示了双雪涛的写作之路，那就是，抵抗遗忘，为无名者发声，寻求身份认同，捍卫生命尊严。我认为，“名字”在双雪涛的笔下可以转译为“我们需要记住”，正如《跷跷板》中埋藏在跷跷板下的那具无名工人的尸体，以静默的存在探讨了记住名字的伦理。遗忘与无名在文本中构建起了被话语遮蔽的历史记忆的多重隐喻。
如果说双雪涛是以名字抵抗遗忘，通过记忆重构自我身份，那么，班宇的后记忆书写则将过去牵引到现在，如同美杜莎的目光，将逝去的过往石化为今天的镜像。记忆有着双向度的指向，既指向过去，又通向未来。同时，也聚焦于当下。正是有了映照于过去时代的镜像，才能清晰呈现时代创伤遗留的疮痂。于是，我们看到，班宇笔下的很多人物，仿佛是从老照片中走出，以黑白底色过滤掉了时代缤纷的色彩，呈现出阿甘本意义上的同时代性，即“真正同时代的人，是既不与时代完全一致，也不让自己适应时代要求的人。他们总是与自己的时代保持着一种奇妙的平行关系，是这个时代的陌生人”。《空中道路》中的李承杰葆有浪漫主义激情，幻想着打造空中道路。空中汽车司机就像开吊车一样，可以把乘客用长长的吊杆抡到任何指定地点。“空中道路，你看着空无一物，没有黄白线和信号灯，实际上非常精密、高效，畅通无阻，也不烧油，顶多费点儿电，符合国际发展方向”。显然，这种虚无缥缈、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凭空臆想，是完全脱离现实的荒诞规划，暴露出李承杰无论是工作能力、思维方式还是知识结构与时代之间都存在着无法磨合的龃龉，注定要成为时代的悲剧注脚。《肃杀》中的肖树斌下岗失业，即使有做饭的手艺也不愿找份工作，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去看球赛。对于肖树斌而言，他已经丧失了所有的社会身份，唯有足球这种能够引发荣誉感和归属感的大型体育活动，才能让他重新找到心灵慰藉。他将自己黄金时代的记忆，投射到了当下的语境中，以扭曲的幻象排挤残酷的现实，最终让自己沉沦在过去的阴影里，构成一种悖论式的存在，如同《逍遥游》中重病的徐玲玲追求的逍遥游，实际上却是一场最为心力交瘁的旅程。
从这个意义上看，新东北文学的后记忆书写，是自觉地担负起了书写一个时代的使命。作家们在文学创作的伊始，从自身的经验出发，书写作为“父一辈”的工人阶级，在失去曾经拥有的荣光后，为寻求身份认同所经历的困惑、痛苦、彷徨、沦落，乃至不甘、抗争与追求，从而进一步揭示“共和国长子”在时代重大变革中留存的创伤记忆。所以，新东北文学的后记忆书写，并非要将我们的目光聚焦于老工业基地的苍凉色调，而是要唤醒我们的反思，当“北方化为乌有”之后，我们是否还有必要去挖掘埋藏在跷跷板下那些无名者的名字？如果有，我们又应当以怎样的方式去记忆去书写？我想，这也是新东北文学引发的最具现实意义的话题。
然而，从另一个维度看，记忆具有强烈的个体性，记忆的领域填充着幻想和投射，正如赫希所说，“呈现在我们意识当中的形象，以及被我们从现在带入过去、以期找到自我问题答案的隐喻和结构，可以成为记忆的屏幕，帮助我们投射现在或者永恒的需求与愿望，并为我们阻挡其他形象，其他尚未进入意识的问题”。当单向度的记忆色调弥散开来，在唤醒我们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遮蔽了其他应有的色彩。由此，有关父辈记忆的“白日焰火”，极有可能演变为一种苦难消费，将东北晕染成一块唯有锈色的地带。或许，年轻的东北作家们已经感受到了这样的危机，他们对东北暂时的疏离既是表达某种“去标签化”的“独立宣言”，同时，也是“缓步”之后的深度思考。我相信，东北依然会是他们文学世界的底色，正像班宇所说的，“我毕竟还生活在这片土地，还生活在这个环境里，我不但没有‘去东北化’，我反而是在继续书写东北。我把今天的我感受到的东北样貌，身边人的生命困惑，以这样的方式写出来，这是我继续的一个部分”。当然，如何“继续”是作家自由的选择。但是，无论如何，在我看来，文学东北应该由单数变为复数，各种不同版本同时存在，彼此交汇，填补段落之间的空白，呈现多维度的历史切割面，以及文学最广泛的语境性和最广泛的贴切性。
（作者系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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