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浪漫（长篇连载）第一章 呱呱坠地的谁说不是一个奇迹（石言）

 

 
 
第一章 呱呱坠地的谁说不是一个奇迹
 
 
莫老先生讲了“四然”。然而，我的人生只有“一然”，那就是坦然，而且极其坦然，坦然得这世界有我没我都就那么一回事儿，空气里、犄角旮旯中均充满了无所而谓的味道；坦然得我来不来这个世上都不影响地球上的一草一木自由自在地勃发生机与悄无声息地枯萎。
这就是我，一个无足轻重的我，一个始终无法与这个世界摩擦产生奇葩与惊艳的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我。
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然而，我逢喜事精神却怎么也爽不起来，不仅爽不起来，要命的是我的精神反而陷入低迷，沦于浓郁的凄凉气氛之中。这个时候看到月亮根本没有“分外明”的感觉，夜空中只有淡淡的轻云遮月的一弯朦胧。
真是，月朦胧鸟朦胧，了了心愿心朦胧。
录取通知书上的迷离眼神
一九八五年八月一日这天，是一个令人双重兴奋的日子，也是双重迷失的日子。这迷失是由于兴奋的激素浓度突然增高，以至于迷失的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忘记了自己姓甚名谁，忘记了地阔天高，忘记了人间冷暖。迷失到一种痴狂的程度，亦似进入一个太虚幻景，我已经漂浮起来，远远地飞离了人间烟火。
这个双重兴奋产生的原因其实简单得很，主要是因为这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八一建军节，这个节日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最为神圣的节日。
作为一名军人，每当迎来一年一度自己的节日时，自然而然地总是难掩兴奋，也是作为军人从内心迸发出的一份自豪。
还有一个令人兴奋，不，应当说是更让人兴奋的事，是今天收到了梦寐以求、改变人生命运的军校录取通知书。我考上了“军大”，即将成为一名令人羡慕的军校大学生了。
不管怎么说，对于一个不久前从地处祖国大西南重重大山深处走出来、当时还差一个月才十四周岁就当兵的山娃儿来说，这可是一件令人荣耀满天的大喜事了。
回忆入伍离开家乡那天，胸前戴着那朵比自己脑袋还大的红花，鲜艳的色彩整个儿把我那张小脸映得红彤彤的，在亲友、邻居和老师、同学的簇拥下，在家乡父老敲锣打鼓欢送下，热热闹闹地、每个毛孔都溢满光荣和幸福地离开故地，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人民军队，成为一名那个年代年轻人最崇尚的人民解放军战士。
这个时候，浑身涌动的自豪自然难以言表，走路脚下生风，心跳频频加速，人生处处充满着温暖如春的明媚阳光。
我的人生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性变化。
时至今天，虽距我着笔撰文时此情此景已事隔三十六年之久，但当时那个令人激动而难以忘怀的沸腾场景，一直在脑海里萦绕翻腾，挥之不去，想之即来，越想越觉得就在昨天，就在眼前，没齿难忘。
难道我戴上鲜艳的大红花，被家乡父老敲锣打鼓、热热闹闹地送到部队，只是为了走出云贵川交界处的莽莽大山？只为了来到“帝都”当三年义务兵？混个当兵的名而无当兵之实，然后无所作为地，用四川话讲一个人偷耳摸风、北京话说蔫不拉叽地返回老家去？这种返乡是不会再有入伍时簇簇的鲜花、喧天的锣鼓和欢呼的人群的。
人，大都不会为懦弱的失败者庆祝的，欢腾与热情只亲近那些胜利的强者。
不甘心，绝对不甘心！
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个有点小野心的山娃儿，而且是一个有点早熟，不想做一个没丁点儿想法的山娃儿，用一句较为时尚的话说是一个不甘平庸、不甘落伍、有人生追求的山娃儿。
你不能小看哦，当时我年龄虽不大，志向可是不小呢。
说一千道一万我是坚决不会允许自己只当三年大头兵就光荣地、一个人独自地、悄无声息地、低调狼狈地背着入伍时部队发的那个绿色背包返回偏远的山乡小城市的。我决心，要光荣就光荣到底；胸，要挺便挺它个样儿，决不能半途而废，更不可自甘不如人。
这个时候接到军大录取通知书，昨日的梦想今日成真，军大毕业军装上衣马上就能由两个兜变成四个兜（这是当年部队区分军官和士兵的标志，两个兜是士兵，四个兜是军官），脚下穿的土灰绿军用胶鞋，一下子换成了油光锃亮的军用皮鞋，正式成为一名前途不可限量的共和国军官。那种心情已经超出了“心情”二字的表达区间，高兴得用两句老家土话说“不摆了！”“安逸惨了！”
拿着，不，应当是捧着军校录取通知书的双手一直在颤抖不停，仿佛非得从手中抖出个精彩的世界和无可限量的前途来不可。
出人头地，典型的渴望出人头地。
成龙成凤光宗耀祖的自豪感就这样不停地由脚底蹿上头顶，一下子溢得满头都是抑制不住的快感，每根头毛都那么一点也不谦虚地兴奋着、骄傲着、光荣着。
你说，这种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不激动行吗？
指定不行。
我无法控制自己不激动。人生难得几次掏心掏肺的激动，我一定得好好激动一回，要不然对不起这个“八一”节，对不起这张象征着美好未来、预示着光明前景的红彤彤的军大录取通知书。
然而，当夜深人静时，内心的激动犹如一阵风吹过，我的心开始沉静下来。我两眼发直，好一阵我木呆呆的眼神又在宿舍的墙壁上四周溜达了几圈后，再次落到那张令人心潮澎湃的录取通知书上，我不再激动，心慢慢回归了冷静，从心里到心外没了喧嚣的打扰，冷静得就像等待成熟的海棠果，挂在树枝上静候秋天的光顾。
这个时候即便是掉一根针在宿舍的地板上都是一声震耳的巨响。
我的冷静让自己沉重，甚至有些悲伤起来。不知何时，泪水在我眼眶里打起了转转，我的眼睛开始模糊起来……
这一切怎么来得如此突然？怎么就那么冷不丁儿地招呼也不打一个就降临到我的头上呢？这天大的好事怎么就这么容易被我碰上了呢？个人自费出书#个人自费出书网#个人自费出书流程#个人自费出书费用
容易吗？
不容易！其实也没什么不容易，而是幸运！幸运的是生逢这个美好的时代，生逢这个伟大的时代。没有邓小平的改革政策，哪有我参加军校考试的机会，就更不可能有考上军校的可能。
掉落在录取通知书上的我的眼神透过了纸面，看到了浸伏在上面的是一个青年咸咸的泪水，还有不是太好闻的汗水和酸溜溜的辛劳奔波与艰苦挣扎的苦涩味道，以及录取通知书后面的那些充满苦味的、已经走过的岁月，然而却走不出视线的往事。
我的眼神逐渐由模糊变得迷离起来……
生命与名字本是无所谓的偶然
同样是生命的诞生。
我的诞生与其他人的诞生不可能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不过是爹妈的差别。
之所以说生命本是无所谓的偶然，我是有根据的。
据父亲讲，我出生没几天，新年伊始，中国人民已经在政府的领导和号召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计划生育运动，晚一年，不，实质是晚三天，我的出生问题就可能真成为问题，我来这个世界上转转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甚至概率为零。
因此，可以武断地肯定晚三天这地球上就很难找得着我的任何踪影。所以，我说生命是个偶然，对我来讲是再实事求是不过的定义了。
我出生后，取个什么名字也让长辈们费了不少心思，且相当慎重。
按照辈分，从祖上到我这一代，应排到了“开”字辈。旧时候，爷爷自幼在私熟苦读诗书，又在成都上过中学；父亲在爷爷的影响下，学习勤奋，上过大学。在当地，我们家算是学问世家。
父亲同爷爷商量，又与姥姥家合计，经“先生”指点，爷爷拍板，给我取名赵开邦。邦，大抵意思是会意兼形声字。甲骨文从田，表示建立土界，也即“封疆”之义。所以“邦”的造字本义就是“封界”。古文字中“封”、“邦”本为一字，古汉语名动相因，所以是“封邦建国”的意思。由此，不难看出爷爷与父亲对我寄予的无限厚望。
然而，愿望是丰满的，而现实却是骨感的。
父亲因“文革”被打倒后，关进了“五七”干校，接受无休止的批斗与折磨，母亲也受到各方面的排挤打击，一家人在万般无奈中艰难度日。
原本以为父亲关进去不久会被放出来，可几年过去了，不仅没有放出来，而且“造反派”对他的批斗变本加厉，罪名一个比一个重。母亲在千方救助无望的情况下，几尽丧失了信心。
于是，为表明她必胜的决心和信心，母亲把我的名字由三个字，改成两个字，由“石开邦”改为“石明”。意在为父亲鸣不平，要追求时代新的光明。
又过了几年，父亲虽觉得自己的事已无望了，但燃烧在他心中那盏渴望被“解放”的明灯却从未熄灭过。他认为，伟大的“光明”只是暂时被那些零乱疯长的杂草野木遮蔽了。于是，父亲又在我的“明”字上加了一个草头，由“明”变“萌”了。
后来，“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为老干部平反昭雪，父亲的问题也得到彻底解决，恢复了名誉地位。加上我从部队转业地方工作后，“萌”字常闹误会，出差安排宿舍等情况下多次被当成“女性”，有人还拿此名与今天的“萌宠”开玩笑，让我苦恼不已。父亲也认为男人的名字叫“萌”确实比较别扭，而且他老人家希望我要广结善缘。
于是，经父亲同意，组织批准，我的名字再由“萌”变“盟”了。其实，从我名字的变化可以看出，时代对我们家影响的深深烙印与我要“成名”的十分不易。
四川地处大西南是内陆盆地省份，冬天很冷，不像北方那么优越有暖气温暖身体。川南的冬季高温时也只有五六摄氏度，低温时常常接近零度，大多数时间只有摄氏一二度，加上潮湿，就更显阴冷了。因贫穷，衣服少、被子轻薄，夜间为了御寒必须和衣而卧，甚至一定得把自己蜷缩一团，亦如蚕蛹一般，即便这样也难以抵抗出奇的寒冷，常常被冻得瑟瑟发抖而无法入睡。
我的成长就是在年复一年的寒冷中度过的。
无比漫长的寒夜就是这样无情地摧残着那个年代的每一个人，让他们记忆犹深地体味难以忘却的童年、少年和成年的艰难甚至是苦痛的时光。
那种寒冷，就像无数冰冷的虫子钻进了皮肉，用它冰一般的牙齿，凶狠地啃食我瘦弱的躯体。睡觉时，我被冻得实在受不了了，就拿一条板凳或其他东西硬生生地压在薄被子上面，防止身体产生的温热跑掉，这样才可以勉强入睡。
但是，即便实在困乏得睡着了又常常会被冻醒，使我再次陷入从冷冻的无情煎熬中清醒过来的极度难受之中。
我的童年冬天的每一个夜晚基本就是在这种身体被冷冻得十分痛苦的煎熬中度过的，所以至今我都特别怕过冬天。
我想，那个时期我们都处在同一片蓝天下，大多数孩子都概莫能外，少数人的温暖不属于我们的记忆，因为它太过奢侈。我只能独自承受寒冷的侵袭，自己给自己制造可怜的小小的无法温暖的温暖。
因此，亦如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常常梦见我的床边生着一个小火炉，正向我睡觉的地方散发出令人神往的温暖，醒来时只有一个在冰窖一般的屋子里冻得瑟瑟发抖的像根冰棒样的我。
那时候，家里穷，母亲做的一双布鞋必须得穿一整年，第二年母亲才做第二双。小时候比较调皮，一双布鞋最多穿大半年，大脚指头就毫不含蓄地破洞而出；衣服也很单薄，一件棉衣大姐穿了我穿，我穿了妹妹再穿，其实大姐穿两个冬天已开始破洞了，母亲缝补好再给我穿，时间长了棉衣也不怎么保暖。一到冬天耳朵和四肢非常容易生冻疮，红红的又肿又痒又疼，苦不堪言，一直要到来年开春，天暖和些了才慢慢好起来。
这也许是那个时期穷孩子最深刻的记忆。
我和妹妹是龙凤双胞胎，这同样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偶然。
据母亲讲，我们是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凌晨两点出生的，那个冬日的夜晚没有违背四川冬天的意愿，依旧潮湿且阴冷。
父亲在“文革”开始不久就被打成了“反革命”，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发配到离家近百公里、地处云贵川交界一个大山沟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受到严格的看管和无情的批斗，人身失去了本有的自由。在那个残酷无情且交通极不发达的年代，要想回一趟远在县城的家难如登天。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后来的事证明，这句话用在我身上是有少许道理的。就像我考上军大、接到录取通知书一样，可能就是后福吧。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偶然，当然也是听母亲讲的。那时，我出生已满两周岁，因父亲被关在“五七”干校，自己人身都没了自由，就谈不上与母亲一起承担起照顾管教年幼的我和我们姊妹的责任。
母亲因受父亲牵连失去了县委机关幼儿园园长的工作，生活缺乏来源，她一人在城里要带我姐、我和我妹三个孩子，三张嘴天天要吃，其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极度艰难的缺吃少穿的生活，压得母亲一人实在无法撑起这个家，无力抚养三个孩子。
母亲本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军人出身，同父亲是在抗美援朝战场那个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里相识的，经组织介绍和安排结合在了一起，组成了一个地道的革命家庭。他们都是经过战争洗礼的人，相互间对感情的认识与常人有所不同，他们非常珍惜战斗爱情，始终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生死相依。
自打我记事开始，每当遇到困难时，常听父亲讲一句话，“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可以想象，当时我父亲也一定不止一次对母说过这句响当当的话。
“文革”期间，他们在非人的境遇和无情的打击面前仍能坚守信念，坚强而执拗地活着，没有“自绝于人民”，也许靠的就是父亲这句掷地有声的话支撑着他们饱受摧残的身心。
但是，当看到三个年幼的孩子挨饿受冻，一个个骨瘦如柴时，作为母亲会是怎样的心情？今天，早已为人父的我是能够想象的。
我们家有个传统，与中华文化传统不大相同，也和寻常家庭不大一样，总是重女轻男。
据悉，从打祖辈开始，就认为男孩子好养活，要多经受艰难环境的磋磨才成器。
因而，父母从心里到日常表现形式上都可以看出，他们喜爱我姐姐和妹妹远胜于喜爱我。基于这种家风，我从小到大在家里受到的严格管束，包括因调皮捣蛋被父、母亲教训的次数和轻重也可见一斑，远胜于他们对待姐姐和妹妹。
母亲在遇到极度困难、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把三个孩子照顾好，以自己的坚韧抵挡困难产生的压力。这个时候也体现出她的重女轻男，但凡好不容易搞到一点稍微好吃一些的东西，肯定优先考虑的是给姐姐和妹妹，我次之，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那些年，除生活上养育三个孩子十分困难外，精神上的压力也非常大。县城里到处张贴着打倒父亲的大字报和标语，县城大街上游行的队伍高呼口号的声音，也深深地刺痛着母亲的心，特别是“革委会”和“造反派”时不时地上门威逼母亲，恶狠狠地让她撰写揭发父亲的黑材料……
在精神和生活双重重压下，母亲被逼无奈，狠了狠心，一咬牙把我送出了县城，送到距县城西南方向百余公里外一个僻远的大山沟里。那里有乡下老家的村子，那个地方叫蕉村，交由爷爷、奶奶带养，我的姐姐和双胞胎妹妹却留在母亲的身边。#个人自费出书多少钱#个人自费出书需要多少钱#个人自费出版一本书要多少钱#个人自费出版一本书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