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西指是汴梁
锦石倾欹玉树荒，雪儿无语恋斜阳。百年花鸟春风梦，不是钱塘是汴梁。
——（宋）仇远·《题赵松云迷禽竹石图》
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大道至简
研究问题有一个基本的方法，一句话便可说出，它叫做“大道至简”。
大道至简出于《周易·系辞》：“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易有三义：简易、变易、不易。易简而天下之理得，此为“大道至简”之理。
老子在《道德经》中也如此说过： “万物之始，大道至简，衍化至繁。”
根据道家的观点，这个世界是从无到有，从一到二这样发展起来的。《系辞传》中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一句话，是由简变繁、有少生多，最后形成了这个大千世界。那么，如果我们想要解释这个复杂的世界时，就用当初以一生二的最简单道理说起就好了。道家哲学认为，大道至简是指大道理（指基本原理、方法和规律）是极其简单的，简单到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所谓“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就是这个理儿。
让我们来举两个例子好了。
第一个例子：宋灭南唐
赵匡胤要灭南唐，那位李后主李煜派大臣徐铉去作外交工作，《类说》卷五三引宋杨亿《谈苑》中说“：开宝中王师围金陵，李后主遣徐铉入朝，对于便殿，述江南事大之礼甚恭，徒以被病， 未任朝谒，非敢拒诏。太祖曰：‘不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可许他人鼾睡。’”后因用以为典，常喻自己的势力范围或利益不容别人侵占。鼾，也写作“酣”。
南唐恭敬地事奉大宋，你宋太祖为什么还要灭我？
我要灭南唐，还需要什么理由吗？你们也没有错，但是在我
的卧榻之侧，有你在那儿打呼噜，我不放心，不舒服！第二个例子：秦桧杀岳飞。
岳飞是南宋中兴四将之一。他于北宋末年投军，从 1128 年
遇宗泽起到 1141 年为止的十余年间，率领岳家军同金军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所向披靡。1140 年，完颜兀术毁盟攻宋，岳飞挥师北伐，先后收复郑州、洛阳等地，又于郾城、颍昌大败金军， 进军朱仙镇。宋高宗、秦桧却一意求和，以十二道“金字牌”下 令退兵，岳飞在孤立无援之下被迫班师。在宋金议和过程中，岳 飞遭受秦桧、张俊等人的诬陷，被捕入狱。1142 年 1 月，岳飞以 “莫须有”的“谋反”罪名，与长子岳云和部将张宪同被杀害。一生建功杀敌无数，却顶不上秦桧给的模棱两可的罪名
——“莫须有”。这个理能够讲得通吗？然而事实就是如此，三个字就解决了。“莫须有”，这是南宋时期中古汉语的口语，原意为“难道没有吗？”“不须得说，应该有”“或许有”，以秦桧诬害岳飞之词而闻名。后人以此三字借代“诬陷的冤罪”，今逐渐演变为“无需有”之意。
真正杀岳飞的理由当然仅凭这三个字是不能概括的。其背后原因有两点：
原因一：史遗“兀术遗桧书”中有云：“必杀飞，始可和。”即金人提出：你们如果不杀掉岳飞，我们不可能同你们议和的。
原因二：大理寺判处岳飞、岳云徒刑时，需要呈报皇帝批准， 宋高宗赵构亲自“御批”——“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折中监斩！”所以真正的刽子手是赵构，而不是秦
桧，为什么赵构在秦桧死后的很长时期里，仍坚持不肯替岳飞平反？甚至还下诏道：“讲和之策，断自朕志，故相秦桧，但能赞朕而已。近者无知之辈，鼓唱浮言，以惑众听，至有伪撰诏命，召用旧臣，抗章公车，妄议边事，朕甚骇之。内外之臣，成体肤意，如敢肆议，当置典刑。”这不是赵构公开承认自己是向金屈辱投降和杀害岳飞的主要责任者吗？
文绉绉的措词与复杂的现象之内，其实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理由——恢复了北宋原来的现状，再把徽、钦二帝请回来，那我赵构岂非自毁皇位了吗？所以，“莫须有”后面的话是：你岳飞在帮我赵构的倒忙，我必除之而方心安。
很多扑朔迷离的事件其实来源于一个简单的道理，这道理用一句话就能说出。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有人说：“武器是第一，人是第二。”我们反过来说“：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武器同机器差不多，都是人手的延长而已。是人拿在武器手里，还是武器拿在人手里？ 当然是后者，因为武器没有手，哪个武器有手？我从没有看见过武器有手，只看见人有手，而人用手掌握武器。（1964 年7 月9 日， 毛泽东同在朝鲜平壤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后访华的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代表的谈话）。
今天在海空中、地面上布防的千万种武器，其实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武器同机器差不多，都是人手的延长而已。
”
不是吗？当我们还是猿人的时候，为了砸开一个硬核桃，于是学会了用石块来砸破核桃，因为凭拳头根本砸不开。石块就是拳头的延长。
投石而去击中野兽，是手臂挥动拳头的延长。一切的飞镖、投枪、手榴弹，以及后来的轰炸机、导弹都是如此。
马匹是腿脚的延长，再往下发展就是汽车、飞机和宇宙飞船
——人就跑得越来越快了。用轰炸机、巡航导弹、洲际导弹去打敌之舰队、阵地，不就像一个国家的“巨人”打出的铁拳吗？
所以，再繁复错杂的世界现象，我们都可以归向于最简单的道理来解释。
所谓“四冲之地”或叫“四战之地”，就是东南西北方向都能出现敌人，都能对这个国家的王城造成威胁的地域。
我们知道，一个好汉，一个武士，要与众多的人交战，是非常吃力的，他如果站立在山边上（山后不会出现敌人）、墙边上，那他只需把注意力集中在前面与两侧，这个威胁就小多了，最怕的是有人从背后发动袭击。要是这个好汉的心思不时地顾及背后的敌人，就不能一心一意地迎敌，武功也必定大打折扣，就会很快落败。
所以，一个国家，要与他国交战，最好是只有一面受敌，一般不要两面受敌。如果三面受敌，那还有一面可以逃跑，要是四面都受敌，那这个国家必然会很快被消灭。
于是我们想通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个国家的京城，不要建
立在有四面受敌的“四冲之地”上。
而南京这样的城市，其实就是一个四面受敌的地方。
中国历史上的强敌入侵，大都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入侵南方的民族，如匈奴、鲜卑、突厥、蒙古民族等等。这些入侵都有一个向南方进军的过程，有很多次曾经打到了长江边上。如果城中的守卫不能真成畏虎，而那条“盘龙江”又给敌人提供了运军之便。那么，最后演变成了龙虎相斗，最骄傲的地方就变成了一个最危险的地方。汴梁也是一个“四冲之地”
河南，是中国的中原地带，逐鹿中原，就是指占领河南及四围。但是，河南本身就是一块四冲之地，其中东部都为平原，四面平坦，无险可守。但这里又是粮食产区，历史上则是因为北宋之前河南地理位置重要，是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是兵家争夺的重点，“得中原者，得天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赵匡胤建立宋朝，史称北宋，定都汴京。宋代时开封就叫开封，又称东京，又称汴京，但并无汴梁之称。开封称汴梁是金元时的事情。
汴京，这也是一个易攻难守的“四冲之地”。赵匡胤曾产生过迁都的念头，但在北宋开国之初，定都汴京却并非草率之策、
错误之举。汴京位居中原，春秋时为郑地，战国时为魏都。隋朝开通大运河，运河经汴京入江淮，使这里成为了锁控南北水路交通的咽喉重地。到了唐中后期，北方藩镇割据，战乱频仍，经济中心移至南方地区。作为南粮北运必经之地，汴京迅速崛起。赵匡胤建立大宋之际，汴京城“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侯，通荆湖之运漕”，交通四通八达，十分便利。而此时的长安和洛阳，由于连年战乱，受到极大破坏，经济凋敝不堪。对于实行强干弱枝政策、在京城驻守着庞大军队的赵宋王朝来说，要解决官府和军队的给养问题，汴京无疑是建都的首选城市。汴京无山川之险，不利于守，却未必不利于攻。以四战之地取攻防要枢，纵横捭阖，无论南下还是北上，进退自由的汴京城都显得利兵利战。开国之初，赵匡胤为实现统一南征北战，战略上是取攻势而非守势，在别人的土地上摆开战场，对自家后院的担心似乎有些多余，定都汴京仍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汴京本是唐代的汴州，五代时期先后为梁、晋、汉、周四个政权的首都。经历代帝王悉心经营，城市规模宏大。周世宗柴荣修筑外城，使汴京拥有三重城墙，城高池深，守备完善。城内建筑规整有序，道路宽阔，商业繁荣，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颇具帝都风范。大宋王朝依后周旧制定都于此，应在情理之中。
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政权，兵不血刃，实现了改朝换代。由于追随赵匡胤起家的文臣武将大多为后周旧臣，他们在汴京安居多年，置下了产业，还有一大堆妻妾子孙，早已过惯了汴京安逸的生活。定都汴京符合多数大臣的心愿，甚至可以说
是顺应民心。也正因如此，当赵匡胤提出西迁洛阳时，那些安适故土的大臣都纷纷反对，以至于使宋太祖在赵光义“在德不在险”的劝说下，不得不对这种强大的习惯势力做出妥协。这种妥协，对于开封来说，是福音，是机遇，因为它为这座城市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与鼎盛。可是对于赵宋王朝来说，却是隐患，是灾难， 因为它为这个王朝埋下了积贫积弱的病根。
在这里我们又产生了一个新的认识。“四冲之地”或者叫“四战之地”，是指这个地方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容易被四面来犯之敌攻克。但如果这个王国正处于强大之时，向外侵略时期，不仅弱敌不敢来犯，这个王国还不时去欺负别人，那么，它在前期是安全的，但到了后期，这个王国走向衰弱时期，那就非常危险了。个人自费出书费用#个人自费出书多少钱#个人自费出书需要多少钱
《宋史·范仲淹传》中有一篇文字，其中一段原文是这样的：
拜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召还，判国子监，迁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时吕夷简执政，进用者多出其门。仲淹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况进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简不悦。论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阳险固，而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阳。当渐广储蓄，缮宫室。”帝问夷简，夷简曰“：此仲淹迂阔之论也。”仲淹乃为四论以献，大抵讥切时政。且曰“：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祸。臣恐今日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夷简怒诉曰：“仲淹离间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党也。”仲淹对益切，由是罢知饶州。殿中侍御史韩渎希宰相旨，
请书仲淹朋党，揭乏朝堂。于是秘书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贬窜，况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妇之间乎？陛下既优容之矣，臣请追改前命。”明年，夷简亦罢，自是朋党之论兴矣。夷简再入相，帝谕仲淹使释前憾。仲淹顿首谢曰：“臣乡论盖国家事，于夷简无憾也。”把这篇古文翻译一下是：
（范仲淹）被授予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的职务，被召回京，城主管固而监，调任吏部外郎、代理开封知府。当时吕夷简执政，提拔使用的大多出自他的门下。范仲淹呈上《百官图》指着它的次序说“：像这样是按顺序升迁，像这样是不按顺序（升迁），像这样是公正，像这样是偏私，何况提拔或降格任用大臣。凡是越级的，不应该全部把这些事交给宰相。”吕夷简不高兴。后来，讨论建都的事情，范仲淹说“：洛阳险要坚固，而汴梁是四面受敌的地方，太平时期适合在汴京，如果有战事一定要在洛阳。应当逐渐扩大物资储备，修缮宫室。”皇帝问吕夷简，吕夷简说：“这是范仲淹不切实情的看法。”范仲淹于是写四篇论呈献（给皇上），大抵谴责当时的政务。并且说：“汉成帝相信张禹，不怀疑舅家，所以有王莽的祸害。我恐怕今天也有张禹，损坏陛下的家法。”吕夷简愤怒地驳斥道：“范仲淹离间陛下君臣，他推荐任用的官员，都是朋党（排斥异己的政治集团）。”仲淹奏对更加急切，因此他被外贬任饶州知府。殿中侍御史韩渎迎合宰相的旨意，请求写下范仲淹的朋党，把他们的名字在朝堂上揭露。在这种情况下，秘书丞余靖进献意见说：“范仲淹因为一句话触犯宰相，立刻加以贬谪、放逐，何况之前所议论的不是在陛下母子夫妇之间的事吗？陛下已经宽容他了，我请求改变先前的命令。”第二年，吕夷简也被罢免宰相，从此关于朋党的议论流行开来。吕夷简第二次入朝担任宰相，皇帝告诫范仲淹让他消除先前的怨恨。范仲淹磕头道歉说“：臣先前争论的是国家的事情，我对于吕夷简没有个人怨恨。”
范仲淹的意见是有相当远见的，他认为“洛阳险要坚固，而汴京是四面受敌的地方，太平时期适合在汴京，如果有战事一定要在洛阳。应当逐渐扩大物资储备，修缮宫室”。但是这个意见遭到了宰相吕夷简的反对，而北宋以汴梁为京都的后果，是时时受到辽国的侵犯而委曲求全。最明显的一次是“澶渊之盟”。
宋真宗赵恒（968~1022 年），是宋朝第三位皇帝。至道三年
（997 年），赵恒即位。初，任用李沆等为相，勤于政事。景德元年
（1004 年），辽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深入宋境。有的大臣主张避敌南逃，宋真宗也想南逃，因宰相寇准的力劝，才至澶州督战。宋军坚守辽军背后的城镇，又在澶州城下射杀辽将萧挞览（一作凛）。辽由于自身原因，远道而来，难于长期相峙， 就通过降辽旧将王继忠与北宋朝廷暗通关节。宋真宗也赞同议和，不顾寇准反对，派曹利用前往辽营谈判，于十二月间（1005 年1 月）与辽订立和约，规定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 10 万两、绢 20 万匹。因澶州在宋朝亦称澶渊郡，故史称“澶渊之盟”。
这可以算得上是城下之盟，都城东京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三百里外之澶渊就是今天的濮阳市。辽军能够长驱到这里，难道这一线不是一马平川吗？还有这三百里路，对于辽国的马军而言，半日可达，只是由于众多的原因，才没有打到汴京，占领宋国的首都。可见宋朝都城设在汴梁实在是立于危卵之地。北宋辽夏疆域图
这应当算是一个极大的教训，但宋朝君主并没有汲取，照旧在汴京城里逍遥快活，醉生梦死。于是，真正的悲剧产生了。
金天会三年至五年（宋宣和七年至靖康二年，1125~1127年），金军发起了南下攻灭北宋的战争。
第一次，天会三年，金灭辽之后，十月，金突然兵分两路南下：西路由左副元帅完颜宗翰率领，自西京（今山西大同）攻太原；
东路由南京路都统完颜宗望率领，自南京（今河北卢龙）攻燕山府（今北京）。战争伊始，金西路军轻取朔（今山西朔县）、武（今山西神池）、代（今山西代县）等州，继而围攻太原，遭宋军顽强抗击，遂改为长期围困。金东路军进抵燕山府，宋守将郭药师投降。宗望以郭药师为向导，移军直扑东京（今开封）。十一月，宋徽宗赵佶见形势危急，令各路军入援，同时遣使向金求和，次月传位于太子赵桓（即钦宗）。四年正月初，金东路军迫近黄河北岸，以小船渡河。徽宗闻讯南逃。钦宗也欲弃城西走，经兵部侍郎李纲力谏，才决定留在东京。李纲提出“今日之计，莫如整励士马，声言出战，固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宋史· 李纲传》）他积极营造战具，整饬军备，抚励民心。正月初七，金东路军 6 万兵临东京城下。李纲率军民日夜坚守，重创金军。不久，宋军 20 余万来援。李纲等主张坚壁勿战，待金军粮尽力竭后再行攻击。然钦宗屡变决心，后遣军夜袭金营失利，遂再与金人议和。金乘机迫宋钦宗接受屈辱的和议条件后撤军北归。金军退后，徽宗返回东京。宋廷轻信和议，不修战备。李纲等主战大臣相继被贬，宋廷遂为主和大臣所控制。
第二次灭宋战争，发生于天会四年。宗翰率西路军自西京攻占太原，宗望率东路军自保州（今河北保定）攻占真定（今河北正定）。宋廷急忙遣使议和，求金缓师。而金一面佯许和议，一面遣军直趋东京。十一月，宗翰、宗望会师于东京城下。钦宗惊恐万状，急许与金划黄河为界。金不理会，继续进攻。闰十一月二十五，金军攻破东京。北宋靖康二年（公元 1127 年）四月，金
兵掳走徽、钦二帝及宗室、宫人四百余人北返，北宋至此灭亡。史称“靖康之耻”。可见，汴京北面虽有黄河为拒，但不足于阻抗强敌，前有辽军，后有金兵，两次都入侵到王城城下，最后北宋被灭。北宋立国 167 年，除了政权腐败等其他方面的原因而外，建都于“四冲之地”不失为一大失败的因素。从金陵与汴京两城被攻克的例子可以看到，两个城市，两国的首都，都是被北方南攻的军队破城的，所以，在很长的一个时间段里，防备北方的南下势力，将都城建立于易守难攻之地，也是一大战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