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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升:我看似走了弯路实则曲径通幽(陈仓 李清川)

发布日期:2020-05-22 18:45:23 访问统计:

    原题:我看似走了弯路实则是曲径通幽 别企图抓着自己的头发飞向天空

杨晓升读的是师范大学的生物系,却阴差阳错地走上了编辑家兼作家的道路,而且走向了自己整个职业生涯,他认为这并非走了弯路,而是曲径通幽。对于自己的双重身份,他的自我总结是,编辑职业打9分,业余写作打7分,至于哪一种身份会被文学史所记录,他有些谦虚而理性地表示:“那不是自己应该考虑的问题,甚至对所有作家来说都一样,因为文学史是要经由漫长时间的淘洗和历代读者的检验之后才写就的,让自己评价自己的作品能否进入文学史简直就像企图抓着自己的头发飞向天空一样不自量力。”

1 上师范和学生物,对我来说完全是阴差阳错,看似“走了弯路”,实则“曲径通幽”。

青年报:杨老师好。你既是作家,又是一名编辑家,请问你年轻时候的理想是什么?你从事与文学有关的事业,有难忘的让你经常回忆的故事吗?

杨晓升:一个人兴趣的形成与培养,与他小时候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我出生在一个老师家庭,父母都是语文教师,潜移默化的熏陶与影响让我从小对语文就感兴趣。但是父母任教的学校在农村,文化和书籍匮乏,并没有真正的文学书籍可供阅读,至多是父母在家时悄悄教我背诵数量有限的几首唐诗,即便如此我的语文成绩却一直很好,作文时常被老师当范文在班里宣读。后来上了初中,假期里偶然读到《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青春之歌》《敌后武工队》等等,小说中精彩的故事、人物和氛围深深感染了我,我一下子对文学着迷了,可惜找不到更多更像样的文学书籍。不过,真正激发我对写作的兴趣是因为我当知青的表哥在县里的内部文学刊物《北山文艺》发表了作品,这让我暗暗下了决心,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动笔写作。但真正开始动笔练习写作,是在上大学之后。

青年报:你是广东揭阳人,请问你在故乡生活了多久?如今你和那边还有什么样的联系吗?作为一个文化名人,无论身份是什么,肯定会成为你一生都抛弃不了的文化血脉,你对那块土地的继承是什么?你在为人为文方面都受到了哪些影响?

杨晓升:我从出生到上大学之前的整个青少年时期,都是在故乡度过的。揭阳属于潮汕地区(以讲潮汕话为标志和划分),潮汕位于广东省东南沿海,与东南海毗邻,风光秀丽,气候温暖湿润。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潮汕文化塑造了传统潮汕人的性格:勤劳、上进、智慧、正直、善良、心灵手巧,重亲情乡情,崇尚文化尤其是耕读传家。所有这些都在我的成长历程中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是正直善良、勤劳上进、重亲情和家庭方面,在我的血脉和性格中比较明显。也正是这些品格进而培养了我对工作和事业的责任心和家国情怀,这种品质无论是在我主编的杂志还是我个人的作品中都有明显的流露。如今,我与这片土地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因为故乡有我的姐姐、弟弟,以及众多的亲戚和朋友。

青年报:我们了解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信息,你是从华中师范大学毕业的,而且学的是生物专业,也算是改行了。“师范”,“生物”,这两个概念有着非常强烈的磁性,这对你从事的工作有什么帮助吗?

杨晓升:上师范和学生物,对我来说完全是阴差阳错,是我人生中的一次误会。无论是上小学还是上中学,我的成绩算比较优秀,文理科也很均衡,语文成绩好,数理化成绩也不错。高考是1980年前后,那时候文革结束不久,提到“从文”无论老师还是家人都还后怕,与此同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成了家喻户晓的择业口号,而我数理化成绩又还不差,家长和学校老师都不主张我学文。于是我稀里糊涂地报考了理科,考出的成绩却不好不坏,虽然分数也已经上了一本重点线,却未被我报志愿的学校录取,由于家里经济条件不容许我再复读一年,我只好服从分配上了华中师范大学生物系。回过头看,上师范是免学费和食宿的,这减轻了我家里的负担,而且综合性的师范大学校园文化对我能力、视野、兴趣和未来个人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沃土。在学习专业课之余,我在图书馆自由徜徉,广泛涉猎,在课余阅读中文学兴趣和写作训练得以强化与发展,终因参加学校文学社团并在大学文学杂志发表过一些习作,毕业时被提前选调、分配至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当编辑和记者。生物专业的学习于我的事业发展来说看似“走了弯路”,实则“曲径通幽”,歪打正着。假若当初我非学生物而学中文,哪怕是上北大中文系,我都不一定能分配到北京,而且是在如日中天的《中国青年》杂志工作。何况生物学专业的学习,让我从更开阔的视野和更深入的体悟,认识我们身处的大千世界和生灵万物,这对我的思维方式、方法和看待事物的态度,毫无疑问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青年报:你去《北京文学》之前在《中国青年》工作,可以说我们都属于青年系统,这是一个需要朝气活力和创新意识的行业。那时候文学期刊的生存很艰难,你为什么偏偏作出这种选择?

杨晓升:我到《中国青年》杂志工作的时候,由北京青年工人潘晓写的一封“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的信,正好引发了一场人生大讨论风靡全国,使杂志发行量高居全国期刊之首,达到期发数400余万份。作为引领全国青年思潮和时尚的刊物,那时候《中国青年》编辑部人才济济,思想解放,思维活跃,充满团结协作、蓬勃向上的生机与活力。我正是在这样的氛围和背景下加入《中国青年》编辑团队的,而且一干就是16年。这16年是我视野、个人能力和综合素质得以全面锻炼和全面提升的时期,我先后受组织派遣参加首届中央讲师团,赴山西雁北教育学院支教一年,返京后担任过编辑、记者、文化版和社会版主编,采访了大量的年轻人和新鲜的事,更多的是关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进程以及与之相伴而来的各种阵痛和社会问题,当然也包括不同行业、不同领域普通民众的不同命运。之所以要离开《中国青年》到《北京文学》,主要还是内心深处的文学情结,感觉到文学杂志无疑会更接近文学,而那时《北京文学》又刚好需要我这样的人。

2 主编的风格就是刊物的风格,刊物的好坏得失荣辱都系于主编一身。

青年报:你觉得那段经历对你主持《北京文学》有什么样的帮助?你还记得你第一天走进《北京文学》时候的情景和心情吗?从那一天开始一干就是20年,你坚持下来的主要动力是什么?

杨晓升:说实在的,之前听说文学杂志不景气,正式到《北京文学》上班,才惊叹境况比想象的还要严重。那时候,《北京文学》办公地点还是在北京文联宿舍楼下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几间办公室装满了桌椅、书刊、稿件和编辑员工,空气还不时散发着异味。第一天上班走进这样的办公室,我内心多少还是咯噔了一下,心仿佛也掉进了地下室,原本高涨的情绪变得有些灰暗。不仅如此,第一个月快到发工资的时间,漂亮的女会计无意中向我咕叨了一句,说咱们的账户里都快空了,根本就没工资可发。待到真正将工资发到手上,我发现自己只有两千来块,比我在《中国青年》足足减少了一半多。那一瞬间,我的心仿佛又从地下室掉进了冰窟窿,怀疑自己这一步的人生是否走错了。不过这种糟糕的心情只是一瞬间的事,紧接着,我全身心投入了新的工作,而且一干就是20年。究其原因,一是我内心的执着与坚持,二是我在办刊实践中不断取得成效,刊物逐步走出困境,而且影响力越来越大。可以说,目前的《北京文学》已经进入良性循环,正处于创刊70周年发展史中的另一个黄金阶段。

青年报:《北京文学》的前身是《北京文艺》,更名后,集中推出了许多好作品,显然和《北京文学》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气息,及时地以文学介入现实有关。那么,你认为文学与现实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杨晓升:文学源于生活,是现实生活的艺术结晶和客观反映。文学有两大功能,即审美功能和认识功能。读者阅读文学作品的动因,一是从作品中获取审美的阅读愉悦,滋养心灵陶冶情操,培养自己的文学修养和审美趣味;二是通过阅读作家的作品,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审视并认识现实、生活、社会与人生,从中获取启迪和教益,包括获取自己生活的信心、勇气和动力。所以,自有文学史以来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在不同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作品,都是特定民族特定社会特定文化在某个发展阶段现实生活和人情世态的客观和艺术反映,它是文学艺术化了的人类史和社会发展史。虽然小说之类的文学作品是作家虚构和艺术创造的产物,但优秀的作品,本质上却都是真实的。某种意义上讲,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现实与历史,比干巴枯燥的历史教科书更加生动、真实、深刻,否则你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一部《红楼梦》能够吸引历代数不胜数的读者经久不息的地阅读,更难以理解由此还诞生人数众多的红学派和红学家。

《北京文学》杂志2019年封面

青年报:《北京文学》一直在发展着实现主义传统,比如每期重点推出的报告文学《现实中国》。你有资深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的从业经历,请问主编的追求和趣味对刊物的定位有多大影响?

杨晓升:密切文学杂志与现实生活和读者之间的联系,同时尽可能避免《北京文学》与其他文学杂志在封面、栏目、内容和作品类型上重叠,是我主编《北京文学》的主要思路。说到主编的追求和趣味与刊物的关系,那是明摆着的。某种意义上讲,主编的风格就是刊物的风格,主编的审美趣味、情怀、视野、性格、造诣,都必定会在其主编的刊物上有所反映。可以说,刊物的好坏、得失、荣辱都系于主编一身,所以主编的水平决定着刊物的质量、宽度、深度、厚度与高度。

青年报:《北京文学》一贯注重发现和推荐文学新人,除了其他栏目不遗余力之外,最近几年还常设了“新人自荐”栏目。你能不能举例说明,你们在扶持文学新人方面主要看重的是什么?

杨晓升:发现扶持文学新人也是《北京文学》的传统,浩然、汪曾祺、张洁、陈建功、王安忆、徐小斌、刘恒、余华、石一枫等等,这一大批作家无不是从《北京文学》起步进而走向文坛的。所以,我开始主编《北京文学》时,开设了专门发表小说处女作的栏目,同时要求编辑必须审读自然来稿并将审读的情况纳入编辑每月考核。扶持文学新人,我看重的当然是新人本身的潜质,重要的还在于作者是否对生活有独特的体悟与发现。新人的处女作不仅要有基本的文学质地,还要有感知和发现外部世界的能力,哪怕这两种能力还略显稚嫩,但只要它彰显出新芽萌发时的那种新鲜感和蓬勃向上的生机与力量,就值得我们重视、关注乃至扶持。

青年报:《北京文学》的栏目基本变化不大,像“现实中国”“好看小说”“作者人气榜”和“真情写作”等,而且影响越做越大,以至于又创办了《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这些栏目有着很强的“读者在场”的定位,也就是非常在乎读者市场。我们都是新闻人出身,文学和新闻一样,如果没有传播力,价值就不会得到体现,《北京文学》之所以走市场化道路,会不会还是为了生存下去?

杨晓升:我说过,杂志最怕动荡,最怕三天两头换主编、变风格,上世纪90年代,文学期刊普遍陷入低潮的时候,纷纷寻求突围、突破,改版、改封面、改栏目甚至改刊名,成为那个时期的一个热潮,最终大都无疾而终。但无论你如何改,归根结底都必须能经受住读者的检验和读者的认可,才能生存下去,这是自然而然的事。但同时,我以为市场也是广义的,不仅是普通读者的购买和报刊书店的销售,还有政府、文化部门、学校、单位、图书馆等各种组织和部门的认可,只要你杂志的内容和质量能在各界读者中不断成长并获得足够的口碑,让杂志本身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和品牌价值,不仅读者订阅购买,各种组织和部门愿意订阅,杂志所在的政府主管部门也愿意作为本地文化发展的重点项目不断加大扶持与投入。

青年报:由于国家对文化期刊的扶持,《北京文学》目前是中国文学期刊稿费最高的对吗?那么没有生存之忧以后,我们还要重视文学的传播性也就是可读性吗?换一种说法,会不会就不在乎大众读者了呢?

杨晓升: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学又是文化的原动力,文学期刊作为文学繁荣发展的基石,理应得到政府的重视与扶持。说到近几年文学期刊的高稿酬风潮,上海其实还是始作俑者,而后逐渐影响到全国。《北京文学》也是随着这股风潮逐渐提升稿费的。我不敢说《北京文学》目前的稿费全国最高,我只能说我们的稿酬标准已经位列第一阵营。说到政府财政资金的支持和市场传播及大众读者市场之间的关系,以《北京文学》为例,两者非但并不矛盾,相反是相互促进。诚如前面所言,政府之所以加大支持与投入,那是因为你已经在市场和各界读者中获得了良好口碑和一定的品牌价值。如果你的杂志办得很差很烂,是扶不起来的阿斗,政府为什么要扶持你,即使扶持也不见得会有起色。就《北京文学》而言,正因为政府加大了重视、扶持与投入,我们才更加珍惜也更有动力,更加精益求精办好杂志,推出更多受读者欢迎的精品力作,最大限度提升刊物的口碑和影响力,不愧对政府的支持和各界读者的厚爱。

青年报:《北京文学》几乎见证了当代文学的整个过程,从创刊到现在推出了大量经典作品,许多作家从此纷纷走上文坛。你工作的这20年,有哪些作品已经成为经典,或者作家从此成为文坛的重要力量,肯定有许多幕后故事和逸闻佳话,能和我们分享几个印象最深刻的吗?

杨晓升:所谓经典,是需要时间的沉淀和读者的长时间检验的,即便我已经主编《北京文学》20年,以经典评价20年间所刊发的作品,我以为为期尚早。但假若以好作品或有影响的作品衡量,可以说还是数不胜数的,用“名家荟萃,新人辈出”形容新世纪以来《北京文学》的作家阵容,应该恰如其分。

至于幕后故事和逸闻佳话,不少作品发表的前后都或多或少有些,比如荆永鸣的《外地人》和陈世旭的《欢笑夏侯》,两篇短篇小说都是在投了几家知名文学期刊之后如泥牛入海,被我刊发表之后引起关注并被广泛转载的。《欢笑夏侯》还被多家出版社的年度优秀短篇小说选本收录或进入中国年度优秀短篇小说排行榜。而李唯的中篇小说《暗杀刘青山张子善》发表之后好评如潮,《小说选刊》头条转载并被评为年度优秀作品,据说该作在鲁奖评选时闯进了比较靠前的名次。新华社著名记者朱玉描写汶川大地震的报告文学《天堂上的云朵》,是在我再三动员并最终以激将法激励才促使她下决心提笔创作的。第一次打电话向她约稿时,她正在汶川地震废墟紧张地参与抬尸体。完稿时,她告诉我,她是一个人关在自己房间里边哭边进行写作的。正因如此,这篇作品感人肺腑,极其震撼。

青年报:《北京文学》去年迎来了创刊70周年,今年算是一个新起点。杂志社未来有没有什么进一步的改版计划?或者说有什么值得读者期待的地方?

杨晓升:我前面已经说过,杂志最怕动荡。经过多年的摸索和读者市场的检验,《北京文学》无论形态、封面、栏目、内容和作品质量,都已经进入成熟期和稳定期,我们不会为迎接创刊70周年刻意去作改变。但我们会在今年第9期出版纪念《北京文学》创刊70周年纪念特刊,当期的封面会有改变并有新的创意,内容会增加篇幅以回顾创刊70周年光辉历程,还将更集中地为读者奉献出更多的精品力作。同时,我们已与北京华景时代文化公司签约,即将出版《北京文学》70年经典作品丛书,总共6册(包括中篇小说卷2册、短篇小说卷1册、报告文学卷1册、散文卷2册),这套丛书将充分展现《北京文学》70年的作品精华,最值得读者期待。

3 让自己评价自己的作品能否进入文学史像企图抓着自己的头发飞向天空一样不自量力。

青年报:你不仅仅主持了两份刊物,同时还是著名作家,而且这两方面都很忙,你是怎么处理二者的关系的?编刊与创作肯定会相互影响,那么有利的是什么,不利的是什么?

杨晓升:说来惭愧,这正是我最苦恼的话题。俗话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确实如此。我给自己角色的定位是职业编辑,业余写作。我是一个做事认真责任心又很强的人,认定在其位必谋其政,干事不会朝秦暮楚三心二意,所以平常绝大多数精力和时间都用在杂志上。每月审稿量近百万字,此外上班时间都忙着处理各种公务,包括会议、接待、电话、业务研讨和处理邮件,难有安静的时间在办公室审稿,以致审稿大都得在晚上回家之后或节假日进行。而我的写作,就像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偶尔有一点时间缝隙就写一点,但写得很少,往往是在国庆或春节长假时才有连续几天的时间可供写作,这时候有点像过大年大节和吃大鱼大肉,感觉爽极了。但即使如此,每年下来我写得也都很少,目前最多的时候是每年完成两个中篇,或完成一个中篇加几篇散文。现在我特别渴望早点退休,那时候时间都是自己的,我肯定会比现在写得多一些也写得更好一些。

青年报:如果让你选择一样,你会以哪一份作为你人生的事业?你给自己打分的话,你觉得哪一方面的成就更大,你觉得在文学史上留下来的哪一方面更多?

杨晓升: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会选择在当10年记者后转向专业写作。当10年记者是为了增长见识与历练、完成一定的生活积累;转向专业写作是因为可以有大把的时间读书和写作。从1984年大学毕业到今年的36年职业生涯,如果非要以打分作自我总结,我给自己的编辑职业打9分,给自己的业余写作打7分。说到文学史,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开国际玩笑,那不是自己应该考虑的问题,甚至对所有作家来说都一样。因为文学史是要经由漫长时间的淘洗和历代读者的检验之后才写就的,让自己评价自己的作品能否进入文学史简直就像企图抓着自己的头发飞向天空一样不自量力。不过,如果要评价自己写过的作品哪一部更满意一些,那我迄今唯一满意的是长篇报告文学《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这是我国第一部全景式揭示失独家庭惨状、分析一胎政策弊端并探讨开放二胎政策可行性的报告文学。这本书命运不好,还没有上市就成了禁书,直到10年之后的2014年,《文艺报》总编梁鸿鹰找到我,将我这本书纳入他为太白文艺出版社主编的一套中国长篇纪实丛书。我将书稿作了修订补充,书名改为《失独,中国家庭之痛》。次年的全国两会,中央宣布全国实行单独二胎政策,有舆论将我这部书誉为“推动国家开放二胎政策的功勋之书”。我之所以满意这部作品,是因为我对失独问题的最早关注以及生育政策的前瞻性预见及深刻揭示。我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此生我做了一件值得欣慰、死而无憾的事”。我以为,真正的作家必须有忧患意识、悲悯情怀和社会担当,而有关失独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的写作,正好充分体现了我的这种写作取向和作家意识。

杨晓升,广东省揭阳市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文学》社长兼执行主编,曾获“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称号。著有《中国魂告急——拜金潮袭击共和国》《告警——中国科技的危机和挑战》《中国教育,还等什么》《六月风暴——拷问中国教育》《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失独,中国家庭之痛》等长篇报告文学,中短篇小说集《身不由己》《日出日落》《寻找叶丽雅》等。曾获第三届(2004—2008)徐迟报告文学奖、新中国六十周年全国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正泰杯中国报告文学奖、首届浩然文学奖、第二届《小说选刊》最受读者欢迎小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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