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首《自画像》中，吉狄马加用排比、回环和抒情的方式塑造出一个大凉山生长起来的彝族诗人形象。他通过汉语勾连起古老传统和异域文明，用精粹的语言生成融汇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诗歌表达，架起沟通中外诗歌的桥梁。
文明因互鉴而发展。吉狄马加曾多次提到：“诗歌是我们灵魂相通的纽带。”在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方面，诗歌有哪些特殊作用？近日，本报记者对吉狄马加进行了专访。
问：您的诗歌已被翻译成40余种文字，在几十个国家出版了100余个版本的翻译诗文集。您认为自己的诗歌哪些方面打动了外国读者？
答：外国读者能够看到我的诗作，主要得力于近20年来中国所开展的深度国际文化交流。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比“五四”一代作家幸运，也比改革开放前的作家有更多参与国际文化交流的机会。我个人的情况是，目前世界上的主要语种都有我的翻译诗集，其中不乏捷克语、爱尔兰语、苏格兰语、希伯来语和斯瓦西里语等小语种译本。有的是直接从汉语翻译的，也有一部分是从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转译的。这些译者有的是汉学家，很多还是国外非常优秀的诗人。在与这些译者的交流中，我发现他们感兴趣的还是那些能引发他们共鸣的诗歌。我诗歌中的声音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他们往往能从中听到一个族群的声音，包括对生命的赞颂、对自然的敬畏以及来自心灵深处淳朴真挚的倾诉。虽然我相信诗歌具有某种“不可译”的特质，但它承载的人类共同情感和共同价值却是能够传达的。作为这个时代的诗人，我最深的感受是，自己是交流和翻译最直接的受益人。
问：听说一些外国诗人对您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您觉得，中外文学互译的意义是什么？
答：对我产生过影响的外国诗人不少。刚开始写诗的时候，我深受美国黑人诗人和非洲黑人诗人的影响，其中包括麦凯、兰斯顿·休斯、桑戈尔、艾梅·塞泽尔等人，后来又受到了拉丁美洲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尼古拉斯·纪廉、奥克塔维奥·帕斯、塞萨尔·巴列霍等人的影响。当然，西班牙“九八年一代”以及以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为代表的“二七年一代”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歌，美国和欧洲诸国的现当代诗歌也是我写作时极为重要的参照对象。文学互译，特别是诗歌互译带给我们最重要的收获，就是能借此了解到世界诗歌的整体风貌，在学习和相互借鉴的过程中，使我们的创作既能凸显自己的优势，又能从形式、修辞等方面有新的创造。可以说，当代中国诗歌与世界诗歌的交流，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
问：您的长诗《裂开的星球——献给全人类和所有的生命》，展现出对全人类命运的关切以及对战争与和平、政治与哲学、宗教与文明等命题的持续思考，引起广泛反响。能否谈谈这首诗创作的背景以及您想表达的主题？
答：我创作这首诗是2020年4月。众所周知，疫情深刻改变了世界，我们无法逃避，但可以选择一种正确的方式去面对——那就是紧密团结在一起，把地球当作我们共同的家园。一个人的生命固然短暂，但当我们把这个星球放在浩瀚的宇宙中加以观望的话，它的生命或许也是有限的。这个星球所承载的一切动物和植物，都是它的组成部分。我们没有理由与它们对抗而不去善待它们。这首诗的结尾表达了我对世界和人类最美好的期待：“是的！无论会发生什么，我都会执著而坚定地相信——/太阳还会在明天升起，黎明的曙光依然如同/爱人的眼睛/温暖的风还会吹过大地的腹部，母亲和孩子/还在那里嬉戏/大海的蓝色还会随梦一起升起，在子夜成为/星辰的爱巢……”
诗人是人类文明的儿子，更是时代的见证者。诗人不能在现实中成为隐身人，更不能把自己变成超然物外的旁观者。社会性写作固然是诗人的一种责任，更重要的是，诗人的身份要求他不能在重大事件面前选择沉默。
问：您认为诗歌在促进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心意相通方面，有哪些特殊作用？
答：委内瑞拉诗人欧亨尼奥·蒙特霍曾在诗中写道：“地球转动让我们靠近／它自转也旋转在你我心间／直到我们在这梦中相见／一如《会饮》篇中所言／过了多少个夜／下过雪／冬至也去了／时光流逝／分分秒秒／恍若千年。”诗人表达的思想与中国古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精神是一致的。人类伟大的文明，都有很强的包容性。对于民族与民族、心灵与心灵之间的沟通来说，诗歌是一种深度的心理交流。彝族有一句谚语：诗歌就是语言中的盐巴。盐巴对人类而言是珍贵的，诗歌也是民族语言里的精华。事实上，诗歌、音乐和绘画等表达人类精神情感最基础、最根本的东西，是人类精神顶峰上的东西。
今天的世界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世界，人类命运前所未有地连接在一起。如果说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是把世界连为一体的前提，那么文学就是让我们灵魂彼此相通的纽带。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文学交流可以成为国与国之间增进友谊互信的“助推器”，也可以成为处理双边摩擦的“减震器”。
问：您的诸多作品被海外读者熟知有赖于翻译家的努力，您认为在促进中外诗歌交流、人文交流方面，应该如何推动中外文学互译？
答：我不能想象，没有翻译，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可以肯定的是，对不同民族间文学经典的翻译，或者说更大范畴的文化间的翻译，影响了我们自身古老文明的进程，同时也给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借鉴提供了多种可能。16世纪曾在中国澳门生活过的葡萄牙诗人路易斯·瓦斯·德·卡蒙斯，是一位在东西方交流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他的8000余行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以及大量歌颂爱情的十四行诗，据说大部分都是在旅居澳门时完成的。不难猜想，现实的东方给他带来了心动和灵感。熟悉现代西方诗歌史的人也都知道一段翻译史上的传奇，那就是如果没有诗人、文学评论家埃兹拉·庞德把中国唐诗和日本俳句翻译成英语，就没有意象派诗歌和后期象征主义诗歌在修辞和意境里呈现出的东方独有意象。这不能不说是翻译和交流给诗歌带来的意想不到的成果。
要真正做到中外文学的高水平互译，没有捷径可走，只能不断开展深度的文学对话和交流，增进相互了解。翻译诗歌要比翻译其他文学门类更难，我的一个体会是，好的译本往往都是所在国诗人参与翻译的，或者说是以诗人为主来完成的，这是最有效的翻译。我的大部分外文版诗集证明了这一点。作为诗人，还是要找你信任的有能力的译者来完成翻译工作。（记者 张鹏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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