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蜱虫”
这几天上网，得知河南山东等地有数十人因被“蜱虫”叮咬死亡，感到很奇怪。
今天，又听说这种东西分布极广，北京也有，有些紧张。于是赶紧查资料，下面摘引的是《百度百科》中查到的：
蜱属于寄螨目、蜱总科。成虫在躯体背面有壳质化较强的盾板，通称为硬蜱，属硬蜱科；无盾板者，通称为软蜱，属软蜱科。全世界已发现的约800余种，计硬蜱科约700多种，软蜱科约150种，纳蜱科1种。我国已记录的硬蜱科约100种，软蜱科10种。蜱(pí)也叫壁虱，俗称草扒子、草别子、牛虱、草蜱虫。蛰伏在浅山丘陵的草丛、植物上，或寄宿于牲畜等动物皮毛间。不吸血时，小的才干瘪绿豆般大小，也有极细如米粒的；吸饱血液后，有饱满的黄豆大小，大的可达指甲盖大。
再看图片，恍然大悟，原来是老朋友，当年在草原上插队，朝夕相伴，也被它叮咬过。
此物草原上的当地人叫“化夹子”——很抱歉，我至今不知道该怎样写，只好拟音。化夹子的幼虫我肯定见过，但是毫无印象。大草原上各种虫子多的是，不是昆虫学家，谁会注意。但是吸血后“寄宿于牲畜等动物皮毛间”却很容易见到。它主要叮咬在牛和马的身上，特别是牲畜尾巴扫不到，嘴又啃不到的地方。确实，有的小如黄豆，有的有“指甲盖大”，圆鼓鼓的。戳破很有韧性的皮，里面全是血。
化夹子并不放过人，由于草原上卫生条件太差，吸饱血“寄宿”于人身上也不罕见。我就见过一户牧民家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头上叮着一个“指甲盖大”的化夹子，饱满光滑，像是长了一个小瘤子。我本人也有这样的经历，那是在牧民家住，八九天没洗头，一日，早晨洗脸时，摸到额角头发里有些异样，一照镜子，发现叮着一个化夹子，已有绿豆大小，连忙用力揪下来。
化夹子盯人不痛，就是吸血，也没有感觉，不然，就是小孩子也不会让它在头上长到蓖麻籽大小。
老乡说，化夹子有嘴，但是没肛门，所以吸血之后越鼓越大，最后，把自己胀死。对此，我没有验证过，不知真假。不过，老乡说的，更像今天的贪官。
在草原，我没听说过有人被化夹子叮咬得病，甚至死亡的事，也没听兽医说过说牲畜因它得病或致死。牧民们当然不喜欢它，可没有任何恐慌和畏惧。或许，草原的化夹子虽属蜱虫，但是蜱虫种类很多，化夹子是不致病的一种，说不清。
忽然想起《聊斋志异》中的《藏虱》：
乡人某者，偶坐树下，扪得一虱，片纸裹之，塞树孔而去。后二三年，复经其处，忽忆之，视孔中纸裹宛然。发而验之，虱薄如麸，置掌中审顾之。少顷，掌中奇痒，而虱腹渐盈矣。置之而归。痒处核起，肿数日，死焉。
蜱虫，又名“壁虱”。蒲松龄所写的，说不定其实是蜱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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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文卓
前几天，和几位老同学见面闲聊，有人不经意间提到我们的一位前辈老邻居贺文卓。这引起了我对于他的许多回忆。
贺文卓，原籍河南，算起来，应是“五四”前后生人。贺虽生在农村，却是个读书种子。
抗战爆发，国共合作，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陈诚任主任，周恩来任副主任，刚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出任第三厅厅长，主要负责抗战宣传方面的工作。由于郭沫若的名望，第三厅当时很聚集了一些文化名人，如洪深、郁达夫、田汉、闻一多、徐悲鸿、老舍等等。
贺文卓慕郭沫若的大名，也是抱着一腔抗日热血，投身于第三厅。自然，他这样一个小年轻没有见到郭沫若，被安排在第三厅下属的一个培养文化人的“军校”工作，在教务科做些学籍管理方面的事，授上尉军衔。
抗战后期，军委会解散，军校也解散，贺只好自谋生路，大概是靠当小职员和教书谋生。
解放后，铁路招工，贺文卓前去应招，到了内蒙古。不知为什么，这样一个有文化的人被招在了工务段，而且安排在包（包头）白（白云鄂博）线一个距包头市一百多里的道班看隧道。我想，可能是因为人太老实（何的口才极差，还有些结巴），或者是因为虽有文化，却没有像样的学历。或者是因为历史问题？不知道。
贺文卓的家安在城里，自己跑通勤，隔几天回来一次。妻子是家庭妇女，极贤惠。有一子两女，儿子为长，两个女儿只差一两岁。
贺家人都善良、老实，与邻里相处得非常好。贺文卓的儿子少有的聪明，简直可以说是神童，在学校不仅学习成绩出类拔萃，而且琴棋书画样样都拿得起来，一学就会，会，水平就不低，人家说，随了何文卓；两个女儿有些胖，也有些笨，有人说随了母亲，也有人说是因为贺家的灵气被儿子占完了。
儿子是贺家的骄傲，是贺家的希望。儿子上高三的时候，忽然得急病不治身亡，贺家像塌了天。做母亲的几乎哭瞎了眼，贺文卓几天里像是老了十岁，才四十出头的人，一夜间头发变得花白，本来腰就有些弯，这以后简直就像一个罗锅了。多年后，贺文卓还常叹着气对别人说，儿子活着的时候，他就感到不祥，这样聪明的人，会遭天妒的，何况自己命中本该无子，儿子是投错了胎。说完，很长时间一言不发。
我第一次看见的贺文卓，花白头发，脸色焦黄，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弓着腰，手腕上挂着一只手杖，见了熟人，很客气地拱手作揖。我觉得像个怪物。了解以后，才知道这个怪物实在不可小瞧。
我至今再没有接触过像贺文卓这样有才气的人。他会书法，隶书，行书，写得实在漂亮，而且有骨力，不俗气。他会绘画，擅长水墨山水和花卉，油画、水彩也都拿得起来。他会写旧体诗，曾对我吟过一首他写的题墨荷的七绝，现在虽然不记得了，但当时感到很有意境。他懂音乐，会拉小提琴，京剧乐队里的京胡、二胡、琵琶，笛、箫、鼓，全会；还会唱，据说年轻时在河南是小有名气的小生票友，在舞台上演过周瑜、吕布、罗成之类的人物。他还懂中医，在道班上班，常用针灸给同事和附近的老乡治些小病……
我至今不知道他的教育背景，不知道这样一个农家子弟是怎样学会这么多本事的。等到我和他熟到可以促膝交谈时，他已是落魄到底了，不便问这些事。
包头市虽地处塞外，但是外来人多，特别是解放后，不少有文化的人因政治问题被发落到此，颇有些有文艺特长的人。贺文卓虽然只是一个工人，但那些省级、市级的文化名人，书法家、画家、诗人、作家，提起他来都不敢轻易褒贬。
轮到倒休，贺文卓常到铁路工人俱乐部去，教业余爱好者书法、绘画，给京剧爱好者伴奏。看他手持鼓键领着乐队演奏一段急如骤雨、快慢有致、节奏分明的锣鼓点儿，围观的人都由不住大声喝彩。此时的贺文卓脸上泛出些红晕，眼睛发亮，显得格外有精神。不过，这些都是“活动”，是没有报酬的，最多有一杯茶喝，或者，俱乐部的人送他几张宣纸。他认真、客气，无论老幼，见了面都拱手问候。人们都尊称他为“贺老师”。大家都是真心尊重他，不含任何客套和虚情假意。
“文革”突起，贺文卓一家遭了大难。
贺文卓工作的工务段，主要负责养护铁道线路、桥梁和隧道，苦力活多，技术活少。养路工多数出身贫下中农家庭，没有什么文化，可谓根红苗正。现在一造反，可供斗争的对象，除了段长、书记，贺文卓成了重点。
许多人现在才知道，这个弯腰弓背见了人就拱手问好的老头，居然当过国民党的上尉！上尉相当于连长，绝对的历史反革命！这家伙手上不知沾着多少解放军战士的鲜血！其实贺文卓的档案里这一段历史，有人证，有外调材料，一清二楚。贺文卓只是在抗战时期，在军校里当过几年文职军官，不但没有上过战场，连枪也没摸过。再说，当时也没有什么解放军。
可是谁管这一套！好不容易挖出一个历史反革命，他的罪状越大越好。至于“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慕郭沫若之大名”，没人听得懂。听不懂，就越神秘；越神秘，说明历史越复杂，罪状也就越大。既然是历史反革命，肯定“贼心不死”，会有现行活动。于是，不收任何报酬地用针灸给人治病，就成了迫害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现行反革命”。至于一直安心于在包白线看隧道，则是潜伏下来，等待时机炸毁隧道。包白线主要的作用是把白云鄂博的铁矿石运到包钢。包白线一断，包钢就要停产，制造坦克和大炮的“一机厂”和“二机厂”就没了原料；没了坦克和大炮，蒋介石和“苏修”就会立刻打过来。何其毒也！于是贺文卓又成了“美蒋特务”。
贺文卓立刻成了宝贝，各个工区和道班争着拉他去批斗。低头，戴高帽子，拳打脚踢，一样都不能少。人们最喜欢看的还是游街示众。贺文卓腰弯得像只虾米，面如死灰，手抖得连锣都敲不响，拼着命跟着喊口号，却嘴抖得连句子都喊不完整，实在比看耍猴还热闹。
抄家，要翻出电台和定时炸弹来。贺文卓一家四口住着一间半平房，家具和衣物都很破旧。电台和定时炸弹自然没有，书籍和字画确有一些，不多，但在家里一本书都没有的养路工造反派眼里看来，证明“反动”已足够了。一翻，印刷精美的画册里居然还有裸体女人的素描像。真看不出来，这老家伙还真够“骚”的！
斗了，抄了，造反派意犹未尽，在贺家大门上贴出一纸“勒令”，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国民党特务贺文卓”于四十八小时之内，带着自己的“反革命老婆”和两个“狗崽子”滚回老家去，否则，“无产阶级的铁拳决不轻饶！”
其实，这一类造反派的“勒令”当时贴了不少，有些人借故拖延，挨过一些时日，风头过去，也就留了下来。可是，贺文卓才高八斗，却胆小如鼠，早已吓破了胆，除了发抖，一点主意都拿不出来；老婆和两个上初中的女儿只会哭。一家人连夜收拾行李，第二天，把家具卖了卖，准备在“勒令”限定的时间内“滚回老家”。
造反派见贺文卓这么听话，多少有些意外，接着又很高兴。养路工虽是铁路职工，平时用免票出远门的机会却几乎没有。两个造反派小头目抢到了押送贺家回原籍的美差。我听说，到了河南乡下，才知道这里虽是贺文卓的老家，但太近的亲戚却一个也没有。生产队长死活不愿意收，两个“解差”不管这一套，扔下一张介绍信和户口证明，扬长而去。
队长没办法，只好找了一间破草房把贺家安顿下来。贺文卓不会干农活，被派去扫街，并叮嘱他不要靠近水井和牲口棚，大约是怕他投毒，或者怕他投井。两个女儿被派去和四类分子一起干积肥、挖水渠之类的脏活和苦活。贺家每天哭声不断。两个女儿恨父亲连累了自己和母亲，时常责骂贺文卓。一日，大女儿越哭越恨，越骂越气，顺手拿起铁锹向父亲劈去。贺文卓本能地用手臂一挡，伤口深可见骨，鲜血立刻喷涌出来……
1968年一月，生产队长听说有的被赶回来的人又回到了城里，就劝何文卓也回内蒙古找单位试试，这自然是好意，更重要的是，贺家走了，队里可以省四口人的口粮。贺家没有一个人是强劳力，再说，当时的农村，缺的是粮食，不是劳力。
贺文卓路过北京，到中央“文革”接待站上访。接待他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面无表情地听他结结巴巴地申诉，当听到“上尉”二字，立刻变了脸，站起来指着墙上贴的“公安六条”对贺文卓说：“你看，这是什么！快滚！不然我派人把你抓起来！”贺文卓落荒而逃。
到了包头，贺文卓早已没了家，住处就是大问题。当时，没有哪户人家敢收留他；住店，就算留他，他也掏不起店钱。我同班有一个同学善书画，也爱鼓捣乐器，与贺文卓很熟。贺文卓找到了他。这位同学是外地住校生，正准备回家过年，就把贺文卓交给了我和李才胜。
当时，学校停课，又值寒假，学生宿舍空着的床位很多。我和李才胜本不是住校生，住在学校也是无事瞎混，就把贺文卓安排在宿舍里。贺晚上回来住，白天出去找关系。
贺文卓的“关系”其实只有两类。一类是邻居。大家见了他，很是热情，挨家挨户轮着留他吃饭，可是并不能给他实质上的帮助。第二类是称他“贺老师”的文艺爱好者。这些人境况大都不佳，有的躲着不见，有的也只能留他吃一顿饭，陪着叹气，说些劝慰的话。那个时代，伤害一个人，糟践一个人，很容易；救助一个人，特别是贺文卓这样的人，难于上青天。
有一天下午，外面下着雪，居然有两个工务段的年轻人带着大红纸找到宿舍，求贺文卓写春联。我找出一只写大字报的破毛笔，担心不能用。贺文卓接过笔，很平淡地说，字写多了，笔好坏并不重要。他写了两幅行书，两幅隶书，两个年轻人道一声谢，高高兴兴地拿着走了。我和李才胜对视了一眼，再看贺文卓，他好像也有些沮丧。
晚上躺下，我随便向贺文卓问写字的事。他好像有了些兴致，对我讲了些《龙门十三帖》的优劣，《张迁碑》和《曹全碑》风格的不同，隶书笔法的特点。我现在只记得“蚕不二设，燕不双飞”八个字。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谈到郭沫若的书法，他好像有些不以为然，但没有细说。我发现，他说这些内容时，话虽然慢，但语气肯定，有条理，也并不结巴。
除夕那天，我回家吃年夜饭，向父母说起贺文卓。我家和贺家住得不算远，虽没有来往，母亲却知道这一家人，她装了一满饭盒饺子，让我给贺带去。父亲也知道贺文卓，说他的行书有真功夫，包头市无人可比，但是，对我收留他在宿舍住，有些担心。
回到学校，不一会儿，李才胜也来了，带来满满一饭盒肉菜。十一点的样子，听到贺文卓拖拉的脚步声，一进门，就拱手向我们致歉，脸上带着几分酒色。他说，是在邻居家吃的年夜饭。看见我们给他带来饺子和炒菜，连连表示感谢。我们劝他再吃一点儿，他略作推辞，就拿起了筷子，没少吃。看来他在邻居家只是喝了点儿酒，爱面子，并没有吃饱。
过完年，贺文卓去了一趟铁路分局。分局革委会的人很不耐烦地对他说：“连你这样的事都管，分局管得过来吗？还怎么抓革命促生产？去去去，找你们工务段去！”一提公务段，何文卓腿都发软。求我和李才胜陪他去，我们答应了。
工务段造反派出身的革委会主任，见到贺文卓，满脸是笑，好像很高兴：“哟嗬，老贺，回来了？在乡下怎么样？”不等贺文卓回答，他叹一口气说：“乡下好啊，乡下空气新鲜。瞧这包头市，空气污染得多厉害！”脸上还是笑。
贺文卓结结巴巴地说了想解决自己回城的事。主任笑着微微摇了摇头，轻声说：“不行啊，分局都管不了，工务段哪能管得了？唉，忙啊，一天到晚不是这事就是那事，真不如在现场当工人舒服。你住在哪儿？”
我说，住在我们学校的宿舍里，我们是贺的邻居。主任把我和李才胜打量了一眼，不笑了，接着把目光转向窗外，不再说话。
贺文卓一脸沮丧地站着，半天，吞吞吐吐地说，想看看他被抄去的书画。主任痛快地说：“行！”转身喊道：“老张，带他们去看看！”
一个大汉领我们到一间房前，打开门，朝里面一指，让我们进去，自己则靠在门框上，有节奏地、哗啦哗啦抖着手里的钥匙串。
这是一间库房，墙角一个大柳条筐里乱堆着一些书籍。贺文卓蹲下身去，手抖着翻了翻，几本画册都散了页，显然被撕过。
大汉高声说：“怎么样，这回放心了吧？”
出了工务段，我们三人站在大街上。西北风吹得尘土和破纸漫天飞扬，墙上的破大字报和标语噼啪乱响。贺文卓说他的几幅字画和清代人的两张条幅都不见了。我心里有些烦躁。
第二天，工务段有两个人找到学校，说有人收留了历史反革命，他们要调查。学校的革委会副主任，是造反起家的学生，和李才胜关系不错，瞪起眼说：“我知道，革命需要。你们不要管！”那时候，谁都不敢惹造反派学生，那两个人只好走了。
副主任找到我和李才胜，劝我们赶快把贺文卓打发走，少惹麻烦。其实我们对贺文卓住在宿舍也已经有些不耐烦。一来，这事担着风险；二来，贺文卓晚上睡下，夜里不断地咳嗽、吐痰，吵得我们睡不好，有时睡梦里会发出长长的一声哀叹，那声音真是凄凉、恐怖，让人毛骨悚然。看着他那焦黄且泛着青绿的脸色，我们真担心哪天早晨会醒不过来。那年月，同情，对于接受者，是奢侈品；对于给予者，是危险品。不过，碍着同学的面子，不好下逐客令。
两天以后，贺文卓辞行，说要回河南去。这次来他一无所获。我和李才胜心里有些轻松，也有些凄凉。问起回去的路费，何说，邻居们给他凑了凑，够了。
一个多月后，我们收到贺文卓的一封信。信中，除对我们的“帮助”再三感谢外，还说到，经过和老乡一年多的相处，他一家的处境已有所改善，虽然他每天还是扫大街，但干多干少，队长已不再督责，两个女儿也可以和普通社员们一起干活了……
这是我知道的关于贺文卓的最后消息。秋天，我插队到草原，接着，李才胜插队到了巴盟农村。回城后，我与李才胜见过几次面，有一次谈起了贺文卓，他也没有贺的任何消息。两人一番感叹。现在，李才胜已经病故，连和我一起感叹的人也没有了。
我想，以贺文卓的身体和性格，他是很难熬到“文革”结束的。三中全会以后，许多被遣返回乡的人都落实政策回到了城里，贺文卓如在其中，同学和邻居会有人说起，我应该知道一些消息的。
1995年，我到乌海看实习的学生。在地区办事处的食堂里，很意外地发现，一处偏僻的墙上，居然挂着贺文卓写的一张行楷条幅！写的是一条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书写时间是1966年4月。
“文革”以前，呼铁局许多机关和公众场所都有贺文卓的字，几十年风雨沧桑，早已不见了踪影。大约，乌海地处偏僻，没人知道贺文卓为何许人，这一幅写的又是主席语录，躲在角落里，无意间保存了下来。条幅镶在玻璃框里，宣纸已经发黄，而且还有水渍，墨色却依然很黑。字体在颜柳之间，潇洒，遒劲。
古人说：字如其人。看了贺文卓的字，你能想到他是怎样一个人，有着怎样的遭遇吗？在那幅字前，我站立良久。我想，贺文卓在艺术上真是开了窍的，一通百通。可惜，他只开了这一窍，对人生的斗争哲学以及钻营自保之术，实在是无知和乏术。以世俗评价，综合看来，“整体素质”当属“无能”。可是，贺文卓善良；不敢，也不曾伤害过任何人。这样一个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希望靠自己的劳动谋得温饱，活的自尊，平安度过自己的一生，该不算是奢求吧？他生不逢时。
又过去了将近十年，我仍然没有得到贺文卓的任何消息。我想套用鲁迅先生《孔乙己》的最后一句话，贺文卓“大约的确死了。”而且很可能死在“文革”之中。
死了，就是“安息”，对贺文卓尤其如此。在另一个世界里，他至少不用再发抖，睡梦中也不会再发出长长的哀叹，弯曲的腰，说不定还会伸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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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杨老师
晚上在公园里散步，和老伴聊起当年两地分居的日子，也就聊起当时同样两地分居的同事，进而聊起上学时两地分居的老师；于是，我想起了我上初中时的一位体育老师：小杨老师。
我上初中时的学校是包头铁中。那年月，还没有“重点中学”一说。中学分为重点和非重点是1963年的事。那一年包头铁中一分为二，分成市重点学校“铁一”和非重点的“铁二”。
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铁中是包头市条件最好的学校。比如，教学楼和宿舍楼都是大屋顶式的三层楼，有暖气。教室里是玻璃黑板，日光灯，实木课桌可以揭盖，因此也就可以装上吊扣上锁，坐的是有靠背的木头椅子。学校有礼堂、操场，有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和数量不算少的单杠、双杠、吊环等体育器械。在外校学生眼里，这一切都属于“豪华”。
学校的师资力量也相当不错。学校在塞外，教师却以上海、江苏、浙江人居多，而且多是名牌大学毕业生。我能想起来的有：教数学的王老师是复旦毕业的；刘老师是北师大的；赵老师是山东大学毕业的。教语文的孔人老师是解放前上海大夏大学毕业的，曾是姚雪垠的学生；李华老师是甘肃师大毕业的；孙老师是北师大毕业的。教物理的一位（忘了姓氏）是清华毕业的；教化学的周老师是厦门大学毕业的。他们被分配到内蒙古来大都有政治上的原因。有的是右派，有的历史有问题，更多的是“家庭出身不好”。那年月，工农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很少。
“音体美”教研组的老师有些例外。首先，他们基本都是本地人；其次，多数是高中或中师毕业，学历不高。
这个组共有五位老师：教体育的三位，两位姓杨（为了便于分别，学生称为大杨老师和小杨老师），一位姓铁；教音乐的一位，姓叶；教美术的一位，姓胡。按照姓氏，学生称他们为“大小杨铁叶胡”。
大杨老师是组长。高个子，黑脸膛，说话嗓门高，言辞也尖刻。学生都有些怕他。据说专业特长是铅球和铁饼。他给我们上了两年体育课，我估计他连我的名字也叫不上来。因为我体育上毫无特长，属于勉强能及格的那一部分，从不捣乱（不敢），也不往他跟前凑。铁老师也是高个子，但身材挺拔，面容英俊。虽姓铁，但性格温和、亲切。特长是篮球和排球。铁老师是本校高中毕业留校的，夫人就是数学组那位北师大毕业的刘老师。据说，这二人上高中时是同班同学，是刘追的铁。在别人看来，这简直是白天鹅看上了癞蛤蟆：刘是班里的尖子生，上大学毫无问题，虽不是美女，但身材高挑、皮肤白皙，也是一流人才。铁的学习成绩“一般”，考大学毫无希望。差别更大的是家庭，刘是铁路局副局长的千金；铁幼年丧父，只有一个没有工作的老娘，极穷。然而，刘大学毕业后坚持回到包头，和铁结了婚。据我们观察，这两口子相亲相爱，很是幸福。我现在觉得，刘看中铁的不仅是美男子的相貌，还有铁性格的宽厚和质朴。
叶老师是个很“沮丧”的人，中等身材，青白脸色，走路总是溜着墙边，低着头。我不记得他笑过。按说教音乐的只有他一人，我应该上过他的课，可是现在无论如何回忆，也想不起来一星半点课堂上的情景来。
胡老师是包一中的毕业生，是后来成为内蒙古名画家的白铭的学生。中等个子，稍胖，黑，像个农民。他的业务水平不错，在包头市有些名气。胡老师上课很认真，但对学生好像有些冷淡，所以学生对他也敬而远之。我不记得他格外看重过哪位同学。学校里也有几个对美术有兴趣，也有些天分的同学，但也和胡老师不亲近，反倒是课后到校外找胡笳、孟宪甫、董其芳等铁路上的业余画家请教。我现在想起来，觉得胡老师大概不太适合当老师。
小杨老师是五位老师中唯一一位没有给我上过课的，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他。
小杨老师的经历有些复杂。他是本地人，北京体育学院体操专业毕业，是“音体美教研组”唯一的本科生。
据说，上大学时，他和同是内蒙古人的一位女同学恋爱，被学校处分，原来准备留校的机会自然告吹。毕业时他要求两个人一起分配到包头，被拒绝。他表示，两个人愿意到“祖国最需要的”边远地区去工作（其实包头已是边疆），部分得到满足：他被分到贵州某县城，女方分配到新疆某县城。
我猜想负责分配的有权者一定是个性变态的人，这样的分配方式具有恶毒的惩罚心理，或许是想活活拆散这一对情侣，在他们的痛苦中得到快意。
然而，两个人还是结了婚。当然，只能是两地分居。两个人都是教师，每年都有寒暑假。一放假，两人分别从新疆和贵州向包头奔，到了家，基本上又该往回奔了。而且，单位每年只给报销一次探亲路费，另一次只能自己花钱。于是两个月的工资就给了铁道部。
两年后，情况有些好转，女方怀孕，总算想办法调回了包头，然而，小杨老师却因等妻子分娩返校迟到被开除，回包头当了无业游民。半年后，铁中招聘体育老师，小杨老师走进我们学校。
小杨老师个子不高，白净，身材匀称，看上去很文静，脸上似乎总是带着几分笑意。
按说，他没教过我，我本不该和他熟识。原因是我上小学时，同班有个张姓同学，由于家住得不远，上学和下学都相伴同行。上初中后，两人不在一个班了，放学回家也还是一起走，而他在的班级是小杨老师上体育课。
小杨老师除了上课，带课间操，还组织了一个课余体操队，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训练。张姓同学身体很灵活，小杨老师让他参加体操队，他死乞白赖非要拉着我一起去报名，最后我居然昏头昏脑地跟他去了。
报名时，小杨老师要考察，弯腰，劈叉，他立刻看出我在体操方面是个百分之百的棒槌。然而，他什么话也没说，让我和其他报名者一起参加了当天的训练。
第二天，张姓同学告诉我，“你下午不用去了”。我感到很轻松，因为本来就不想去，同时也隐约感到，昨天小杨老师并不当场宣布录取名单，是不愿意让我等“棒槌”难堪，心里也有些感激。
我和张姓同学回家，偶尔会遇到小杨老师同路，他会放慢脚步和我们一起走，边走边聊，东拉西扯，说一路。我很少说话。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很奇怪：他和两个十五六的孩子有什么可聊的？
1961年，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酷的一年，虽说城里人有供应粮，一般不至于饿死，但也一个个面黄肌瘦，总是处在吃不饱的状态。学校尊上级规定，课间操暂停，体育课改为室内上，“讲体育”。大杨老师往往是上课时露一面，接着就不见了人影。我们或者写作业，或者聊闲天。
秋天，城里开始精简人员，当时叫“下放”。学校的广告栏贴出一张大红的“光荣榜”，列出十几位被“批准”下放的人员名单，叶老师和小杨老师的名字赫然在列。
小杨老师第二次失业。
对于叶老师的“下放”，大家没什么感觉，对小杨老师的离开，不少同学有些不舍，但谁也没说什么。那时候的学生都有些“木”。
冬日的一个早晨，我正低着头往学校走，忽听后面传来吆喝声：“牛奶！牛奶！”声音很熟悉，回头一看，居然是小杨老师！
他推着个自行车，车子后座旁挂着一个带盖的洋铁皮桶。他看见我，笑了笑，神态很自然，居然喊出我的名字。我只好走过去，和他说话。他告诉我，是亲戚帮忙，给他找了这么个工作，“先干着。”他问了我几句学习方面的事，又问了问张姓同学的情况，就点点头，向前走去，继续吆喝着：“牛奶！牛奶！”
这以后，每天上学出门，我都要东张西望地看一看，听见“牛奶！牛奶！”的声音就先退回家里，或者绕着走，我不希望和小杨老师打照面。
然而，没有多久，就听说小杨老师又失业了。因为奶牛场没有饲料喂奶牛，歇业了。之前牛奶也只是定量卖给家里有一岁以内的孩子的，现在，连这也无法保证了。
第二年的夏天，一日，我和张姓同学一起放学回家，快到我家门前时，忽听后面有人喊张姓同学和我的名字，回头一看，是小杨老师！
他推着自行车，车子上却没有挂牛奶桶。我们连忙迎了过去。他衣着整齐，情绪非常好，有些兴奋地告诉我们，他又找到工作了：“包头市晋剧团招一个武生演员，三十多人报名，考试的时候我上场刚翻了一串空翻，团长就说：‘行了，就是他！’”我们笑了起来，一方面替他高兴，另一方面觉得他去唱晋剧，有些不可思议。
秋天，学校忽然给全校同学包场了一场根据同名歌剧移植的晋剧《江姐》。铁中学生多数是外地人，对晋剧不感兴趣，可是得知是小杨老师在的晋剧团演出，还是很高兴地去看。
开演不久，小杨老师扮演的华为一串跟头翻上场来，接着是一个漂亮的亮相，做探路状。
大家立刻认出来了，许多同学站起来高喊：“小杨老师，小杨老师！”全场大笑，台上几乎演不下去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小杨老师。
接着，关于小杨老师的消息就完全是听说了。“文革”十年，除移植过京剧《沙家浜》外，晋剧团基本没有演出。“文革”后，晋剧传统戏恢复，小杨老师不会唱，年龄大了，翻不动了，于是调到黄河影剧院，卖票，把门收票，与体操毫无关系了。最后，自然是退休。
小杨老师一生的命运是由自由恋爱和对“两地分居”的抗争而发生改变的。而两地分居，完全是人为制造的。我一直搞不明白，国家培养出一个学体操的大学生，又不让他发挥自己的专长，究竟是为了什么？
难得的是，不管命运如何，小杨老师一直保持着平和甚至快乐的心态，我猜想，这一定与他的家庭幸福有关，可惜，我从来也没见过他的妻子。
现在，我推算，小杨老师的年纪是八十岁左右，以他的身体素质和心态，应该还很健康地活着。我祝他晚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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