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不是衡量成熟的标尺
父亲被关进“牛棚”不久，我家被抄，一家人被赶出了县城，遣送到了农村，更加艰难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被赶出县城后，家里四口人没有安生的去处，不得已，只好搬到那个四面群山环抱的老家小山村——蕉村，与爷爷、奶奶居住在一起。
从此，母亲的负担更加沉重。
原先，爷爷、奶奶由大姑照顾，我们搬来后，照顾爷爷、奶奶的责任就落到了母亲的肩上。刚开始爷爷哮喘病重，奶奶身体尚好，在我八岁那年爷爷病逝，奶奶病重。
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艰难的岁月使我从六岁那年开始，准确地说是从过六岁生日那天开始，更加准确地说是从六岁那天过生日、吃玉米面汤加桑叶鸡蛋那一刻开始，我真正品尝到了岁月艰难的味道，我开始懂事了！
当时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也许穷人家的孩子就应当早当家，多做事。为能替母亲分些忧，我自觉地开始帮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有时力所不能及的事也在母亲的鼓励下大着胆子去做。
母亲给我讲得最多的是要大胆做事，不怕做错事，如果不去做事永远也不会做事，更做不好事。
记得我替母亲做的第一件事是为母亲梳头，这是一项很有难度的事情，但对我来讲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母亲在当地也算出身名门。旧社会时外婆家比较殷实，权势与财富俱备，外公是县里的大户，经营着远近闻名的“锦号盐铺”，还开了两家染房和一个杀猪宰牛的屠宰场。
母亲有三个舅舅，大舅在民国时期四川军阀、四川省主席，又叫“四川王”的刘湘手下任川军主力师师长，曾随刘湘率部出川，参加了抗战，解放战争时起义投奔了共产党。
二舅在当时国民党在重庆创办的一所大学任教授，据说很有学问，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加入共产党，追随周恩来在重庆做党的地下工作。后来，他去了革命圣地延安，后又随刘、邓大军入川。重庆解放后在重庆大学任过一段党委书记、副校长，没多久，他为专注于学问，便辞去了一切领导职务，专心做他的教授。
三舅饱读诗书，精通四书五经，与世无争，一边认真做他的私塾老师，一边研究他的书法，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逢年过节总要上门求他一副对联，他以此求得自在生存。无论是教书还是写对联，对穷人他从不收钱，对有钱人也少收钱，加上为人和气、温文尔雅，连穿的长衫子（旧时的衣服）上都散发着经史子集的气味。他在当地的口碑很好，大家说他是有学问的和气先生。
母亲打小受外婆的影响和家庭的熏陶，爱卫生，很讲究，喜欢梳一条长长的辫子。她的嘴角左边有一个小酒窝，笑起来很甜美，是县里有名的美人，而且心地善良、乐善好施。
在儿子看来，母亲性格开朗、爱笑、爱干净，再破再旧的东西到了她手里总是能够化腐朽为神奇，衣服、被褥质量再粗糙，她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穿戴、叠放总是整整齐齐，特别是她面对困难的坚强和与人为善的品格，让我从小就觉得母亲是天下最完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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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的母亲的二舅对她照顾最多影响也最大。据说，母亲从小就深得外婆的宠爱，几个舅舅也很喜欢她，重庆的二舅对她尤其偏爱，母亲中学时，二舅把她从小县城接到重庆读书。
据母亲讲，她二舅母（按老家规矩，我叫舅婆）出身川东名门，大家闺秀，重庆女子中学的音乐老师，她穿戴打扮总是干净整洁，举手投足间透露出高雅的气质，生活品位比较高。她和母亲的二舅育有一子（我叫表叔），但她尤喜女孩，也很重亲情，母亲的到来让她欣喜不已。她对母亲很是看重，把培养母亲当分内之事而费尽心力。她总是利用各种机会和时间，教授母亲琴棋书画，特别是学习音乐等基本知识，包括识简谱、唱歌、弹琴，以及舞蹈表演等。
母亲天资聪慧，也很争气上进，对这些当时只有有钱人家孩子才能学习的知识常常一学就会，往往一点就通，深得我二舅婆喜爱。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二舅婆越来越喜爱母亲，视同己出，把她当自己的亲闺女一般精心培养，母亲的才艺因此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大有长进，这也为日后母亲上大学、参军入伍进入部队文工团打下了基础。
在我二舅婆的培养下，母亲从小养成爱干净的习惯。再穷再苦，穿得再差，哪怕补丁无数也要干干净净，也要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
到现在，母亲每天总是起得很早睡得很晚，每天再忙再累早晚都要梳两次头，这也成了母亲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上，母亲要把头发反复梳理、拉直后，分成三纽，交叉编织在一起，然后挽成一个圆圆的发髻盘头，稍微向脑后靠一些，再别上外婆传给母亲那个碧玉簪子固定好，看起来很美，这是母亲从小养成的习惯。
从城里搬到农村后，母亲除了自己的装束形式没有太大改变外，生活习惯已完全融入了农村，为了生活，也像农村妇女一样养猪养鸡养鸭……
都说穷人的孩子“醒事”早。
我和五妹是龙凤始，当时我俩七岁。对于今天来讲一个七岁的孩子还在上小学一年级，还在父母的温馨怀抱中撒着娇。但对于那时一个生长在苦难家庭的孩子来讲，我们已经是懂事的年龄。
因缺乏营养，我的个子不高，甚至与同龄人相比我还偏矮，但我却干起了许多城里小孩这个年龄不会干，也不应该干的家务活。
我们三姊妹都学会了垫着板凳做饭，帮母亲卖力地喂养那十只鸭子、六只鸡，还有两头猪。为了生活，我们在一座名叫观音岩的山下、奶奶的自留地里种上了圆白菜。一开始，几乎每天母亲都强行要求我至少要给种下的圆白菜浇一次水、三天要施一次肥。
那时在村里没听说有今天的化肥，施的都是农家肥，虽是最环保的种植，可这是我最讨厌干的活儿。
可是，爷爷年迈，年轻时落下的哮喘病根，年老后不断加重，不能干一点活，多走几步路都很困难。父亲远在“五七”干校，我是家里唯一的“壮劳力”，我不干没人干得了，这副担子自然就压在了我的瘦小的肩上。
从我爷爷、奶奶家到这片菜地有一里多路，看似不远，可要爬坡上坎，还要一担担地把装了几十斤重的大粪担子挑到菜地里，然后又一小罐、一小罐地浇到菜苗根上。
这粪担子挑着既很重，闻着又很臭，平常挑起来就很艰难，要是遇上雨天，麻烦就大了，路很滑，每走一步都是更加艰难的移动。
可是，为了减轻母亲的生活压力，虽心里很不情愿，也难挑动，但我咬着牙，就是每次挑半担也要把这副担子挑起来。
而且，时间一长，担粪上山浇菜浇成了惯性，到点就自觉不自觉地挑着农家肥去浇菜。这也许就是生活在艰苦环境中，经历苦难的孩子的懂事与成熟。
记得一次下雨，母亲对我说：“四娃儿，今天下雨，就不去施肥了。”
我说：“妈，我得去，雨不大，下雨还可以帮助肥料渗透到菜根，菜的长势会更好。”
说完，我挑起粪担就出了门。
我挑的与其说是粪担，不如说是挑的粪罐子，那时人小、个子小、力气更小，母亲请邻居罗三爷帮我专门定制了我能担得起的、用今天的话叫“迷你型”的小粪桶。
那天的雨把地面淋湿了，虽没淋透，却把路面弄得很滑。
我挑着小粪担子上山坡时没走几步，一不留神滑倒在地，大粪浇了我一身，浑身上下臭气熏天。
我一身粪一身泥，满脸花里胡哨，坐在泥地上号啕大哭。
雨中的山村一个孩子摔倒哭啼本是件再寻常不过的事，可这是一个只有七岁的孩子，是挑粪担子摔倒的孩子，而且是一身臭气的孩子，自己怎么能够承受得了这一跤？特别是一个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反动当权派”“国民党特务”的有些早熟的孩子，没有父亲在身边帮忙，自己想想就觉得委屈得慌，号啕大哭中充满着无尽的凄凉。
我还想，自己唯一的一身衣服被大粪和雨水弄得又脏又臭，回家去母亲见了一定会很生气，免不了一顿骂，甚至会挨打。越想越委屈，哭得也更伤心。好不容易等到夜色降临，我才带着一身臭气慢慢吞吞走回家去。
母亲一见，急忙问：“四娃儿，这是怎么了？”
我说：“妈，我没走稳摔跤了，地没浇成，把身上的衣服却弄脏了。”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对弄得满身上下脏兮兮的我，母亲非但没有骂我，反而先是一把抱着我，流下了眼泪。紧接着，母亲默默而麻利地把我弄脏的衣服脱了下来，从温罐（那时没有热水器，更没有淋浴器，四川农村每家厨房的灶台里都安装了一个陶瓷罐，里面总是盛满水，灶里生火做饭的同时，也能把罐里的水烧热）里舀了一盆水，边流泪边轻轻地给我擦拭脸上、身上的粪渣和泥巴。擦干净后，又赶紧拿出一件她穿的又长又大的衣服给我穿上。
立时，一股母爱的温暖布满了我的全身、涌上了我的心头。我“哇”的一声又大哭起来：“妈妈，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不小心了，你不要伤心，我会听话的……”
从那以后，母亲再也没有让我挑过那副粪担子。
虽然，这些活路（四川话，干的活的意思）加重了我们姊妹的劳动量，但不能不说我们的童年因此有了充实的味道。我之所以今天都能够坦然面对一切困境，我坚定地认为这就是年少时那些苦难滋养历练的成效在今天生活中的体现。
除了干挑粪担子这样的重活外，每天，我们七点前必须起床，背上背篓，早早地上山讨猪草（“讨”，割的意思，“讨猪草”是四川的地方叫法）。
讨猪草并非简单劳动，我们需要爬上一座海拔七、八百米高的山，那山叫做观音岩，山顶上和山的另一侧是生产队的茶园，那里猪草很丰盛，村里讨猪草的小孩都要上这座山去才讨得满背篓，否则满足不了猪一天的食量。
这是一座从小就印在我脑子里很深、很深的神山，至今仍然对它充满敬畏。回忆起来主要它是一座锻炼培养我们意志品格、成熟我们性格、帮助我们成长的山，尽管那些年我的年龄段还属童年，但这山的灵性与精神让我们从中品到了生活的艰难与背负沉重的成熟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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