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年头，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获得新生的年头。因为，邓小平复出后，中央有政策，要为“文革”期间受到错误地排挤打击和批判迫害的老干部平反。
这年，关押父亲的陈村“五七”干校彻底解散，爸爸最后一批也终于被解放了出来，他回到了家里与离散了五六年的我们团聚了。
第二年春节前，县里临时给我们在县城安排了两间半旧房子，我们一家五口又回到了县城居住。
回城后，他们扣在父亲头上的关于“反革命”“走资派”“反动权威”和“国民党潜伏特务”四大罪名的前三个很快得到了平反解决，可“国民党潜伏特务”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却没有能平反。
原以为父亲从“五七”干校解放出来一切问题都会得到公正的解决，但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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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醉心于“文革”伟大成果的人，特别是那些站在林彪、“四人帮”一边，坏事做尽的“三种人”（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靠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在台上，还没有完全被清除出党的领导肌体，他们决不甘心失败而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并没有因为邓小平的复出和对“文革”的全面否定而放弃他们的错误思想意识，紧紧抱着“两个凡是”不放，也决不肯轻易就范，明里暗里与新掌权的正义的力量较量。
在父亲的问题上，这些人明的不敢干，暗地里却千方百计设置障碍。他们强词夺理，虽然中央全盘否定了“文革”。但是，他们顽固地认为父亲解放前在上海上大学期间加入了国民党“三青团”，是国民党安插在学校监视进步学生的“潜伏特务”，这个罪名要撤销，必须要有当时了解真实情况的人亲自出具“证明”材料才行。
父亲讲，他在上海上大学期间不仅不是“国民党潜伏特务”，而且是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
他们又讲，你说你那时是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谁能证明？
是呀，谁能证明呢？
那时，地下党之间大多是单线联系。父亲突然想起了当时发展他入党和成为党的地下交通员的“上线”刘志清同志，也只有他能证明自己的历史清白。
可是，几十年过去了，刘志清同志还活着吗？他在哪里？怎么才能找到他？他会答应亲自出面为我的清白作证明吗？
为了找到为父亲平反，摘掉无端扣在父亲头上的“国民党潜伏特务”罪名的帽子，我们一家回到县城后，母亲一直在不停地奔波。从县里到地委、行署再到省委，不停地替父亲找组织申诉，为父亲鸣冤叫屈，请求组织上尽快还父亲一个清白，给父亲平反，恢复名誉和地位，可处处碰壁。
县里刘叔叔等一批被打倒的领导干部纷纷都平了反，恢复了工作和相关的政治、生活待遇，也都搬回了原在县城居住的房子里，组织上还按政策为他们补发了这些年的工资等，他们已一切归于原位。
为此，父亲一再给母亲说要相信党、相信组织，他的问题迟早会得到公正的解决，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不用着急。
母亲不完全赞成父亲的说法。
母亲怎能不着急呢？回城后，房子这么小，而且一家大小六口人要吃饭，三个孩子要上学，老人要治病，父亲在“文革”期间被关押批斗和殴打折磨了一身病和身上的战伤还不时疼痛难忍也需治疗，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因父亲不能完全彻底平反而得不到应有的解决。
母亲认为不全面彻底地给父亲平反是对父亲最大的不公平，是对父亲近十年来受到的政治迫害和声誉损害的不公平，是少数人对中央政策的消极抵制。特别是那些暗地里未被完全清除出党内的反对中央政策的人，他们是“文革”期间打着保卫毛主席、捍卫社会主义的冠冕堂皇的旗帜，干着的却是真正“反革命”、反对毛主席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危害社会主义勾当的历史罪人；他们是完全站在了中央正确立场和真理、正义的对立面的那一小撮人；他们表面上变着法子阻挠父亲彻底平反，这只是幌子，本质是对中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抵抗。
母亲与父亲商量，决不能让这些人继续以各种方式搪塞和理由为掩护，执行“文革”错误路线的阴谋继续下去，更不能让他们的如意算盘得逞。
为此，不能消极坐等和一味依靠。既要向组织上提出为父亲平反的要求，还要将这些人的阴谋和反对中央的嘴脸、反对为“文革”期间受迫害的老干部平反、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的行径一并向上级组织反应。
在母亲一再坚决而强烈的督促和要求下，爸爸才动手写了为自己平反的申诉材料，列举了“文革”近十年中，自己被打成“反革命”“走资派”“反动权威”和“国民党潜伏特务”，遭受了无情批斗、无线上纲上线和残酷打击、非人折磨，被罢官割爵，深受政治迫害的过程和事实，请求组织上全面彻底为自己平反。特别是扣在父亲头上的那顶“国民党潜伏特务”罪名的帽子，一定要摘掉，一定要他们给个说法。
母亲为父亲能尽快平反的事可以说是跑断了腿、磨破了嘴，除了去县“革委”、地委和行署、省委，还到北京、重庆、上海等地，凡是当年与父亲工作过的地方、共事的同事和领导，主要是那些同父亲一起上大学，一起当兵、一起赴朝参战，回国后一起在部队和到地方工作的同学、战友和同事，她能找的都找，找了数不清的人。那些人从不同侧面为父亲的政治背景和当时的政治和工作表现等，出具了证明材料，为父亲能顺利平反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可少数人却坚持以各种理由阻挠。他们顽固地强词夺理，死咬着说父亲在上海上大学期间，就是加入了国民党“三青团”，是“国民党潜伏特务”，而不是加入共产党，更不是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们要求父亲找出当时发展他入党的“上线”（入党介绍人或者做地下工作的上级联系人）亲自出具书面材料才能证明。反正一句话，尽管中央有政策，已经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他们就是要千方百计阻挠父亲的平反。
又过去了两年多，戴在父亲头上的那顶“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帽子始终没有摘掉。
父亲的平反之路充满了难以言表的艰难曲折。
转机在偶然之中
一天夜里，在谈到为父亲平反找证明人写证明材料一事时，母亲提醒父亲好好回忆一下，在上海上大学加入共产党时的介绍人到底是谁，除了刘志清同志还有谁知道此事，务必找到他们，请他们出面证明。
那时，党的地下组织之间大多是单线联系，发展党员更不会公开。父亲说，当时发展他入党的“上线”领导只有刘志清同志，也只有他能证明。
可是，几十年过去了，刘志清同志在哪里？他还活着吗？怎么才能找到他？要是刘志清同志还活着，也应该有七十多岁了吧。
功夫不负有心人，事情总在曲折中出现转机。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一九八二年春节初二后，照例大家都要走亲戚。我们家的亲戚间的走动也在情理之中。在省公安厅工作的二舅回来过年，初三到我家拜年，看望父亲、母亲和我们，父亲与他谈到了寻找刘志清老领导为其平反作证明一事。
二舅说他回成都后可以利用他在省公安厅工作的便宜条件想办法找一找，只要刘志清同志还活着，就一定能找到。他安慰父、母亲不用着急，所有问题都会得到解决的。
二舅坚定地说：“邓小平同志复出后，中央加大了为老干部平反的力度，出台了很多政策。中央由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同志全权负责抓此事，相信不会很久，一切问题，特别是‘文革’制造的各种冤、假、错案都会彻底平反的！”
他还建议父亲可将相关平反申诉材料，特别是对在上海上大学期间入党，并为党工作的相关材料一并直接寄一份给中央组织部，也给他一份，由他带到成都交省委组织部他熟悉的领导。
又是两个月过去了。
一天晚上九点多钟，县委办公室来人请父亲去县委传达室，说是省公安厅有人过一会要打长途电话来。
我父亲气呼呼地说：“不去，不去，能有什么事情？电话打到传达室干什么？我回城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家里电话也不装？”
母亲安慰父亲：“不要生气，没关系的，你现在还未完全平反，就不能给你恢复过去的政治和生活待遇，自然电话不会给家里装。你还是去一趟吧，主要看有什么事，可能是他二舅打来的，也许会有好消息呢。”父亲想了想，放下生气的心态，跟随县委办公室来人一起去了县委传达室。
果然是二舅打来的。
二舅在电话里说，他在一次入户调查时，偶然发现成都军区干休所一名离休老干部，与父亲讲述在上海上大学发展他入党的人的经历很相似，但这名老干部不叫刘志清，而叫刘尚群，他希望父亲亲自去一趟成都，见一见这个老领导，也许会对父亲平反的事有帮助。
经与母亲商量后，父亲在母亲的陪同下去了成都。
那时从县里到成都虽然只有近四百多公里路程，可不像现在有高铁和飞机，只有汽车和一条坎坷不平的公路。
经过一天半的辗转，几次换车，父母二人终于到了成都。
第二天，在二舅的引带下，父母亲来到成都军区干休所，如愿而十分顺利地找到了刘尚群同志。
进了刘尚群同志家的门，两人一见面都愣住了，相互凝视了半天，激动得嘴角蠕动着就是说不出一句话来。
父亲上前几步，紧紧地握着了刘尚群同志的手，眼睛里闪着久违而激动的泪花，颤动着声音说道：“老领导，好多年不见了，您还好吗？”
刘尚群也紧紧地握着父亲的手说：“我很好，我很好，只是老了，手有些发颤。”
然后，他喘了口气，接着说：“小石呀，我们有近三十年不见了，你的头发也白了，你见老呀。当年那个风华正荗、机灵的小伙子，现在怎么也成老头了？”
父亲说：“老领导，岁月不饶人呀。加上这些年的磋磨，怎么能不老呢？老领导，你身体还不错，感觉挺硬朗的。”
他们边说着，刘老边拉着父亲的手坐了下来。两个老战友相互嘘寒问暖，道不尽几十年的沧桑岁月。
父亲始终不好讲出此次来看望刘志清老领导的目的，几次欲言又止。母亲只好替讲了父亲从部队下到地方工作任县委书记，特别是“文革”期间深受迫害的经过，以及此次来也想请刘老出面为父亲的平反作证明一事。
刘志清同志一听，立即火冒三丈。他怒骂道：“这些狗东西，真是坏透了，‘文革’期间仰仗‘四人帮’无恶不作，残害忠良，而今还在继续作威作福，天理难容。”
父亲安慰刘老说：“老领导莫生气，小平同志复出后，正在大力全面拨乱反正，正在纠错扶正。我相信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文革’中那一小撮‘三种人’的狐狸尾巴长不了。”
父亲话音刚落，刘老马上说：“小石，你放心，我为你证明。你是我在上海发展的地下党员，也是我的‘地下’交通员，这个事我最清楚，也完全能够证明。”
刘老咳嗽了两声又说：“上海解放时，我已将我掌握的地下党员及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名单，你也在其中，一并秘密交给了上海市军管会主要领导。这可是有案可查的，别人想改变也改变不了的铁的历史实事，加上我个人的证明材料，理由是翔实而充分的，更是实事求是的……”
父亲的平反之路上终于出现了久违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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