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第一次眼泪
我的又一次偶然就发生在爷爷、奶奶居住的这个村子里，准确地说发生在爷爷、奶奶屋后面那块甘蔗地里。
一天夜里，我发起了高烧。当时，偏远的农村缺医少药，甚至是无医无药，又何况在那个百业陷于瘫痪状态的年代，无法得到良好医治是正常现象，况且，谁会理会关心我这个反革命“狗崽子”的病情？
奶奶是典型的农村人，没文化，更不懂科学医疗，而且地处偏远的农村，别说医院，就是一个像样的医务室也没有。若要去公社的卫生所得走小半天的山路。
看着孙子高烧多日不退，奶奶心里十分着急。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她想到了求助村里的“神医”。她花了一直舍不得花，用粗布手绢包了又包的仅有的三块钱中的一块钱，请了村里鼎鼎有名的“神医”来给我诊治。
在中国七十年代初那个生活困难的时期，一块钱就不得了了，是个大数字，一个农村的壮劳动力，劳动一天可得十个工分值壹毛钱。壹毛钱可买一斤食盐或一块肥皂，米壹角钱一斤，猪肉陆角肆分钱一斤，如果用壹元钱去买菜的话，在当时可以做一顿非常丰盛的午餐了（但那时物资匮乏，有钱也买不着东西）。
“神医”姓刘，村里人都叫他“刘神医”。
“神医”真神，他到了奶奶家，根本不问我的病情，不给我测体温，也不做些望闻问切类的诊断。我现在想他可能根本就没见过体温计，更不懂得什么是测体温，也对望闻问切之类比较陌生。
说他“神”那可真“神”。
那天傍晚，他被奶奶请到了家里为我看病，他见到我同未见我一个样。据说他面无表情，但一脸的诡异，全身上下都被神秘地打着不少补丁、齐脚跟的长衫装罩着。
“刘神医”先让奶奶在水缸里舀了半小碗冰冷的水，然后他从身上穿着的灰布长衫子衣服里慢慢地，甚至手微微有些颤抖地拿出三支香，用火柴点着，接着围着奶奶抱着的已经奄奄一息的我，口中念念有词地顺时针转了三圈，又反时针转了三圈。
那时，村里没电，靠煤油或桐油点灯照明。油灯是陶瓷的，两头扁平宽大，底座稍厚且重，以便保持灯的稳定性，中间是稍细长的大约十五公分高的一个柱子把盛油的上盘托着，上盘像个吃饭的小碗，里面盛着煤油或桐油。灯芯是用南方特有的一种叫灯草的植物做的，灯草吸油，可为灯的持续照明输送燃料，以保证油不尽灯不灭。
“刘神医”的身影在昏暗的油灯映衬下，好似一个鬼影在奶奶家的土墙上不停地来回飘动着。围着我转了六圈之后，他突然将三支燃烧着的香头直接插到那碗冰水里，只听“刺溜”一声怪响，再搅和三圈，那些已燃尽的香灰几乎散落在了那碗冰水的每一角落。
紧接着，“刘神医”又从长衫装里掏出一刀（老家村里都把一摞纸叫一刀纸）打着铜钱孔的发黄的钱纸（老家人都将这种纸烧着祭拜离世的人），将纸点着，放在奶奶堂屋里正位上、一块木头刻制的神牌位前面的地上，那个直径大约六十厘米的铜盆子里。
“刘神医”十分虔诚地双膝跪下，双手合十，闭上眼睛，再度念念有词，然后向堂屋上位立着祖宗牌位的神龛拜了三拜。接着，他慢慢站了起来，从盆里拿出一张燃烧着的钱纸，在我肚脐上晃了三圈，再将纸灰抖入那碗冰水里，很庄重而神秘地用他沙哑的嗓音对奶奶说：“把这碗水……一口气给……他……给他灌下去吧！”
说完，“刘神医”伸出魔鬼一样枯瘦如柴的手，动作迅速地接过奶奶给他的一块钱，又成竹在胸且利落地说：“明天一定会好转的，你放得心，但要加固。明天中午阳气足，到时你拿一个草席子，把他围起来，用一把女人的长头发混合一把干辣椒，将头发点燃，把干辣椒放在头发上慢慢熏，熏到他不哭、不咳了就好了”。
说完，“神医刘”转身走了，头也没回一下。
他这一走不打紧，打紧的是我受大洋罪了。奶奶很虔诚地按照“刘神医”的吩咐，硬生生地先把那碗冰冷的水给我灌了下去，差点没把我呛死。要是那时我懂点事，但凡身体尚存一丁点儿力气我就会坚决抗议，肯定不会那么顺从地喝下去的。
可怜的我，浑身上下丝毫不存反抗之力。那碗香灰和纸钱灰搅拌混合在一起的冷水就这样毫不留情，也毫无疑问地侵入了我幼小的肌体里。可以想象，那有多难喝啊，我有多痛苦啊。我幼小无力，挣扎无用，任凭善良而愚昧的奶奶把那碗善良与愚昧混合一起的非人喝的冷水灌进我的小肚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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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怜的是第二天。
第二天中午，按“刘神医”的吩咐，奶奶把我抱到后院一块空地上，找来一把女人头发，抓了一把放在坛罐里的干辣椒，将睡觉用的席子拿来，用洋火把头发和辣椒点着。呛人的味道一下子便蛮横地钻进了奶奶和我的鼻孔里。
奶奶忍不住大声咳嗽，据说我也被刺激得开始咳嗽。然后，奶奶用草席在地上围成一圈，把我小小的身躯放置与燃烧着的头发和辣椒保持一定距离再圈在一起，燃烧的头发与辣椒在火的作用下冒出刺鼻的浓烟，在席子中间那狭小的空间里浓度不断增加，只一小会儿就把我小小的身影完全掩盖住了。
刚开始我还能咳嗽几声，不一会我完全没了声音。
依据“刘神医”的说法，奶奶认为我不吭声了肯定就好了。
于是，奶奶满怀期待地打开了席子。
这一打开，奶奶看到我当时那可怕的样子着实吓坏了。我满脸发紫，嘴唇发乌，鼻孔出血。她一摸我那小小的鼻孔，我早已没了气息。
可以想象，就是一个身强体壮的成年人，用头发加辣椒点着了，以混合产生的烟熏你，你受得了吗？肯定受不了的，更何况我只是一个生病发烧的三岁小毛孩儿。
奶奶不由得痛苦地抽泣起来。
我现在想，当时她老人家的哭泣一方面可能是失去孙子的伤心，另一方面，一定觉得我被她熏死了无法向我爹妈交代。
这时，邻居罗三叔过来安慰奶奶：“人死了，哭没有用，赶紧叫人通知一下他爸、他妈吧！”
奶奶回过神来，请罗三叔把我大表哥找来，叫他速速去县城通知我母亲，又请罗三叔家的罗大娃去“五七”干校通知我父亲。
那时，村里的路只能走人，宽一点的地方最多也就走走牛车马车，而且村里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连一台像样的拖拉机都没有，更别说汽车了。走山路去县城得一整天，去“五七”干校要近得多，半天可以打个来回。
人是放出去通知我的父母了，奶奶的难过却没有停息，一直在哭泣。
爷爷说：“不行了就不要老抱着，已经死了就死了吧，先扔到屋后边甘蔗地里，等他爸爸、妈妈来看一眼就埋了吧。”
爷爷说得轻松，奶奶却哭得更加厉害了，甚至到了号啕大哭的地步。周围邻居听到哭声，大叔、大婶们带着同情心纷纷过来，一起安慰着悲伤的奶奶。
哭了一阵后，安慰的人们散去了。奶奶按爷爷的说法，把我扔到了屋后的甘蔗地里。
下午，天突然下起了雨。
天快黑的时候，我爸爸头戴一个破烂不堪的草帽，带着满身泥巴和雨水冲进了奶奶家。
一进门就急迫地问：“四娃儿呢？”（在家我排行第四，按老家的叫法，排行第一叫大娃儿，排行第二叫二娃儿，反正排第几就叫几娃儿）奶奶又大哭起来。爷爷轻描淡写地说：“扔屋后甘蔗地里了。”
爸爸三步并作一步，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狂奔到奶奶屋后的甘蔗地里。
这时，雨水已快把被扔到甘蔗地两垄之间的排水沟里的我淹没了。如果爸爸稍来晚一小会儿，没被浓烟呛死的我肯定该被雨水淹死了，但我却奇迹般地被雨淋醒过来。
我的命运仅是如此这般的悲催，甚或是悲惨。
我的生命仅是如此这般的顽强，甚或是坚韧。
爸爸冲进甘蔗地看着像个小虫子样、身体在微微蠕动、睁着渴望生存的大眼睛的我，毫不犹豫地一把把我从甘蔗地沟中捞起来，用他本来很细腻的握笔的手，现在却在“五七”干校劳动磨出了老茧和满是血泡的手，轻轻抚摸着可怜得快死去、仅有半口气的我。
据说，看到父亲时，我露出了虚弱的微笑。
边抚摸着我瘦削无助且可怜巴巴的小脸，父亲边快步走进奶奶住的屋里，边叫奶奶赶紧给我准备换洗的衣服。
父亲轻轻地、一件一件地、动作麻利地把我早已湿透的衣服脱下来，又叫奶奶端来一盆温水，他将毛巾浸湿后再拧干，从头到脚轻轻地、一寸一寸地、小心翼翼地擦去我脸上和身上的泥水，再轻轻地、精心地、一件一件地把干爽的衣服给我穿上。
待一切穿戴妥当，父亲又急切地问奶奶要来半碗温水加上一点盐，一点点地、慢慢地往我的小嘴里喂（四川话）。
也许是温盐水的作用，更加可能的是见到了自己最亲近的父亲，我渐渐有了活力，竟然笑了起来，还笑出了声。这笑声兴许当时在父亲心里是最优美、最动听的天籁之音。
我获得了新生。
父亲终于没有忍住，眼角流出了热泪。
这是留在我心中最深刻的一幕：父亲第一次流泪。
我记事后，听母亲讲，父亲从不流泪。即使在朝鲜战场面对死亡和“文革”期间凶险、残酷的批斗，身体和精神上受到的无情打击他也从不掉一滴眼泪。
这眼泪流出的是父亲的愧疚、悲凉和无可奈何，流出的是对那个悲惨时代的控诉，流出的更是如山的父爱和伟大的亲情。
苦涩而幸福的生日
我的小命儿被父亲从甘蔗地里救回来后，父亲没有责怪奶奶，反而安慰了奶奶几句话，又叮嘱了奶奶如何将就（四川土话，照顾的意思）好我，就连夜匆匆忙忙返回几十公里外的“五七”干校去了。我想，他走时一定是带着满腔的愤然与悲伤走的。
母亲第二天凌晨也赶到了奶奶家。见到我时，母亲顾不上从县城一整夜奔波的疲惫，顾不上自己一身泥一身汗，除了不停地流泪，除了安慰奶奶，没有多说话。她抱起我，头也未回地向县城走去。
据陪同母亲一起来村里，又陪同母亲回县城的、也是母亲唯一患难之交的林阿姨说，母亲从奶奶家一出门就喃喃自语地对我说：“儿子，就是饿死，我们也再不分开！”
就这样，我被母亲一路紧紧地抱着回到了异常闹腾、让人不得安宁，甚至充满暴力和血腥的可怕的县城。我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着，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恐怖、饥饿和病痛中度过的。
与那个年代多数家庭一样，家里缺吃少穿不是什么稀奇事，但母亲给我们弄的吃的却很稀奇，今天的人难以想象。
记忆中有两件围绕吃的事，令我终生难忘记。
记得那是我过六岁的生日。
那天，过得真幸福，一种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幸福。那种幸福是今天的孩子们无法想象，甚至无法理喻和体会的。
今天的孩子们过生日父母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搞得丰富多彩，一定会像模像样地搞一个庆生活动，不是要开个生日party，就是带孩子去听一场音乐会或去游乐场游玩，至少也得吃生日蛋糕。可当时我们连吃饭都成了大问题，想吃蛋糕无疑是白日做梦，开个生日party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听都没听说过，做梦也没敢梦过。
母亲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硬是要想办法让我过一个有一点点意思的生日。主要是她认为我三岁时的那场生死遭遇是她心里沉重的痛，要在我六岁时弥补她对我的歉意，减轻这种痛。她觉得六岁是三岁的翻倍，是大难不死还以吉兆、由此翻身转运的好日子，她要尽力让我过好这个生日。
其实，提前三个多月她就开始做准备了。
首先，她想到的是要让我穿得漂漂亮亮的。为此，她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母亲一针一线地为我纳鞋（四川民间自古以来的习惯，每家每户在春节时都要为每一个孩子做一双新布鞋，把做鞋叫纳鞋），虽不是春节，但她要像过春节一样给我纳一双新布鞋。纳鞋要先纳好鞋底（今天叫做千层底），她找来一些破布块，一块、一块地按尺寸裁剪好，又一层一层地黏合在一起，待重重叠叠粘的厚度大约一公分后，再一针一线地认真地纳起来，鞋底纳好再将裁剪好的鞋帮缝上。这样，一双全手工制作的布鞋就大功告成。
纳一双布鞋非常不容易，为了让顽皮的孩子能穿得久一些，仅鞋底一般要纳上三四百针以上才能牢固，全部纳好得纳五、六百针。
母亲的手不止一次被针刺破，常常血流不止，每次被针刺破手指时她最多只是皱皱眉头，然后平静地看一看冒血的伤口，用嘴把血吸一吸，忍着疼痛，然后继续风平浪静地、专心专意地纳鞋，她把对儿子的爱一针一线地缝在了鞋里。
第二件事，母亲把姐姐穿过的上面还留有好几处补丁的衣服和裤子做了大幅度的修改，在改小改短的同时，用蓝布条裁制成一朵朵小花，再一朵朵地缝到衣裤的补丁处，既美观又遮掩了破口，今天想起来无疑也是一种创意。
第三件事，母亲把自己存放了多年，听说是她离家到重庆上学时，外婆送给她的礼物，她一直舍不得用（在“文革”期间也不敢用）的一个银制头花，不知到哪里换来了十个鸡蛋，把其中九个腌成咸蛋，以便保存，留给姐姐、妹妹过生日时吃，一个与玉米面混在一起，煮给我过生日吃。
这顿生日饭，是我儿时记忆最深刻的一顿饭。
我生日那天中午，母亲满头是汗地从门外进来，背上背的竹背篓里，全是南方养蚕用的桑叶。我们姊妹几个很是兴奋，以为母亲要养蚕。
在那个物资匮乏、生活贫苦的年代，可供小孩子玩耍的玩具少之又少。我们平时最多就是跳跳房子、跳跳绳、抽一抽地钻子（现在叫陀螺）、扇扇纸牌（把大人用过的软烟盒纸，对折成大约二厘米宽、十厘米长的长条，以烟的价格为基础衡量烟盒的大小，谁的价格高、数量多谁大，谁就先摔牌、扇纸牌，谁将纸牌扇翻转多的算赢。记得那时最大的要算大前门和大重九两种烟盒了）外别无玩乐，这些已经是我小时候最常见，也最喜爱的玩法了。所以，我们以为母亲背回的桑叶是家里要养蚕了而异常开心。
其实，我们都想错了，母亲背回家的桑叶不是用来养蚕的，而是用来养人的，准确地说是养我们几个孩子的。
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
家里已经到了无米下锅的地步，母亲不能也无法告诉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父亲，为了养活三个孩子她默默地承受这一切苦难。她想尽一切可能想到的办法让我们三个孩子不饿肚子。
于是，母亲想到了这种法子。她把家里仅有的十几斤玉米磨成细粉，存放在陶制坛罐里备用。每一顿饭母亲先在锅里烧些水，待水烧开后，抓三把玉米面（为了节约，我几乎没看见过她抓过四把），放在锅中沸腾的水里，然后用锅铲不停地搅拌，使其均匀。偶尔，母亲也放入一把红苕切成的颗粒，那样会吃得饱一些。
为把我的六岁生日过得像过春节一样。那天，母亲早早起了床，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待我起床后，就给我穿上她辛苦几个月做成的新衣新鞋，并祝福我生日快乐，我才意识到今天我六岁了。一种久违的幸福与喜悦感一下子涌上了我的心头。
这次生日过得比较特别，也很有些纪念意义，主要是因为那顿渴望了一年的生日饭与往常不大一样。母亲将背回来的桑叶切成小碎条，等待锅中水烧开后把切碎的桑叶先放在开水中煮了一会儿，然后，将原来只抓三把的玉米面，今天却破例抓了四把放入锅中，与桑叶一起搅和，并把她用银头花换来的鸡蛋放一个进锅里，待锅中所有东西都煮熟后加入少许盐，给我们三个孩子每人舀一碗吃，那个鸡蛋神秘地被舀入了我的碗中。
这是一碗特别的生日饭，是我平生第一次感觉最好吃的生日饭。小孩子总是不谙世事，看着那一碗满是发绿的桑叶和少得可怜、照得见人影的玉米面汤饭，以及桑叶遮蔽下的那个煮熟的鸡蛋，从没有经历过它的那种美好滋味，我满脑子除了好奇与喜悦还是好奇与喜悦。
那时，因家境实在太困难的缘故，我们打小都自觉不自觉地养成了把不好吃的东西先吃掉，把好吃的放到最后吃的习惯，这样不是想留给别人吃，而是自己舍不得吃。
但是，除了鸡蛋，其他的东西我实在无法下咽，第一口就被桑叶的苦涩与粗粝噎住了。桑叶不仅苦涩，还有点割嗓子，第一口强行吞下去后，我疼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先前盼望过生日的快乐，因桑叶的苦涩与割嗓子难咽的痛苦而被一扫而空了。
母亲见状，安慰我们说：“娃儿们，自从爸爸被‘打倒’，关进‘牛棚’开始，县里就不再给家里供应米、面、油了，家里原有的一些米也吃完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全靠吃玉米面、红苕和桑叶这类东西过日子了。”
说到这里，妈妈打量了我们姊妹几人一圈，然后接着说：“不过你们不要担心，这些东西营养价值一点也不比大米差，只是口感不大好而已，爸爸在‘牛棚’里可能连这样的东西也吃不上的。我们不能让爸爸替我们担心，把这些东西吃下去，越吃会越好吃的，而且个子会长得越来越高的，筋骨越长会越硬实的，吃这种东西长大了也会更有出息的！等爸爸回来看到你们都很强壮、勇敢，也能吃苦时，他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这是母亲第一次在清汤玉米面中加入桑叶碎块煮食，她没有经验，桑叶块切得大了些，煮的时间又短了点，因此比较硬。但是，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因为，很早家里已经吃不上大米了，红苕也不多，从此以后，玉米面加桑叶碎块便成了我们一日早晚必须强咽的两餐，我们对这种天下独一无二的生态美食及其独特吃法逐步从陌生、好奇、难忍到无奈，最后到了完全习惯的地步。
母亲越煮也越有经验，把桑叶切得像碎纸机碎过的纸屑一样的小块，我们吞咽起来就顺口多了。
尽管玉米面汤加桑叶碎块总是十分难吃，但起码从此以后，我们的温饱问题得到低层次的保障。
父亲仍被关在“牛棚”里，我们一家四张嘴没有油水，每天对食物的消耗量奇大，仅靠母亲积攒下来的那点粮食远远不够，我们的生活基本依靠亲戚和邻居的偷偷接济。在母亲的精打细算和细心安排下，我们一家在精神与物质的煎熬中艰难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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