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边缘人的才智是最容易被激发的
从客家多名人说起
在日常生活中，凭着人际交往中的一般感觉，我们也会不由自主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移民的后代里人才最多！
例如，我们所说的客家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数次动乱中由北方南迁来讨生活的那部分人，就经常爆出不少天才与人才。
客家人，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他们聪明、勤奋、吃苦耐劳、团结、上进、尊老爱幼、家庭观念强。尤其重视教育。有客家人聚居的地方，就有学校，即使没有政府办的学校，也有自己筹资建设的学校。客家人的生意头脑发达，能吃苦耐劳，能屈能伸。卖肉的、擦鞋的、摆摊的有许多客家人，他们今天是小贩，明天可能就是大老板。客家人往往都很顾家，对父母孝敬，对兄弟照顾， 老大照顾老二读书，老二照顾老三读书，这是他们的传统作风。
而到春节时，村里的孤寡老人都会得到一些年轻人特别是成功人士的看望和照顾，即使是没有关系的老人，也会送钱给他们。客家孩子聪明，客家的孩子去到哪里读书，学习成绩都是最优秀的。客家人很团结，各个城市的客家人，都会经常举办一些乡谊会，以联络感情。
客家人所以出能人才人，同他们的这些习惯与品质有关。有人列举了客家人中的名人（唐至清代）：
唐代宰相、文学家张九龄；北宋文学八大家之一曾巩；北宋思想家杨时；北宋宰相詹学传；南宋丞相、民族英雄文天祥；抗金 明军统帅袁崇焕；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黄慎；清代武状元李威光； 西婆罗洲兰芳大总制大唐总长罗芳伯；清代文渊阁大学士、太子 太师戴均元；清代体仁阁学士戴衢亨；清代诗人、书法家宋湘；太 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近代洋务运动先驱丁日昌；马来西亚侨领 叶德来；华侨实业家张弼士；首任驻日本国公使何如璋；清代爱国诗人、外交家黄遵宪；华侨实业家张榕轩；华侨实业家姚德胜； 清代爱国诗人、抗日保台义军副统帅丘逢甲……
从这份不完全的名单中，可以看出客家名人之多，对中国进步贡献之大。
过去我们都认为，客家之所以名人多，是因为他们在战乱中逃难到了南方，没有根基，没有财产，受人白眼，所以要“抱团过冬”，加倍奋斗，才能恢复他们原有的地位与生活。这当然是最本质的原因，但是还有一个原因是没有被认知的，那就是一个陌生人到了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初来乍到，遭人排挤，受人白眼，他们进不了集群、入不了团队，处于一种“边缘化”状态。陌生与孤立感让他们滋生出别样的目光，即生长出了“第三只眼”。这只眼睛让他们斜眼看世界、颠倒观社会，反叛视存在。而这一切， 正是那些长年在一个安逸系统中生活的人所看不到的。立新立异立革立变的想法，赋予了他们要破坏或重建秩序的“邪念”与做派，而这正是他们能力中的独到之处。
对于这一点，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概莫能外。
世界的天才也大都是移民与难民
美国《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埃里克·韦纳一篇文章，他就认为：移民中天才最多。
他说：“从雨果、W.H. 奥登、纳博科夫到塞尔维亚裔美国科学家特斯拉，居里夫人和弗洛伊德，这个伟人榜排在首位的是天才中的天才：爱因斯坦。1905 年是他的‘奇迹之年’，他发表了至少 4 部突破性的论作，这些成绩是他从德国移居到瑞士之后取得的。”
爱因斯坦的确是一个天才中的天才，世界愈是发展、科技愈是出新，就愈证明了他预言的正确。例如，一百多年前，他预言了引力波的存在，到 2016 年，科学家终于发现了这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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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出书费用据说，爱因斯坦曾求得引力场方程的一个特解，该解的黎曼曲率张量分量为周期函数（至少在一个坐标系内如此），因而他想到了经典物理学中的波动方程，仿照机械波他提出了引力波的存在，即黎曼曲率张量分量的周期性变动在时空中的传播。
引力波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所预言的一种以光速传播的时空波动，是时空曲率的扰动以行进波的形式向外传递的一种方式。如同电荷被加速时会发出电磁辐射，同样有质量的物体被加速时就会发出引力辐射，这是广义相对论的一项重要预言。 LIGO 在 2016 年 2 月 11 日宣布“探测到引力波的存在”。
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实验验证中最后一块缺失的“拼图”被填补了。
2011 年，荷兰心理学家西莫内·里特尔牵头搞了一项研究， 研究结果发表在美国《实验社会心理学杂志》上，研究人员让一部分研究对象按照“错误”的顺序做早餐；另一部分人则按照原有的常规程序准备早餐。结果，那些打破常规的一组人会出现更多的“认知灵活性”。而这种认知的灵活性，正是创新的前提。
移民与难民就是那一部分不按常规做早餐的人。他们来到了一座城市，由于举目无亲，由于没有住房和囊中羞涩，也由于不懂这个城市的规矩，他们总是站立在这个城市的“边缘上”、群体的“边缘上”的。就像今天中国的农民工到一个城市里来当临时工，会产生他们特有的感受。农民工中出现了一个诗人， 他写了这样一句令人落泪的诗：“我们在这个城里盖起了千座大厦，却没有一盏灯是属于自己的。”相信那些有着一套舒适住宅的当地户绝不会有这样的感慨。因为这些人是用一种“透视眼”“倒立身”“摇头脑”来看待他们新到的地方的。用哲学家朔彭豪尔的话说：人才能够击中别人无法击中的目标，天才能够击中别人看不到的目标。而那些新来的流浪者，其中有相当多的正是这样的人。
弗洛伊德就是这样一种人，在小的时候，他和家人随着大批移民从奥匈帝国的边陲来到维也纳。在 1913 年前，这座城市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不到城市人口的一半。弗洛伊德尝试融入这个城市。他穿皮短裤，玩当地的塔罗克纸牌，但是作为犹太的移民， 他一直没有得到这个城市的认可。他只是一个局内的局外人， 一个远离主流团体的“编外佬”，所以他能用城中人不一样的目光的看这个城市，看这个世界，并提炼自己的思想。
居里夫人也是如此，她出生在波兰，也长在波兰，但是对在祖国缺乏求学机会感到失望。于是在 1891 年，24 岁的她来到了巴黎。她艰难地生活，白天学习，晚上当家庭教师。不过，两年之后她获得了物理学位。她可以同丈夫一起开始搞研究工作了。其后，由于丈夫出车祸而死，又将她推到了一个寡妇的地位， 她再一次陷入了孤独的境地。要么在孤独中沉沦，要么在孤独中奋起，丈夫的去世给了她第二次压力与动力。
也许诀窍就是在这里了，不一样的境遇给了人不一样的思维与目光。
让我们再来说说哥白尼与布鲁诺这两个人： 1543 年 5 月 24 日，波兰科学家哥白尼病逝。
1515 年，哥白尼开始写作《天体运行论》一书。在《天体运行论》完成后，哥白尼却对它的出版犹豫不决了。他担心这部书出版后会遭受到地心说信徒们的攻击，并受到教廷的压制。在朋友和学生的支持鼓励下，经过长期反复的考虑，哥白尼终于决定出版这部著作。1542 年 6 月，《天体运行论》和排印工作开始进行。1543 年 5 月 24 日，弥留之际的哥白尼终于见到刚刚出版的《天体运行论》，可惜当时的他已经因为脑溢血而双目失明，他只摸了摸书的封面，便与世长辞了。
哥白尼，1473 年 2 月 19 日出生于波兰维斯杜拉河畔的托伦市的一个富裕家庭。18 岁时就读于波兰旧都的克莱考大学， 学习医学期间对天文学产生了兴趣。1496 年，23 岁的哥白尼来到文艺复兴的策源地意大利，他是标准的移民。
布鲁诺则是意大利本地人，由于家境贫寒，10 岁就进了修道院，15 岁成为修道士。1576 年，28 岁的布鲁诺毅然扔掉道袍，逃往罗马、威尼斯等地。因为遭到教廷通缉，不得不在 1578 年离开意大利，先后流亡瑞士、法国、英国、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等国，长达 13 年之久。布鲁诺每到一个地方，都积极批判宗教神学，热情宣传哥白尼的学说，反对托勒密的地心说。1592 年 5 月 23 日，布鲁诺终于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因被人出卖而
被捕，次年 2 月被押解到罗马，囚禁在宗教裁判所的监狱里。在长达七年的审讯之中，布鲁诺始终没有屈服。
1600 年2 月17 日，布鲁诺因坚持真理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布鲁诺则比移民还不如，他是个窜逃于全世界的“通缉犯”。
在那个时候，民众和宗教界都信奉托密勒的地心说，认为大地是宇宙的中心，天上的太阳与月亮都是围绕大地运转的。偏偏哥白尼与布鲁诺倒过来认为：地球在绕着太阳转，这是一个颠覆性的观点，没有“透视眼”与“摇头脑”的人是想不出来提不出来的，而正是这些当时被认为“错误”的观点，随着科学的进步证明是正确的。
中国的移民也是创新力的源泉
中国的移民与上述的情况不一样，因为中国足够的大，而在春秋战国之时，诸侯之国有数十个，即使在秦要统一中国之前， 秦之外，也还有魏、赵、韩、燕、齐、楚等六个国家。
而我们要说的是，战国时代，也就是诸子百家的时代，这些这个“家”那个“子”的，其实都是窜来窜去的迁移户。
儒家孔子：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有记载他去过的国家有：卫国、曹国、宋国、郑国、陈国、蔡国、楚国、齐国。
道家老子：老子是楚国苦县人氏，在周朝的都城当图书馆管理员的小官，都城洛邑（今洛阳）路虽然不远，但毕竟算是两个国家。他辞职后，骑着一头青牛向西而去。在经过大散关，也就是今天陕西宝鸡西南之后，据说是隐居去了昆仑山。
墨家墨子：走过很多个国家，东到齐、鲁，北到郑、卫，南到楚、越。
法家：韩非子，从韩国到秦国去求职；李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从楚国到了秦国去求职；商鞅，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人，从卫国到秦国去求职。
阴阳家邹衍：齐人，去燕国就职。纵横家：苏秦、张仪。
苏秦提出合纵六国以抗秦的战略思想，并最终组建合纵联盟，任“众约长”，兼佩六国相印。
张仪，魏国贵族后裔，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
这两位老哥为了合纵与连横之策，几乎到达过那时中国的所有国家
杂家吕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安阳滑县）人。做生意走遍许多国家，在赵都邯郸见到秦国质子异人（后改名子楚），认为“奇货可居”，遂予重金资助，并游说秦太子安国君宠姬华阳夫人，立子楚为嫡嗣。后子楚与吕不韦逃归秦国，最终夺到了秦国的帝位。
兵家创始人孙武：出生于齐国乐安（今山东广饶）。曾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在吴国受任为将。与伍子胥率吴军破楚， 五战五捷。
医家扁鹊：渤海郡（在今河北任丘县）人。去过很多地方。入秦后给秦武王看病，太医令李醯自知不如，派人将他刺死。
在春秋战国时代，为了成就自己的“家”，有很多人都在到处游学，到处流浪，读万卷书，走万里路是他们共同的特点。
唐朝的诗人们更是如此，行万里路，被贬数次官，都是他们的家常便饭。
李白生于剑南道绵州昌隆（后避玄宗讳改为昌明）青莲乡。开元六年（718 年），他十八岁。隐居戴天大匡山（在今四川省江油县内）。往来于旁郡，先后出游江油、剑阁、梓州等地。
开元十二年（724 年），二十四岁。再游成都、峨眉山，然后舟行东下至渝州（今重庆市）。
开元十三年（725 年），出蜀。
开元十四年（726 年），二十六岁。春往扬州。秋，病卧扬州。冬，离扬州北游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至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县）。
开元十五年（727 年），二十七岁。居于安陆寿山，与故宰相许圉师之孙女结婚，逐安家于安陆。
开元十六年（728 年），二十八岁。早春，出游江夏（今湖北省武汉市）。
开元十八年（730 年），三十岁。春在安陆。曾多次谒见本州裴长史，因遭人谗谤，上书自白，终为所拒。初夏，往长安，谒宰相张说，并结识其子张垍。寓居终南山玉真公主（玄宗御妹）别馆。又曾谒见其他王公大臣，均无结果。暮秋游邢州（在长安之西）。冬游坊州（在长安之北）。
开元十九年（731 年），三十一岁。穷愁潦倒于长安，自暴自弃，与长安市井之徒交往。初夏，离长安，经开封（今河南省开封市），到宋城（今河南省商丘县）。秋到嵩山（为河南省登封县的名山），暮秋，滞留洛阳。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 735 年），玄宗又一次狩猎，正好李白也在西游，乘机献上《大猎赋》，希望能博得玄宗的赏识。
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交口称赞，玄宗看了李白的诗赋，对其十分仰慕，便召李白进宫。随即令李白供奉翰林，职务是给皇上写诗文娱乐，陪侍皇帝左右。
天宝二年（743 年），四十三岁。诏翰林院。
天宝三年（公元 744 年）的夏天，李白到了东都洛阳。这年的秋冬之际，到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紫极宫请道士高天师如贵授道箓，从此他算是正式履行了道教仪式，成为道士。其后李白又赴德州安陵县，遇见这一带善写符箓的盖还，为他造了真箓。此次的求仙访道，李白得到了完满的结果。
天宝四年（公元 745 年）秋天，李白与杜甫在东鲁第三次会见。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他们两次相约，三次会见。他们一道寻访隐士高人，也偕同去齐州拜访过当时驰名天下的文章家、书法家李邕。
天宝十四年（公元 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与妻子宗氏一道南奔避难。春在当涂。旋闻洛阳失陷，乃自当涂返宣城，避难刻中（今浙江省膝县）。至漂阳（今江苏省滦阳县），与张旭相遇。夏至越中。闻郭子仪、李光弼在河北大胜，又返金陵。秋， 闻玄宗奔蜀，遂沿长江西上，入庐山屏风叠隐居。
至德二年（757 年），五十七岁。正月，在永王军营，作组诗《永王东巡歌》抒发了建功报国情怀。永王兵败。李白在浔阳入狱。
被宋若思、崔涣营救。成为宋若思的幕僚后，为宋写过一些文表， 并跟随他到了武昌。李白在宋若思幕下很受重视，并以宋的名义再次向朝廷推荐，希望再度能得到朝廷的任用。终因参加永王东巡而被判罪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
乾元元年（758 年），五十八岁。自寻阳出发，开始长流夜郎。途经西塞驿（今武昌县东），至江夏，访李邕故居，登黄鹤楼，眺望鹦鹉洲。秋至江陵，冬入三峡。
乾元二年（759 年），朝廷因关中遭遇大旱，宣布大赦，李白经过长期的辗转流离，终于获得了自由。他随即顺着长江疾驶而下，到了江夏，由于老友良宰正在当地做太守，李白便逗留了一阵。乾元二年，李白应友人之邀，再次与被谪贬的贾至泛舟赏月于洞庭之上，发思古之幽情，赋诗抒怀。不久，又回到宣城、金陵旧游之地。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他往来于两地之间，仍然寄身他人。
上元二年（761 年），已六十出头的李白因病返回金陵。在金陵，他的生活相当窘迫，不得已只好投奔了在当涂做县令的族叔李阳冰。
上元三年（762 年），病重，在病榻上把手稿交给了李阳冰，赋
《临终歌》而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二岁。
李白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的大半生都是在游历与动荡之中，一辈子都没有成为某个城市的真正居民，或者是这个国家政治中心的当之无愧的权臣，他永远是远离政治中心的流浪者，按照过去的说法，他永远没有“居庙堂之高”，只有“处江湖之远”，所以他永远是站在江湖“边缘人”的地位上在看待问题的“怪眼人”。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认知心理学家斯科特·巴里·考夫曼得出了这样一种结论：像居里夫人、弗洛伊德这样具有特殊思维的人物，有许多特质，但“经验开放性”最为重要。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迪恩·西蒙顿仔细研究了日本的情况：日本这个国家， 由于是一个多岛之国，四面围水，所以古代必定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从公元 580 年至 1939 年的历史研究，他将日本分成了几个不同时期，他在美国《人的性格和社会心理》杂志上发表文章， 将日本不同时期（从移民、国外旅行等）获得的“额外文化输入” 与医药、哲学、绘画和文学等领域的成就作了对比，西蒙发现了一个始终如一的关系：日本越开放，成就就越大。
西蒙认为，外来的新思想未必直接激发创新，它们的存在只是一种刺激因素。有些人开始看到许多文化习惯的随意性，对新的可能性持开放心态。他说，一旦你认识到还有另一种做事或思考的方法存在，那么各种新的渠道就将会为你打开：认识文化的多样性有助于解放心智。
对于学习过中国历史的人，认识这一点是容易的。
公元 630 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唐贞观四年），日本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到现在已1387 年。那时，日本正处于奴隶制瓦解， 封建制确立和巩固的阶段，对唐朝的这个封建社会的盛世极为推崇。因此，它向唐朝派遣的使者、留学生和学问僧达13 次之多， 其他官员和留学生来唐最多一次达五六百人，他们学习中国的生产技术、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制度、文学艺术、建筑技巧和生活习俗等。
由于中日之间的交往密切，所以日本在许多方面都受中国影响很大，表现在：第一，政治经济制度方面，日本进行的“大化改新”就仿照唐时制度，改革了行政制度，实行班田收授法（同于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其次，在城市建筑方面，唐都长安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这一些建筑在日本京都中也同样有（甚至连市区还命名为长安和洛阳）。第三是文字方面，8 世纪以前，日本使用汉字作为书面表达的工具，后来，日本参照汉字草书和楷书的偏旁，创制了日本文字。第四，日本的饮食、服装和日常的生活也受唐朝的影响很大。
可以设想一下，一个那时封闭在岛国的日本人，一旦到了中国，看到了唐朝地大物博，看到了街市的繁华和生活的优越，必然会产生出很大的震撼，从而如搬家珍地将这一切搬回到日本去。所以，搬回去的不仅仅是物质的，主要还是精神的，这种精神就是两下里对比而得到的“经验的开放性”，正是在这种对比与碰撞中产生出一批从模仿到创新的思维和行动的天才。
历史在不断证明这一点，在希腊，享有部分公民权的外侨对这个城邦国家成就的贡献是巨大的，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从衰落中的拜占庭帝国招募了最优秀的人才。而像印度、孟加拉国这样的被动被英国侵略，带来的两种文化经验的碰撞， 也会产生创造性的思维与创造力，故而在十九世纪，就有了“孟加拉文艺复兴”。
我们不是说所有的边缘人都是创新的人才或天才，这要看这个人的内在素质及外来教育。如像居里夫人与弗洛伊德那样的人，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思考。但如果这是一个混球与无赖，那就会产生破坏性的效果，非偷即抢，或者是杀人越货。
《史记》说：儒以文乱法，武以侠犯禁。不错，当一个人颠倒地看到这座城市之后，他具有不一样的想法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还要看他本身的专长，武侠想用自己的武力来实现内心所谓的正义，所以是以侠犯禁，文人想用文才改变这个不合理的世界，所以会以文乱法。会绘画、书法、诗词、策算、演讲的人都想用自己的特长去实现自己的愿望。一方面求得这个城市的认可与接受，另一方面想要改变这个城市，按照自己的思想塑造这座城市、这个世界。
而被历史记忆的正是这后一部分不安分守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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