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生活往往自带能量
苏有郎：2021年第9期《人民文学》发表了你的短篇小说《麦海》，引起不少关注，我是一口气读完，很感动。这篇作品与你几年前发表的小说在创作理念和写作手法上有明显的区别。请问，你自己对这篇小说是怎么看的？可否谈一下创作初衷？
徐广慧：我来自冀南农村，一直以来写作都是以农村题材为主。近些年来，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农村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农民出身的写作者，如果不关心这方面的题材，就是忘了初心，我有义务有责任把这些写下来，记录这个时代的变迁。
苏有郎：除了《麦海》，你还陆续在《青年文学》《山东文学》等杂志刊发了一些小说，你近期的小说有个共同的特点，无论是内容还是写作技巧方面，都给人以强烈的纪实性。是有意为之还是偶然巧合？
徐广慧：除了去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短篇《麦海》，我还创作了中篇《青禾》《杠王》《花海》，短篇《理想成》《小村剪影》《小村小事》。中篇方面，《青禾》以邢台西部山区低保家庭小女孩为武汉捐赠口罩的真实事件为原型；《花海》则是反映新时代背景下冀南地区婚丧嫁娶习俗的变化；《杠王》把冀南平原殡葬仪式上的喊号子融进了素材里。短篇《理想成》以宁晋县某村庄为故事发生地，《小村剪影》《小村小事》则是对邢台东部平原美丽新农村的速写。这些作品确实都带有一定的纪实性，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虚构。
苏有郎：许多大家写作时不太在意所谓的“文体意识”，比如报告文学都借鉴小说的写作手法。当然，它们并不是小说。小说就是小说，但有些小说容易使人产生误会，把它当成纪实作品来读。什么样的作品是小说，什么样的作品是纪实文学，界限需要搞清楚。一些读者感到《麦海》在写作手法上纪实味很浓，甚至有人把它当作报告文学来读了。
近几年，澳大利亚流行一种文体，特意用非虚构的口气和写作手法写小说。而麦家的几部长篇小说，比如《解密》，直接作者介入，故意给人纪实的感觉。梁鸿的《出梁庄记》，报告文学界说不是报告文学，说她虚构的东西太多。小说界也不认为是小说，说她既然表明是“非虚构”，那就不是小说。李朝全先生一次讲课时就此有过专门论述，他说，无论是非虚构也好，虚构也罢，只要好看，就是好作品。意思表达出来了，作家的任务就完成了。可见，文体之间的借鉴是文学创新的一个重要手段。请问在虚构与写实之间，你是如何处理这种关系的？
徐广慧：报告文学要求的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与价值所在。小说不同，小说如果没有虚构，也就不能称之为小说了。小说最大的魅力不是写实能力，而是虚构和想象力。
我曾在朋友圈看到一位老乡穿着大裤衩子在村子里搬砖铺路，过了一段时间，又见他在村子里办画展，就问他你为什么一直在村里，是不是在驻村工作。他说是，我听后非常激动，立即驱车去村里找他。后来，我又去了几次，从这位驻村干部那里获得了大量宝贵的写作素材。本来写成报告文学也很好，但我对写小说更有把握，就一心想着以小说的形式呈现出来。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个作品，我托人问相关部门可否给我提供一些素材，他们给我发来一些资料，我从中发现了带着母亲去扶贫这个“点”。另一些补充素材是我跟其他人一起去参观时无意间听到的，当听到处理干群关系的精彩桥段时，我很惊喜，也很激动，当时在心里暗暗对自己说，一定要把这感人的细节写进作品里。
现实中的真实素材往往自带能量，给我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想象力。一个小说写作者，对素材的艺术加工能力，决定着其作品艺术水平的高低。现实生活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力，也是小说的生命力，但虚构让小说成为小说，让现实生活具有了艺术的魅力。我最近的小说确实具有很强的写实意味，这也是我在创作上所做的一些探索和尝试。我把这批小说叫做“纪实小说”。纪实小说并非非虚构文学，小说有自己内在的特点，这体现在语言、艺术、张力等各方面。
写时代的小人物
苏有郎：给新时代的干部和群众画像，讲好当下的中国故事，是时代的要求，你的创作是否是一种主动契合？
徐广慧：其实，每一篇文学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无论承认不承认。我不赞成没有时代感的作品，也不赞成那些脱离生活的作品。我的作品都是来自于现实生活，有读者问我是不是在乡里干过。大家对一部小说的关注可能来源于这部小说契合了当下的热点，我认为文学作品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应该有处理现实题材的能力，不应该回避现实。是否热点，不在我的考虑范围，《麦海》这篇小说深层里写的其实还是人生、人性和社会大千，写的是“时代的小人物”。生在这个时代，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生活的忠实记录者。
苏有郎：刚才谈到小说的艺术性，也提到了小说的语言和艺术张力，你小说中的白描手法以及诗化语言，让我想到汪曾祺的《大淖纪事》，孙犁的《荷花淀》，这种语言风格是怎样形成的？有没有受到大师们的影响？
徐广慧：我很看重作品的文学性，小说的文学性在我看来主要体现在语言上。语言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品质的高下。我希望自己的小说能够散发出诗的光芒，《麦海》部分地实现了我的这一理想。汪曾祺、孙犁、老舍、萧红、余华、莫言、贾平凹，都是我崇拜的大师，另外还有我的导师胡学文、付秀莹，他们的作品都带给我很大启发。我最近在重读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的《心兽》和《呼吸秋千》，她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思想光芒和艺术魅力，更加坚定了我现实主义创作的原则和对零度叙事的追求。
有了一个故事后，我在写作前，确实会考虑以怎样的一种方式呈现更有艺术性，但在写作过程中，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考虑了。写是我的事，如何评价是读者的事，大家各负其责。
集市摆摊买故事
苏有郎：只有深入生活，才能源源不断地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有许多作家为了寻找艺术灵感和素材，到处采风，蹲点，这在文学史上不乏其人。比如，清朝的蒲松龄，为了收集故事，曾在柳泉旁泡好茶，路过的人只要讲一个故事，就可以免费喝茶，最终成就了《聊斋志异》。你的小说素材大多来自农村，听说你常骑着电动车下乡买故事，有这样的事吗？
徐广慧：我觉得写小说就好比开超市，你要卖出东西，就得进货。我的素材主要来自农村，来自老百姓，来自有意识的采集。在我看来，小说素材就像是大地上的野草，要写出接地气的作品，就得走出书斋，去把大地上的那份野草收割到自己的篮子里来。当然，有些作者不用专门体验生活，他们凭着自身的生活阅历，坐在书斋里读读书，加上自己的想象，便可以写出优秀的作品。我不是这样的，搜集素材每年会占据我很大一部分时间。我决定骑着电动车赶集买故事之前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下午，我想搜集点写作素材，就骑着自行车下了村。我在村里转悠，走了一趟街，竟然没有见到一个人。正当我失望之际，看到远远走来一个人，我有点儿激动，等那人近了，见是位中年妇女，我正犹豫着怎么给她打招呼，没想到她先开口了。她说，你干什么去呀。我张嘴正欲回答，她又说，你干什么去呀。她的重复让我感到诧异，正疑惑间，她又说，你干什么去呀。她的连续发问让我瞬间坠入一种虚无感，是呀，我是谁，我这是干什么去，我竟然不能回答她。再仔细看她一眼，这一看，把我吓了一大跳——她面容僵硬，裤裆往下耷拉着。我这时意识到我其实是遇到了一位有精神障碍的人。环视周围，四下无人，大太阳下矗立着一个写作者，一个精神病患者。我顿觉害怕，同时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助，调转车头，一路往胡同南头狂奔，直到又穿过几个胡同，到了另外一条大街上才松了口气。我又骑着车子慢悠悠地走，在北边的大街上终于又见到一个人，我顿时一阵欣喜，在心里为自己的坚持和执着点赞，可是走近一看，我遇到的，还是刚才那位中年妇女。
我意识到只在村里转悠，是很难见到人的。回到家里，我对母亲说，家里有废纸板吗，我要去赶集。母亲问我，你赶集干什么。我说，我要去买故事。我母亲立马领会了我的意思，从里间屋找来一个方便面箱子，帮我裂成一个大块儿的纸板，又找来一支笔递给我，说，你赶紧写，趁你爹没在家赶紧出门。我一边在纸板上写字，一边自嘲：我这回真是把人丢到娘家了。我母亲说，没事儿，别叫你爹知道了，他好面子。父亲把家里唯一的一辆电动车骑走了，我就去跟我们家近门儿没出五服的三婶婶家里借。我骑着三婶婶的电动车，哪儿有集，就去哪儿赶集，没集的时候，就下村。我把纸板挂到电动车前面，上面写着“长故事两元，短故事一元，笑话五毛”。人们对此感到很新奇，有人给我讲了故事，坚决不要钱，也有的为了多挣几元钱，搜肠刮肚，把他所知道的家长里短全讲给了我。那些在集上和我一起“摆摊”的生意人慢慢和我熟了，见面就会说，来啦。我回，来啦。对方说，今个生意咋样呀？我说，生意不是太好，还没收到几个故事哩。那些赶集的人，站在我的摊前，看着电动车纸板上的字，歪着脑袋说，咦，上次在范庄集上也见到一个买故事的。我尴尬地说，那个人就是我。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在最冷的季节搜集素材，这对我来说似乎成了一种病，每到这个季节就犯病。白地集那天，刮着很大的风，我的广告牌被风撕得四分五裂。我在县城的同学从朋友圈知道了我在白地集上，打来电话，要接我去县城吃饭，我说我有电动车，我自己去吧。到了饭店站在大堂的镜子前一照，我灰头土脸的，甚至翻毛皮鞋破了个窟窿也不知道。进到热乎乎的雅间，见我的中学老师和几个同学在等着我，美味佳肴摆了满满一桌子，冒着白腾腾的热气，可是我的脸上像是有无数只蚂蚁在爬，痒得难受，时间过去一半，我还无法好好进餐。后来才反应过来，我的脸那时已经冻了。
歌德有句话说得非常好，“我不应把我的作品全归功于自己的智慧，还应归功于我以外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上万的事件和人物”。作品的成型离不开其中的原型人物，也离不开在我搜集素材过程中给我提供帮助的那些人。现实中，人物原型的故事比我描绘的要精彩得多，我能力有限，只是展现了生活的一角。我现在不会为没有写作素材而苦恼，因为我感觉自己一直没有脱离生活，不脱离生活，写作资源就不会枯竭。
数量不等于质量
苏有郎：我记得你最初的成名作是中篇《寂寞的村庄》，发表后被《作品与争鸣》转载，省作协、市作协开了作品研讨会。市里的研讨会我参加了，至今印象很深。《寂寞的村庄》使你在文坛上初露头角，给你带来了一些声誉。但据我了解，那之后，你的作品并不是太多。后来发表了一些作品，包括在《中国作家》发表的长篇《运河往事》，实际并没有《寂寞的村庄》影响深远。有人认为，《麦海》算是你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徐广慧：《麦海》的问世，是对我的一个奖赏，但我相信更好的作品还在后面。每一个作者都应该有这样的野心，那就是不断突破自己。当年的《寂寞的村庄》确实收到不少肯定性的评论。有两位并不认识的大学教授给这篇小说写了专论，并有人评价小说令人眼前一亮，很多年没有见过这么能让人安静下来的文字了，语言直击内心。
后来，我一直坚持写作，2014年的长篇《运河往事》，入选了河北省年度重点扶持作品，同时入选了当年的小说排行榜，2019年获得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17年的另一个短篇《一朵花的名字》，入选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参评作品。我还写了其他一些作品，数量确实不是太多，但我想让每一部作品都立得住，值得被认真对待。
苏有郎：你的写作有没有遇到过瓶颈期？你认为现阶段的写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徐广慧：在外人看来我的写作量不大，尤其是近几年作品不多，给人的印象好像我遇到了“瓶颈”。其实，我倒没有感到过瓶颈期。写，就没有瓶颈期，不写，瓶颈期就来了。我个人认为，我在写作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是否能足够专注的问题。我感觉这也是许多创作者都会遇到的问题。文学创作是一种需要高度集中精力的劳动，最忌讳用心不专。
我时时在注意调整自己。当年，邢台市委宣传部搞过创作的一位老领导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们谈了将近一个小时，他叫我不要急着发表，沉下心来，一定要争取写出精品。我没有想到我这么一沉，竟然沉了这许多年。我们会把各种难以言说的理由归因于瓶颈期，这是一个比较诗意温婉的说法，我也姑且这样定义那一段漫长的日子吧。
【苏有郎，《邢台日报》文艺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先后在《中国作家》《文艺报》等发表作品多篇。采写和编辑的报告文学作品曾获中国新闻奖、孙犁文学奖、河北文艺振兴奖。出版有《国树》《铁血后卫董振堂》《苏有郎纪实散文》等著作。】
【徐广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作品与争鸣》《小说月报·原创版》《长城》等杂志。长篇小说《运河往事》获第十三届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短篇小说集《小鲶鱼》入选“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宁公网安备 6401060200077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