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顾拜妮：是“缪斯”照亮艺术，还是艺术照亮她们？

蒋方舟

一九八九年出生，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专业，曾任《新周刊》杂志副主编。九岁出版第一本作品，十二岁成为《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最年轻的专栏作者，曾获首届朱自清散文奖、第七届人民文学奖散文奖。已出版十余部文学作品，销量超过百万册，被翻译成英、法、德、日等多国语言。活跃于网络媒体、电视媒体和其他跨媒体领域，与中外建筑师、艺术家进行艺术跨界等合作。

顾拜妮

生于一九九四年，硕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小说常见于《收获》《中国作家》《花城》《小说月报》《海外文摘》《中篇小说选刊》等刊。有作品入选第五届城市文学排行榜，荣获第九届华语青年作家奖、现代文学馆首届《青春之歌》奖学金。著有小说集《我一生的风景》。曾从事写作教师、图书策划等工作，目前自由职业，担任多本杂志特约编辑，策划“步履”“玫瑰空间”等栏目。

顾拜妮：为什么会想写这样一篇小说，可以聊聊小说的写作过程吗？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

蒋方舟：大概是因为我很喜欢逛美术馆，看画的介绍时，有时介绍会提及画中的模特，有的是画家的伴侣，有的只是无名的少女，作为创作的“缪斯”存在。我小时候觉得成为艺术家的缪斯女神是很幸福的事，她们的美丽被定格，在百年之后还有人欣赏。但是我现在经常忍不住想，她们真实的人生是什么样的？她们被一张名作改变过人生吗？是变得更好，还是更差？到底是缪斯照亮艺术，还是艺术照亮她们？她们有想过自己成为艺术家吗？

比如世界上最著名的缪斯之一，伊丽莎白·西德尔，她有一头很美丽的红发，著名的《水中的奥菲利亚》就是照着她画的。但是在画这张画的过程中，伊丽莎白因为一动不动地在冬天躺在浴缸里，染上肺炎，也因此开始对止痛药上瘾。后来，她与一位拉斐尔前派的画家相恋，成为他的模特，但是画家嫌弃她的社会阶层低，相恋十年后才娶她。这个过程中，伊丽莎白反复患病，精神出现问题，婚后不久，丈夫也开始出轨。伊丽莎白年仅三十二岁就死去，去世八年之后，她的丈夫还打开她的棺材，取出自己曾经写给她的诗。但是在当时的文化和艺术圈，这居然是一桩美谈。

伊丽莎白也曾想过画画，甚至专门去艺术院校学习过，但是她的声名始终在丈夫和其他以她作为模特的艺术家的阴影之下。当我知道这些，再去看那幅《水中的奥菲利亚》，我看到的就不再是画家的技术，或是《哈姆雷特》里的情节，甚至不是模特本人的美丽，而是在想，当她在冰冷的浴缸里摆姿势的时候，她在想些什么？也许很少会有人这样想问题，艺术史是围绕天才的艺术家建立的叙事，并且人们会原谅天才的乖张和古怪的性情。更著名的例子是毕加索，他四十五岁时认识十七岁的玛丽·特蕾莎，于是上一个伴侣奥尔加就从他的画中消失了。我看过一个展览，展出毕加索以玛丽为原型创作的超过一百件作品，其中包括那幅著名的《梦》，看展时我十分动容，回家之后却想，后来呢？玛丽后来怎么样了？查阅资料后才知道，毕加索后来遇到下一个缪斯——摄影师朵拉，玛丽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些都触动我，让我想写下名画背后缪斯的故事，尤其是那些不愿把自己的命运献给一幅画，而是拿回自己人生的女性，所以就有了《故事里总有两个女人》这样一个小说。故事发生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一个岛，艺术家和他的缪斯看似过着童话般的生活，但生活的残酷却埋藏在表象之下。

顾拜妮：蒋老师成名很早，清华大学毕业，曾任《新周刊》副主编，后来又去中国人民大学读了创造性写作专业的硕士，录制过一些知名节目，但这些年一直还在坚持写作。写小说对你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有没有设想过另外一种不写作的生活？

蒋方舟：我没想到自己还能干吗，我知道写作现在是个越来越不光鲜时髦的行业，甚至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在各种新媒介和社交网络的冲击下，全世界范围内的文学读者都在萎缩。但是，那又怎样呢？我最近在想，随着AI能取代越来越多人的工作，财富机会越来越有限，我们这一代，包括更年轻的一代人，可能真的要思考一下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了。什么东西能带给你快乐、价值感，让你感觉到自己活着，在这个意义上，写作是唯一让我觉得自己存在的事。

顾拜妮：现在有非常多的年轻女性尝试通过写作来表达自己，可以给她们一些鼓励和建议吗?

蒋方舟：唯一的建议就是坐下来写。经常听到别人说自己有个好的主意、想法、灵感，写出来一定很精彩，每次我都说，如果不写下来，一切都不作数。写下来，写完，想想怎么写得更好，这是唯一的方法论。另外，对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要诚实。我一直觉得女性表达的一大优势是对自身的挖掘，用个人的经历去描述一个时代，但很多女性会觉得自己的经历没什么意思，不值得写，我的建议是如果你对自己的感受诚实，会发现任何一段普通经历都可能引发无数女性的共鸣。比如我自己就从杜拉斯和安妮·艾尔诺的写作中获得了巨大的勇气，尤其是安妮·艾尔诺，她以自己的耻感作为记忆的线索，去挖掘那些隐秘的羞耻，她认为耻感象征着我们记忆中最真实的那个自我。所以当阅读她的作品时，会发现很多原本以为埋藏的记忆被重新挖掘出来。

顾拜妮：你似乎很喜欢旅行，前不久和你联系时，你说正在从柏林去布拉格的火车上，非常冷。可以分享一下这段旅程吗？这些年，旅行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蒋方舟：这次在欧洲玩了将近二十天，去了巴黎、柏林、布拉格、布达佩斯和维也纳。这些地方我之前都去过，但感受还是不一样，比如在柏林看到很多非常好的当代艺术展览，关于女性，关于身份认同，关于战争和对欧洲未来的思考。在布拉格，主要是重新走了卡夫卡生活和写过的地方，了解到他每次经过查理大桥，都会温柔地抚摸每一块石头，再走一遍大桥，感受就会完全不同，你就不再是个游客，而是在想，我摸过卡夫卡也摸过的石头。在布达佩斯和维也纳，主要是感受奥匈帝国曾经的荣光，尤其是维也纳，能看到很多哈布斯堡王朝的痕迹，整个城市就是一座历史博物馆。因为很喜欢欧洲历史，所以逛这些地方就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旅行最大的好处就是转换一个环境，在同一个地方待久，看的想的都会变得同质化，到了不同的地方，会发现无论是人生还是写作其实都是很广阔的；另外，也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世界上其他的创作者在思考什么问题。

顾拜妮：最近有看过什么和女性有关的书籍吗？能否推荐一本给读者，顺便说说这本书为什么吸引你？

蒋方舟：今年最喜欢的一本小说是德国作家燕妮·埃彭贝克写的《白日尽头》，她假设了一个欧洲女人一生可能有的五次死亡，用一个女人的生命串起欧洲百年的历史，经历三个帝国、两次世界大战，每个章节都以想象女主人公如果没有死亡会怎样来切入，是我最近读过的对个人命运和历史之间关系进行思考的最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