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钱里的文化
离我家不远，有一家小超市，里面加起来也不过有两间教室大小。买个油盐酱醋之类，我一般都去那儿，今天就是。
挑好东西，提着篮子去交款时，排在我前面的只有一位老先生，个子高高的，衣着整洁，手里只拿着一小瓶矿泉水。
收款的小姑娘接过他的一块钱，打了单子，把一毛钱硬币和收据交给老先生。
老先生看了看收据，说：“不对呀，你还欠我一分钱啊！”看样子矿泉水是八毛九分钱。
小姑娘有些外地口音，说：“一分钱我们一般都不给了。”
“凭什么不给？一分钱也是钱！”老先生发火了。
小姑娘大约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一时语塞，只是说：“一分钱，一分钱……”
“一分钱怎么了？发工资的时候少给你一分钱，你干吗？”
小姑娘手边看来确实没有零钱，就侧过身去，对另一边的收银员说：“你找一找看，给他一分钱！”
周围有十多个人，本来挺热闹的，现在鸦雀无声，都静静地站着看。
老先生对旁边一个中年妇女说：“他们这就不对！有这么做生意的吗？你说对不对？”
那个妇女像没听见一样，转身走了。
他又转过身来对我说：“公平交易，该多少钱就多少钱，你说对不对？”
我没吭声。我常在这里买东西，确确实实地知道，结账时，他们有时候会少找一分两分；可也有时候也会少收一分两分。基本上执行的是“四舍五入”。据我观察，就是那些过日子极仔细，最擅长讨价还价的老年妇女，也没有提出过异议。现在，一分钱几乎已经失去了使用价值，掉在地上，也未必有人肯弯腰去捡。
可是，我不想说这些。当然，主要是不愿引火上身，惹麻烦，可是也隐约感到，现在的局面，未必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恰恰是因为只是一分钱。
老先生高喊：“把你们经理找来！”
很安静，只听见那边的收银员哗啦哗啦翻钱盒子的声音。这么个小超市，“经理”很可能就站在人群里。
老先生把矿泉水一放，大声说：“退我钱！不要了！”接过一块钱，走出了超市。已经出了门，又回过头来扔下一句话：
“王八蛋！”
超市里谁也没有说话，慢慢散开。
回到家，我一直在想这个“一分钱的风波”。
我想，那位老先生未必真在意那一分钱，不过，一旦张开嘴要讨个说法，实际上也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擂台上，一个没有对手，也没有裁判的拳击台上。他希望有人上来和他打几个回合，更希望有人呼应一下，给他搭个梯子，不然就不好下台。可是，超市里的所有人，包括顾客和售货员，都用沉默来表示，没人愿意和他交手，也没人给他当梯子。他在人们脸上看到的是惊异、好奇，甚至是带有轻蔑意味的冷漠，而没有同情和理解。他只好自己从台上跳下来。那一声“王八蛋”表达的就是摔疼了之后的愤怒。我猜想，就是回到家，他心中的怒气也未必会很快消散。
毫无疑问，他有理。可是，他为什么一定要讲这个“理”呢？谁都知道，中国人历来不是很“较真儿”的。一分钱里能讲出多少理呢？六七十岁的人了，为一分钱生这么大的气，值当吗？
问题很可能不是出在“理”上，而是出在“礼”上。
回忆起我第一次遇到少找我几分钱的时候，说实话，心里多少也有些“不舒服”，收银员笑着的一句解释，我的“不舒服”也就完全消散了。
今天，那位外地来打工的小姑娘，恰恰是少了一句解释。到这里买东西的大多是附近几个小区的居民，都是老顾客，习惯成自然，谁也不在意。这位老先生很可能是第一次来，是小姑娘“理所当然”的态度刺伤了他的自尊心，激怒了他。
有人说，中国文化是“面子文化”，大体不错。不过，在这种文化里，表现在与人交往的方式上，各地还是有些不同。比如说，在我生活过的内蒙古中部一带，人们的交往相对来说，要率直一些，顾忌要少一些。
北京就不同。北京人“礼儿”多。天天见面的也要亲亲热热地问声好；帮忙不帮忙，客气话要先说在前面。脸上的热情丝毫不表示心里的热情，也不影响背后使绊子。由于有对比，我对此深有感触。
这是文化，地域文化，好不好，不好说。不过，据我观察，北京人对外地人的反感大多在“礼”上，而不是“理”上。
其实，在西方也一样。前几天读茨威格的自传，他写到自己年轻时在维也纳和柏林租房的经历：
我上大学时在维也纳租房子住……女房东是个活泼、爱说话的女人，她并不是把所有的地方都打扫干净，粗心大意，丢三落四，但对人热情，助人为乐。柏林的女房东，倒是无可指责，她把一切都整理得有条有理。在第一个月结账时，我看到她用清秀的斜体字把账目记得一清二楚，她做的每件小事都记在账上。例如，她给我裤子上钉上一个纽扣要三芬尼，擦掉桌上一块墨迹要二十芬尼，算到最后，总共是六十七芬尼。起初我觉得有点可笑。可是过了几天以后，我不得不折服普鲁士一丝不苟的精神，虽然这样使人也有些不舒服。
维也纳是奥地利的首都。奥地利和德国都是德语国家，历史上分分合合，大的文化背景很相近，具体到不同城市，还是有很大差异。茨威格不缺钱，六十七芬尼是个很小的数目，可他也感到“有些不舒服”，不同的是，他把这种“不舒服”化解成了“可笑”和“折服”。
世界越来越小，由地域文化差异引起的“不舒服”会越来越多，还是心平气和地化解为好。
摘自
学术专著出版一书
“我们有裤衩！”
首先要声明：我不是要讲一个黄段子。如果你一定要问是什么颜色的，我只好说，红色，或者白色。
时间：1968年或1969年冬天。
地点：内蒙古中部阴山北麓的某公社某大队。
人物：大队牧民们和几个北京知识青年。
情节：到了年底，北京知青要回家去过年了。他们从自己居住的牧业点汇聚到大队，结伴到公社，坐长途汽车，到京包线再坐火车回京。从动身，到进家，几乎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
这次是在牧业点的三个男知青来到大队，队部有两个女知青，聚在一起，准备第二天一起上路。很可能出于卫生方面的考虑，晚上，三个男知青，住进了两个女知青的宿舍。宿舍虽不算大，一条靠山大炕，睡五个人还是宽宽绰绰。
第二天，队部的社员就和这几个知青开玩笑，大意就是晚上干什么了。知青很茫然：干什么？睡觉！社员回答：知道是睡觉，除了睡觉还干了什么？还有人干脆问：三个男的，两个女的，究竟是怎么分配的？知青们越辩解，社员们越不相信，问话也就越下流。
一个女知青被逼急了，红着脸喊出一句：“我们有裤衩！”
社员大笑。
这个故事流传极广，几乎成为当地所有北京知识青年的标志性故事。
我插队的公社没有北京知青，可就这样，有时候社员和我们开玩笑，还尖着嗓子用普通话喊：“我们有裤衩儿！”
“我们有裤衩！”这是一句很有文化意味的语言。
第一，作为城里人，知青是有裤衩的，而这里的社员们没有裤衩。
我在牧区插队九年，可以证明，有没有裤衩，实在是知青和当地社员的重要区别之一。虽经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据我所知，还没有听说哪个知青放弃穿裤衩。社员们则认为裤衩这东西，纯粹属于浪费，既不保暖，穿在里面别人也看不见。晚上睡觉，脱光了钻进被窝就是了。塞上苦寒，就是夏天，穿一条长裤也不会觉得热，自然，也就没有穿裤衩的必要。
上高中时，同宿舍有一位同学来自农村，因为哥哥在公务段工作，所以也就上了这所铁路子弟学校。此公姓孟，名字中有一个宪字，按族谱排，应是孟子的七十二代孙。这位亚圣的后裔就没有裤衩。同宿舍都是工人子弟，为人宽厚，没有人耻笑他，倒是他自己有时叹口气说：“唉，将来发了财，一定先买一条裤衩！”此兄后来也到牧区插队，只不过是在另一个公社。我想，他大概是草原上唯一一个不穿裤衩的知识青年。
女知青声明的第二层文化意义在于强调他们在男女关系上与社员们是不一样的。就算睡在一条炕上，有裤衩的人也完全可以而且必须保持互不侵犯，绝不会胡来。
今天的年轻人，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很难想象当时的知青们有多么单纯，关于性，会无知到什么程度。
你相信么，刚插队时，有一天，同一大队的一个女知青惊慌地跑来报告：有一头驴的肠子流出来了！我们跑出去一看，那头两条后腿之间伸出一根“肠子”的公驴正在毫不羞耻地大叫。众人大笑，可又不知该怎样对女知青解释，她已经是二十岁的人了。
你相信么，队里一姑娘肚子大了，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我的一位女同学坚持认为这位年轻女社员是病了，还劝人家赶快进城到大医院去治。她理直气壮地说：“她还没有结婚，怎么会怀孕？肯定是有病！”在她看来，女人怀孕，完全是结婚证的魔力。我这位女同学当年十九岁。
现在还有人留恋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留恋当时的社会风气。我想说的是，那个年代，是一个畸形的，禁欲的年代，至少，对于多数人是如此。在那个年代，至少在公开场合，性是绝对禁止的话题。我以为，禁锢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未必能找到可以相比的时代。包括宋元明清，更别说民国。
在这样的一个年代，孩子，特别是城里的孩子，没有任何渠道可以得到性方面的教育。我记得大约十一二岁，和几个邻居的孩子忽然发生了由好奇引发的争执，问题是人是从哪儿生出来的？最后决定回家去问。结果是各不相同。我母亲一听，脸通红，臭骂我一顿，让我感到莫名其妙。有一孩子的家长回答说孩子是土里挖出来的。老朱家（甘肃人）的孩子小名叫“弟弟娃”，其实就是“地里挖”的意思。还有一位家长最开明，回答说，孩子是从肛门里生出来的！事后，几位母亲很紧张地聚在一起，研究是不是有坏人在我们背后挑唆。
上高中时，学校也开过生理卫生课，男女生分开上。老师也是闪烁其词，弄个石膏像对着讲了几句，我只记得那个彩色石膏像肚子里有许多弯弯曲曲的肠子。女同学下了课，一个个红头涨脸的，后来才知道，也不过是讲了讲例假卫生之类。
所以，我完全相信，那五个北京知青那一晚上绝对只是睡觉，没有发生别的事情，起作用的倒不一定是“我们有裤衩！”
我绝对不是一个“性解放”主义者，不过，如果一定要在“性解放”和五六十年代的纯洁之间作选择，我宁可把票投给前者。我不相信，由于有人宣传所谓“性解放”，人类就会退回到“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蛮荒时代。看看西方那些“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变得肉欲横流、人伦丧失，爱情并没有变得稀缺。而后者，却肯定导致了无数人的性压抑和扭曲，无声无息地上演了不知多少悲剧和荒诞剧，并以此掩饰了少数人的纵欲和无耻。
选自
自费出书一书
心里的歌
陕北有一种民歌叫《信天游》（也称《顺天游》），由于那里曾是革命根据地，信天游也就为许多人熟知，例如当年李季就用这种诗体写过长诗《王贵和李香香》，革命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现在也会有人唱。其实，那都是文人创作，算不得“原生态”，倒是《兰花花》更接近于民间信天游。
从文学上看，信天游的形式很特别。中国多数地区的民歌都是四句一段；二、四句，或一、二、四句押韵，比较接近旧体诗中的绝句。信天游却是两句一联，上下句押韵。至于成篇，完全没有限制，短可只有一联，长则不限——如大观园中公子小姐们联句，不嫌累，多长都可以。
我以为，信天游的诗歌形式非常古老，往上，甚至可以承接《诗经》。
《诗经》表面上看多是四字一句，四句一段，你仔细读，其实是四字一顿，每一段只不过包含着上下两个完整的句子。例如《关雎》，如果写成信天游体就是：
河滩上的百灵子闲不住个嘴，
交相好就交你俏妹妹。
剜野菜要到荒滩里，
想妹妹就到睡梦里。
想妹妹想得我睡不着觉，
眼睁睁只熬到公鸡叫。
妹妹你剜野菜心里头烦，
唱一支信天游给你解心宽。
山丹丹花开六瓣瓣红，
吹吹打打把你娶上门。
其实，信天游体的民歌在内蒙古中西部也很流行，格式基本一样，叫爬山调、爬山歌，或者就叫山曲、酸曲。内容也和信天游一样，多数都是情歌，不过，更质朴，更直率：
想你想你实在想你，
三天没吃下一碗米。
想你想得我睡不着觉，
抱柴火跌进个山药窖。
我插队是去的草原，牧民多数是蒙古族，他们自然不唱爬山调，可是也有不少解放初或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从陕北、晋北以及附近农区迁徙到草原的汉族人，他们中就有人会唱爬山调。所谓唱，往往是人多热闹的时候冷不丁来一嗓子，带有起哄的意味，意在招引女人们（多为中老年）的笑骂。
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
队里有个车倌叫韩四，光棍汉。有一天，被派到下面牧业点去送草料，我跟车。韩四赶车有名的慢，路又长，开始聊些闲话，不久都不做声了。我靠在车帮子上打瞌睡，韩四怀里抱着大鞭，弯着腰，嘴里哼哼着什么。我细听，是在唱爬山调。他嗓子不好，又有些走调，说是唱，更像是“吟”，听清楚了几句唱词，心里头一惊：
手拔糜子抢上坡，
谁不知道我韩四没老婆！
二套套牛车拉西瓜，
各定溜旦心难活。
三十三棵荞麦九十九道棱，
再好的小妹妹是人家的人。
注：“各丁溜旦”是描写西瓜在牛车上来回撞的土语，有些像普通话里的“几里咣当”。在陕北话和晋北话里，“瓜”和“活”都是入声字，且押韵。“棱”和“人”也押韵。
我问：“四四，想谁唻？”
“嘿嘿，瞎哼哼，没想谁。”韩四一说话先笑。
“不能吧，想就去看，咱现在是三套马车，又不是二套套牛车。”
“嘿嘿，那不能，人家她妈不同意。”
“为甚不同意？”
“嘿嘿，为甚？你想哇，能为甚！”
我想不明白。两个人都不再说话。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韩四四心里埋着怎样一个故事。也不知道那几句爬山调是他的原作，或者是从别人嘴里听来的。但是我知道，他心里一定很苦。他唱，是唱给自己听的。
“三十里沙路四十里蒿，唱一支山曲解心焦。”在我看来，真正的民歌都不是唱给大众听的，要么唱给自己，要么唱给一个人，当然，劳动号子例外。不过，北方人豪爽，少顾忌，唱给自己或唱给心里的人，却不怕别人听见。
选自
自费出书一般多少钱一书
宁公网安备 6401060200077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