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缘
我是一个不思进取的人。
你想想，要“进”，就要和别人争，往前挤；人多了，难免你踩我一下我踩你一下；使绊子，打黑枪也都是常事。我干不了这些，挤上去，也不过是给人家当垫脚石。就像坐公共汽车，各位先上，我最后，上不去了，等下一辆。我一直不明白，与人争斗为什么会其乐无穷。“取”，更难。要想“取”，就要伸手拿，伸手要，甚至伸手抢。我伸不出手，也张不开口。所以，不思进取。
古人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都是农业文明的经验之谈，在现代社会未必灵验。我希望的是，种瓜，不结瓜也没关系，只要结的不是地雷就行；十分耕耘，有五分收获就知足了，能吃饱就行。况且，老祖宗早就给咱开好了宽心药：“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进，说不定得到的是退；取，也许结果是失。
我这是给自己的无能罩上哲学的光环。说白了，无力去争，也就只能听天由命。说得好听一点儿，叫随缘。
人的性格一旦形成，对他行为的作用是全方位的。
比如说读书。
我知道，书是读不完的，好书也是读不完的。古人感叹人一生能穿几双屐？其实，人一生又能读几本书呢？特别是今天，到大图书馆和大书店看看，你就知道，所有的读书人，也都不过是弱水三千，只饮一瓢而已。
几十年来，文学类的书读得不算少，可真能让我决心读完他全部作品，并且一读再读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只有四位：鲁迅、孙犁、汪曾祺、张中行。鲁迅就不说了，必须读。其余的三位进入我的视野真可以说是缘分。
先说孙犁。
1974年，我结识了在内蒙古颇有名气的散文作家许淇，执弟子礼。许老师藏书颇丰，自然主要是文学类。以他在包头市的名气，“文革”中居然没被抄家，藏书一册未失，实在是个奇迹。原因只能归结为他为人宽厚，处世低调。许老师盛赞孙犁文笔，小心翼翼地翻出一册《白洋淀纪事》借给我，再三嘱咐不要弄丢。我看得出来，他也是一时冲动，把书交给我时，显然有些后悔。确实，以当时的政治形势，谁也想不到以后这些书还有开禁的时候。真弄丢了，我是无法赔偿的。
我把书带到了草原上。孙犁的作品，上高中时读过一篇《荷花淀》，说实话，没读出什么好来——就是今天，我也不认为它是孙犁最好的作品。草原上有的是时间，书放在枕边，无事就翻开看几页，看来看去，上了瘾，对其中的《嘱咐》《钟》《藏》《村歌》《铁木前传》几篇不知读了多少遍。想到冬天回家要把书还给许老师，有些不舍，于是就把这几篇抄了下来。这以后，我读了孙犁所有的作品，就是现在，《孙犁文集》还是我时常会翻一翻的书。试想，当时许淇老师如果不借给我《白洋淀纪事》，我不会认真去读孙犁的，他的作品并不属于一下子就能抓住人的那一类。这是缘分。
再说汪曾祺。
汪曾祺是“文革”后声名大震的老作家，成名作是《受戒》和《大淖记事》。最早在杂志上读到这两篇，感到很新奇，但也并不特别留意。一天——该是二十年前的事，我还在内蒙古——上街去，街边有人摆旧书摊，过去看了看，好像没什么想要的，就走开了。走进一家小饭馆吃饭，偏偏碰到一个我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在函授讲课时听过我课的学生。吃完饭，说死说活他结了账。出了饭馆，有一种挣了钱的感觉，于是又溜达到那旧书摊前。一眼看见有一册汪曾祺的《晚饭花集》。书很旧，暗绿色的封面，显得很糙——不知为什么，许多大作家的书都印制粗糙——半价买了下来。回家闲翻，才知道真是大家之作。至今我也认为，汪曾祺写得最好的，并不是《受戒》和《大淖记事》（这两篇总觉得还是有用力的痕迹，尚不够浑然天成），而是那些风格更接近古代笔记小说的作品。
如果当时不是那个学生替我交了饭钱，我大概不会再回到那个旧书摊。那么很可能就和汪曾祺失之交臂了。这是缘分。
最后说张中行。
最早见到张中行的《诗词读写丛话》，也是在书摊上。以为也不过是诗词鉴赏加上些格律介绍之类，没在意。后来，在国家图书馆的书店里发现，此公的书居然有四五本，也还是没在意。接着，在报纸上读到关于《负暄琐话》的评论文章，评价甚高，却也还没有引起找来读一读的愿望。（对于热销和热评的书，我一般都会等过一段时间再读。书不是包子，不怕冷。）
一次，老婆的单位发了两张票，人艺的话剧《雷雨》。到了首都剧场，还早，就踱进旁边的书店转了转。也是不花钱看戏，有挣了钱的感觉，看见有一本《张中行小品》，于是买了下来。回来读了一遍，感觉不错，可还是觉得行文有些啰嗦，不够简洁爽快，不十分对口味。
又一次，到西单图书大厦，见地下一层有减价书，就下去看看，居然发现六大厚册的《张中行文集》在这里只卖半价。对书，我一向有贪全求大的毛病，不大喜欢选本，于是就买了下来。回去通读一遍，于是成了张中行迷。试想，如果当时看戏晚去半个小时，我就不会去买《张中行小品》。如果不是恰巧碰上他的文集打折，我也不会读他的几乎全部著作。不读张中行，又不是无书可读。例如，买《张中行文集》的那天，看见有李银河关于同性恋的专著三四种，四折。当时一犹豫，没买。过几天再去，没有了。没有也就没有了，我不会挖空心思找来读。只能说无缘而已。
孙犁、汪曾祺、张中行都已作古。他们的书，《孙犁文集》《汪曾祺全集》《张中行文集》，就放在我枕边不远处。我不知道下一位能和他们排在一起的是谁。
与书相交尚且要靠缘分，更何况与人呢？
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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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路难
又到暑假，又该回家了。我说的“家”，指父母的家，如别人说的“老家”。
屈指算来，离开家快四十年了。四十年间，每年至少要回一次家，多数时间两次。回家是高兴的事，也是件挺犯难的事。最近十几年，最犯难的是买火车票。暑假寒假正值铁路暑运和春运高峰，硬座都很难买上，更何况还要买卧铺！当然可以求人，可是，年年求人，不好意思。有两年，干脆大年初一再走，还有一年夏天，天天去车站买票，半个月过去了，还没买上，别回了。
行路难！
其实说到行路难，最难的还是在草原插队那几年。
按说，我插队的地方离家不算太远，交通也还算方便。从大队到公社，二里多路；从公社到白云鄂博矿区，有班车，六十里路，三小时可到；从白云鄂博坐火车，六小时，到包头东；下车后步行五分钟，到家。可就是这样，每次回家还是很难。难处有三：
第一，班车是三天一趟，六十里的路是草原上的简易公路，一下大雨、下大雪，路就断了，班车停运，少则十数日，多则数月。夏天尚好，行李不多；冬天回家是为了过年，至少要带两只羊的羊肉，五六十斤，有时还要带白面、驼毛、毡子之类，就不下百斤了，换车，全靠自己手提肩扛。插队的几年，我从牧区倒腾回家里的这些东西，加起来，分量不会少于六七百斤，没花过一分钱运费。
第二，班车是下午到白云鄂博，包白铁路每天只有一趟南下的客车，早六点发车，所以到白云后只能住旅馆，第二天再走。住店要花钱，坐火车也要花钱。现在看来，加起来也不过十多元，可当时，干一年，年底分红也不过一百多元，十多元不是小数目。所以我们很少采用班车加旅店再加客车这种回家方式。
我们采取的方式一般是坐大队的马车先到距白云鄂博三站地的艾不盖车站，有货车停靠时，求车长搭乘守车。虽然碰钉子的时候也有，但由于都是铁路职工子弟，多数车长尚可通融。如有女同学同行，派她们去交际，成功率更高。坐守车可到距包头东几十里的宋家壕车站（现已改为包头北站），然后坐铁路职工的通勤车，（通勤车车体多数为简易客车，有时则是闷罐子货车，）即可到家，一路上不用花一分钱。不过这种方式变数太多，有风险。货车不比客车，没有准点。有一次，货车到宋家壕晚了些，眼看着通勤车正从远处开来。守车停靠的地方距站台尚有四五百米，而通勤车在这里只停一分钟。同行的两个女知青急得哭了起来。几个男知青扛起东西就跑，路基上雪深过膝，那真是跌跌撞撞连滚带爬。把东西扔到站台上，还要返回来接女同胞。通勤车启动的那一刻，总算都爬进了闷罐子车厢。几个男知青躺在地上大喘气。几分钟后都爬了起来，有说有笑，毕竟上了车，半小时后就可到家了。
有时候货车车长坚守规则，死不开面儿，或者一天都没有货车停靠，那就只能花一块钱住车马大店了。在光光的土炕上和衣而卧，凑合一夜。自然，坐客车的时候也不算少，没买过票。先上车，遇到查票，再想办法躲。被抓住过一次，遭车长臭骂，不过没补票。
每年回家，都可以说是一次跋涉，一次拼搏。
现在记得，最难的有两次，都是冬天。
那时大队只剩下我和另一名男知青。临到年底，两个人赶回家过年。坐马车到艾不盖，一下车，就看见一列货车停在站上，忙去求车长，那车长痛快地答应了。上了守车，我心想，今天真是少有的顺利。谁知道这列车在中途不知道为什么停了一个多小时，等到了宋家壕，已经是晚上九点多。眼睁睁地看着最后一趟通勤车缓缓地驶出了车站——我们晚到了两分钟。两个人呆呆地站在空荡荡的站台上：离开这里，只能等到第二天早晨七点。车站有候车室，黑着灯，锁着门。整个车站，只有我们两个人。感谢老天，无风无雪，我们还都穿着皮大衣，可那毕竟是塞外的数九天。坐一会儿，身上冰冷，起来走走还暖和一些。百无聊赖，我记得我把整个站台上的方砖数了五遍！几乎一天水米未进，到后半夜，那可真算得上是饥寒交迫了。熬着。眼看着东方发白；眼看着天上的繁星隐去。上了通勤车，全身像散了架子。回到家，大病一场。
还有一次，雪灾，班车停运已两个多月。眼看着春节将近，我们两个还窝在队部宿舍里。一天，韩四的马车要到下面一个牧业点送饲料，这个牧业点距大队五十多里，距包白线一小站只有七里路。我们决定先跟韩四的车到牧业点，第二天早晨赶到车站坐六点半的客车回家。到处是茫茫的白雪，五十多里的路，走了将近一天。一路上，把两人带的两麻袋羊肉放在车上，人，只能跟着车走。天快黑时，总算到了牧业点。住下。
第二天四点多，韩四摸黑起来套车，送我们去车站。一上路，就觉得不妙。这段路虽然只有六七里，可恰恰是一片凹滩，草密雪深，而且根本没有路。三匹马拉着空车，也只能是挣扎着往前爬，有时候简直像是在雪里游泳。赶到车站，客车已经开走了。两个人傻了眼。这个车站大概是全国最小的火车站，只有两名职工。不办货运业务，货车不停，客车也只有早六点半南下和晚十点半北上时各停靠一分钟。每天上下车的人不会超过五个，而且主要是车站的职工。铁道旁，只有孤零零的一座站房，没有住家，更没有旅店。韩四的马车还有事，走了。看来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再回牧业点，第二天再走。可是那两麻袋羊肉呢？就算能扛回去，第二天早晨也无法再扛到车站。两人一商量，决定还是把东西寄存在车站。进了站房，两位车站职工视我们如无物，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面孔。没敢开口，退了出来。两人再商量开口求人家，一旦遭到拒绝，就没了退路。一探头，发现站房里有一间小屋，空着，只放着些杂物，于是决定不打招呼，悄悄地把东西堆在了门后。回到牧业点，两个人一天无话，忐忑不安。两只羊，是大队分给每个社员一冬天的肉食，自己舍不得吃，带回家过年，可千万别便宜了别人！那年月，城里人每月每人只供应半斤肉，过年，也超不过一斤，就算有钱，也无处去买。凭空到手六七十十斤羊肉，就和拣个金元宝差不多。
半夜，再也睡不住了。两个人干脆爬起来上路。那天已是除夕，再误了车，就只能在荒滩上过年了。更要命的是，那两只麻袋是你自己悄悄放在车站的，丢了，连问的地方都没有。真丢了，就算当天能赶回家，该怎么对父母解释？怎么面对眼巴巴等着吃肉的弟弟妹妹？越想越怕，越怕越急，跌跌撞撞地在雪里爬。其实，已经过去一天，真要丢，早没了。
赶到车站，天还黑着，顾不上喘气，急忙溜进那间小屋，往门后一摸，东西还在！扛出来，两个人憋不住笑出了声，后来干脆放声大笑，直到笑弯了腰，笑出了眼泪。听到笑声，站上的职工跑出来看，以为来了两个疯子。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站上的人究竟是没发现那两个麻袋呢，还是发现了，宅心良善，没起歹意。
插队回家的经历真是刻骨铭心，我好像由此得了“出门恐惧症”，这以后，每次远行，哪怕是坐软卧，有人送有人接，临行前一两天，心里总有些不自在。不过上了车，也就坦然了。
前年去新疆，由北京去乌鲁木齐，虽然火车已提速，也还需要将近三天的时间。从兰州到乌鲁木齐，沿途基本都是戈壁，半天难见一个人影。心中感叹新疆这样一块地方，一千多年前就已纳入中国的版图，真是奇迹。又想唐代，那些边塞诗人，原本一介书生，到天山南北的军中谋取功名，且不说战场上的生死危机，单是从长安到新疆的千里途中，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该有多少苦难艰辛：
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未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
诗人们看到的是：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数万树梨花开。
没有一句感伤！
唐人尚远游，自称为“云游”，潇洒；“壮游”，豪迈。直如青春少年，对异乡充满着好奇，再好的家园也留不住远行的渴望。唐诗中有多少“送别”“留别”的诗题？数不清的好诗都写在异乡和路上！
李白写过《行路难》，那只是用乐府古题，抒发的是“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牢骚。
杜甫晚年的出行有些无奈，《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都是写回家的情景，有些内容真是悲惨，但还是正气凛然，不使人绝望。
当时由蜀入楚，要走水路出三峡。“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是一条险途。
安史之乱后，李白在白帝城遇赦：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样的险途在这位六旬老翁看来，简直就是享受！
同样在白帝城，“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暮年的杜甫欣喜如狂，忙着设计自己最后一次的回家路程：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既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诗心不老，所有的长途跋涉都是坦途。大唐，真对得起一个“大”字！每次读这样的诗，我都觉得惭愧。
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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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这碗饭
前些天，家里装修。一日，送家具的工人和我闲聊，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教书的，退休了。他说：“当老师好啊，现在好多人都想当老师，不像以前了。”看那样子，不像是奉承。这让我很有些感慨。
书上说，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据我看，有些言过其实。说不尊不重，也许有些偏激，可看看东洋和西洋，实在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地方。不过，就教师的社会地位而言，落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地步，恐怕不仅是前无古人，而且也是举世无双了。
我就是那个年代开始端起教书这碗饭的。后来，几次有相近的学生问我，为什么偏偏选择教书这个职业？我回答说，不是我选择了教书，而是教书选择了我。一开始，我是在教书和放羊、种地之间选择了前者的。放羊太寂寞，种地太累，也实在外行；当个孩子王，不拿放羊铲，不拿锄头，每天也能拿差不多的工分。虽然社员也还半开玩笑地喊“臭老九”，但我的感觉，他们还是羡慕的，也算得上尊重。
1974年，我到旗（相当于县）中学代课，感觉就有些不同了。举两个例子。第一，也不知哪位老兄，闲暇无聊发牢骚，说当老师“钱少，权小”，传到军管会主任的耳朵里，在批林批孔大会上，叱道：“钱少？每个月三十多块钱了，还嫌少？权小？党把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权力都交给你们了，还嫌小？”还算客气，没有上升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第二，与我住同宿舍的老兄正在谈恋爱，女方是矿山食堂的炊事员。此兄每晚约会回来都是一脸晦气，一言不发，坐在床边抽闷烟。后来听介绍人介绍才知道，女方对此兄的家境、人品都还满意，就是对职业不满意，说：“我闭着眼摸一个，也比‘西洋讨吃的’强！”同事们知道后，以后就互相称呼“西洋讨吃的”，聊以自嘲。
1977年恢复高考，我填写的第一志愿是考古专业，至今我还认为，挖坟掘墓，也许是最适合我的职业，可是，录取我的偏偏是一所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自己对母校心存感激，知恩必报，也就没想过改行。何况，在高校教书，课时不多，过的主要是书斋生活，也很对自己的口味。
1991年到北京，实话说，有改行的机会，结果还是选择了继续吃粉笔末子。不是有什么忠于教育事业的觉悟和雄心，只是年近半百，有了自知之明，觉得还是走老路比较稳妥。
教了几十年的书，教过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电大、函大、中专、中职。天下有这样教书经历的恐怕不多，就算有，我会追问一句：“你教过草原上的‘马背小学’吗？”自然，这实在没什么可吹嘘的。虽然不能都算走麦城，可肯定都不是过五关。
教书这碗饭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对不具备从政和经商素质的书呆子。第一是人事关系相对简单，矛盾自然也会有，毕竟可争之名可夺之利少而小。前两天，朋友来电话，谈起从行政改为教课后，好像与世隔绝离了，常见的人不常见了，学院里的事也都不清楚了。学校也是名利场，可是教员，多数还是在这个场之外或边缘。第二是时间相对自由，尤其不坐班。算起来，每天的工作时间也许不少于八小时，可毕竟拴的不是那么死。第三是一般来说收入稳定、可靠，有碗粥喝。我算幸运，挣工分的时候不说，就是当“西洋讨吃的”的时候，也没碰上拖欠工钱。第四是一年有两个假期。如我，可回家看望老母。仅这一条，我就不该抱怨。
坏处呢？简言之，两个字：苦、累，特别是教语文。这两天晚上重翻张中行文集，看到一段话，感慨系之。
若干年的教师生涯，使我改行多年还有余悸，甚至形诸梦寐。记得不止一次，梦见仍在某中学任教，铃声响后上课堂，口讲指画，及至往下一看，学生只来三五个，而且不规规矩矩听讲。我一急，醒了，心想，幸而是个梦。
这样的梦我也做过，也是不止一次。推开教室门，忽然想起尚未备课。学生倒是不缺，一个个直眉瞪眼地看着我。开讲，结结巴巴，不知所云，又羞又愧。也是“一急，醒了，心想，幸而是个梦”。退休后居然还梦过两次。说实话，当了几十年教师，虽算不上出色，也还属敬业，这样的事并未发生过。奶奶的，这算是落下病了！
这两天，老伴儿又要去参加北京市教师资格的认证考核工作。她说，这几年，报名的越来越多，今年超过千人。我问都是些什么人，她说，刚毕业的大学生居多，有师范专业的，也有非师范专业的，甚至有硕士生，还有别的行业的。我问有没有行政机关想改行的？她摇头。
真有下辈子，真可以选择，我不会再当老师。不是不热爱教育事业，而是知道，教书这碗饭并不容易吃。
摘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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