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姻缘
由小杨老师，我想起上高中时教我们数学课的王一奇老师。为叙述方便，我直呼其名。
王一奇，上海人，据说父亲是上海数得上的资本家，解放前开过跑马场，本人复旦大学毕业，上大学时被打成右派。
王一奇中等身高，皮肤有些黑，相貌中下，但是身材挺拔，像个运动员。
王一奇的业务水平在数学组是一流的，讲课、批改作业都很认真，但是他不和学生过分亲近。无论课堂上还是课后，我不记得他说过数学以外的话。据我们观察，在老师里面，他也比较孤独，很少见他和别的老师一起同行。他单身，一个人住在宿舍里。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早晨他常在操场旁边的单杠和双杠上锻炼，动作灵巧而潇洒，如果有学生走过去看，他就悄悄地走开了。不知为什么，学生们都觉得王一奇有些高傲。
“文革”开始。王一奇作为右派分子理所当然地受到冲击。主要的冲击是陪斗和游街，戴高帽子，胸前挂一个大牌子，上写“右派分子王一奇”。挨斗时，王一奇很顺从地按照要求低头、弯腰、敲锣，神态平静而冷漠，看不出他心里在想些什么。我依然能感到他的“高傲”。
然而，关于王一奇的大字报却很少，因为他没和任何人结过怨，同学，包括他的同事，实在想不起来有什么可揭发的。我只记得有一年轻数学老师揭露：某次开大会喊口号，喊“毛主席万岁”时，王一奇虽然和大家一样举手、张嘴，但没有出声。此事，对王一奇冲击不大，因为实在拿不出物证来。现在想起来，王一奇的“高傲”很可能是警觉，经过反右，他已经不再相信任何人，靠保持距离来保护自己。这种保护基本是成功的。
最大的冲击是“抄家”。严格讲王一奇没有“家”，但也还是把他的宿舍抄了个底朝天。抄出来一堆“反动东西”堆在操场上展览，然后点火烧掉。我记得主要是几套西装和几十本外国文学书籍。最引人瞩目的是一本相册，有王一奇十几岁时的照片，西装革履，很帅气，有坐在沙发上的，有骑着高头大马的，有站在海边上的。这些照片证明：王一奇这个“上海大资本家的阔少爷”货真价实。
批斗老师和校领导主要是在1966年的夏秋天，之后，学生们忙着打派仗，夺权，没人再管右派之类的人。王一奇虽然还住在学校里，但不用上课，除了早晨在操场上活动活动，多数时间躲在宿舍里，这种日子叫“逍遥”。
1968年春，王一奇还是在劫难逃。几个造反派学生不知道为什么看上了王一奇住的那间位于宿舍楼一层阴面的房间，“勒令”他搬出去。王拒绝，于是被打成重伤。
王一奇住进了铁路医院。由于“高傲”，他没有很亲近的学生，同事里也没有朋友，没人去探望。所幸与他同病房有一个江苏人，电务段的技术干部，很热心，主动照顾他。没几天，两个人居然成了朋友。
江苏人问：“你为什么不结婚？”王一奇苦笑：“我这个样子，和谁结婚？”接着把自己的情况和盘托出。
江苏人高兴地几乎跳起来，说：“也许还真是缘分！”他告诉王一奇，自己的爱人在包钢工作，同办公室有个很要好的女同事，单身，大学毕业，上海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右派。这个姑娘对他爱人说，准备单身一辈子，除非碰到一个条件和她完全一样的人：上海人，大学毕业，家庭出身资本家，右派。你想想，包头这地方到哪儿找这样的人？“没想到还真有，你说是不是缘分？”他表示愿意帮忙撮合。
王一奇觉得这只是个笑话，那姑娘这样说，无非是想堵住那些热心“红娘”的嘴。自己是右派已经够倒霉的，再嫁给个右派？疯了？笑一笑，没答话。
晚上，江苏人的爱人来送饭，没想到此人更热心，一听丈夫的介绍，更兴奋，表示明天就张罗这件事。
果然，第二天下午，兴冲冲地领着一个姑娘走进了病房。王一奇和那姑娘是怎么谈的，外人自然不知道。知道的是，从这一天开始，那姑娘每天从包钢所在的昆都仑区坐一个多小时的汽车到铁路医院来，照顾王一奇，洗脸、洗脚、擦身子，甚至扶着上厕所。半个月后，王一奇出院，和这个姑娘领了结婚证。
江苏人的爱人立了大功，比自己出嫁还高兴，逢人就讲。王一奇的爱情传奇传遍了整个铁路家属宿舍区。听到的人都说：“可真是缘分！”我的感觉里，多数人还是替他们两个高兴。也有人说，应该感谢打人的那几个学生，如果不住院，王一奇也就遇不见江苏人，那姑娘也就无法知道此地还有一个完全符合她择偶条件的男人。
入夏后的一天下午，我正和几个同学在操场上聊天，忽听有人喊：“王一奇的老婆来了！”
我们跑过去看，只见校门口进来两辆三轮车，前一辆上面装着五六个皮箱，后一辆上面坐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怀里放着一个小一些的皮箱。女人不算漂亮，身材和眉眼都像北方人。她神情严肃，对围观的学生视若无物，眼光里有毫不遮掩的反感和厌恶。我忽然觉得，她和王一奇有些像：“高傲”。
三轮车推到宿舍楼门前，王一奇走出来，很平静地把箱子搬了进去，一眼也不看围观的学生，我也不记得有谁上去帮忙。
秋天，我下乡，再也没听说王一奇的消息，好像也没有想起过他。
“文革”以后，一次和几个中学同学聚会聊天，说起高中时的老师们，也说起王一奇，他们知道的也很少。上高中时，我数学成绩一般，和王老师不亲近——我不记得谁特别和他亲近。我想不起来课后是否和他说过话，但是，他毕竟教了我整整两年。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文革”中，我没有给自己的老师贴过一张大字报，更没有批斗过他们，包括王一奇老师。
我相信王老师一定还健在，近三十多年的生活一定很幸福。想起他奇异的右派姻缘，对他的妻子满怀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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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万岁
已经到了四月中旬，我才从电视里知道，今年国际粮价，特别是大米价格大幅上涨；另外也才知道，今年被联合国命名为“马铃薯年”。
马铃薯的名字很多。河北、东北叫土豆，内蒙古、张家口叫山药，山西叫山药蛋，云南、四川叫洋芋，上海叫洋山芋，除了搞农业科学的人大概很少叫得惯马铃薯。
这段话节自汪曾祺的散文《马铃薯》，当然他也还只是举例，如我的老家徐州，也称之为洋芋。现在我当然知道了，所谓山药，是一种棍状的植物根茎，可以煮粥，也可做“拔丝山药”。过去内蒙古也有这道菜，其实是“拔丝马铃薯”，因为没有这种“长山药”。
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最近几年我才习惯把马铃薯叫土豆。
各地多有“三宝”之说，如“东北三件宝：人参、貂皮、鹿茸角”，（此为“新三宝”，我小时候听说的是“老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内蒙古的三宝是：“山药、莜面、羊皮袄”。我在内蒙古生活了近四十年，深知这三宝确确实实是“宝”。十多年前，到山东泰安，当地人告知泰安三宝是“白菜、豆腐、水”，我不由得点头，觉得所谓“宝”，应该就是这样的东西。
内蒙古地广人稀、气候寒冷，除河套等少数地区，土地贫瘠，多为沙质旱地，虽说也可种小麦、谷子、糜子、黍子等谷物，可是产量低，在这十年九旱的地方，弄不好就连种子都收不回来。不过，这里很适合种马铃薯，不仅高产，质量也好。
在过去，马铃薯不仅是荒年救命的粮食，平时，也是家家离不开的东西。那时候，冬天很难吃上新鲜蔬菜，一入冬，家家都要腌几缸酸菜、咸菜，最关键的是要窖藏一冬天吃的马铃薯。城里，乡下，几乎家家都有菜窖，单位也一样。
马铃薯吃法很多，现在主要用来做菜，可过去在内蒙古，蒸、煮更平常，是主食的一部分。我以为最好的吃法是烤，埋在火炉下面的热灰里，过一会儿扒出来，外皮焦黄，里面松软，香！
我不会做菜，但是“醋溜土豆丝”还算拿手，老婆孩子都爱吃，好像没有吃烦过。不过，在北京市场上买的马铃薯，据说多为河北所产，总差点儿意思。每次回包头都想带些当地产的，可是又觉得好像“有病！”
内蒙古不产红薯，小时候非常羡慕南边的人们能吃上红薯。“文革”大串联到了西安，几个人专门跑到乡下去买，谁知这东西不好保存，一路上开始变坏，连扔带吃，没等回到内蒙古也就没了。现在我明白了，比较起来，马铃薯要比红薯的好处多。例如，马铃薯更好保存；可以做菜，红薯却不行。最关键的是，红薯常吃伤胃，马铃薯却“养人”，我在内蒙古几十年，从没听说谁吃马铃薯吃“伤”过。
山西也产马铃薯，叫山药蛋。1976年，毛泽东逝世，华国锋根据“遗嘱”上台。华是山西交城人，抗战时期担任过交城县委书记，于是一首交城民歌就成了政治歌曲，自然需要填上新词。其实这首民间小调因郭兰英的演唱，五十年代就为很多人熟知，歌词是：
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
不叫那个交城叫文水。
灰毛驴驴上山灰毛驴驴下，
一辈子也没坐过个好车马。
交城的大山里没有好茶饭，
只有那个莜面栲栳栳还有山药蛋。
山西人的饭食和内蒙古中部相近。不过，山西人多地少，特别是晋北山区，一到灾年，就面临饿死的危险，只能逃荒。所谓走西口，就是到内蒙古中部一带。
现在生活在内蒙古包头到集宁一代的汉族人，祖籍大都是晋北人，包头一带尤以原平、偏关、浑源、代县为多，都是当年走西口迁来的移民。他们说起当初祖上初来时，也深感此地好“活人”。
进一村，用不着太诉苦，看看你带的口袋，打开山药窖：“自己装吧！”临走，再用大海碗给你灌上两碗莜面。
山药，不知救活过多少山西人！想到此，我由不住想喊一句：
“马铃薯万岁！”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内蒙古涌进许多“盲流”，人数不少于百万，相当一部分最后留了下来。当时，内蒙古人也难，特别是城里人，可是农村和牧区却没有听说饿死人，粮食缺，主要靠山药。我家因为来了一个逃难的表哥，吃出亏空，实在艰难了两年，后来，父亲单位给每家弄来几麻袋山药，情况就有所好转。我现在还清楚记得，单位送山药是在半夜，送来后就堆在床底下，当时谁也不敢把能吃的东西放到屋外，就是菜窖，也要在屋里挖。还记得，连着几天，母亲每顿都要蒸一笼屉山药，全家人吃得满脸都是幸福！
汪曽祺说：“呼和浩特的干部有一点办法的，都能到武川县拉一车山药回来过冬。大笼屉蒸新山药，是待客的美餐。”说得对，不过这应该是七十年代的事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办法拉回一车山药的干部不多，拉回来，也不敢声张，更别说用“大笼屉”蒸了待客。
在内蒙古乡下，农民认为，山药和莜面都是“受苦人”的饭食，上不了“席”，所以不用来待客。家里来了客人，夏天一般是炒鸡蛋，烙油饼；冬天，猪肉、粉条烩酸菜，白面馒头，或者是羊肉胡萝卜馅饺子。现在看起来平常，其实都是好东西，原因材料新，与化肥、农药之类无关，就是今天，城里人花钱也吃不到那种“香”。
我插队时在牧区，吃供应粮，就是白面和炒米，想吃莜面，没有。
有一次和队里的会计出差，骑马到农区，七八天，几乎天天是烙油饼炒鸡蛋，我提出要吃莜面，队干部连连摇头，说：“那还行！”后来留校任教，有一同学家在郊区，星期日常去请我去他家做客。我要求吃莜面，他摇头说：“那还行！邻居知道了笑话，说这人家真小气，来了客人吃莜面山药！”结果不是烙油饼，就是包饺子。
有一次我再三要求，他终于答应，正吃着，邻居进来——内蒙古乡下的习俗，谁家来了客人，总有人过来探望——果然说：“咦——咋吃莜面？”我再三解释，看样子对方未必相信。我那同学有些狼狈。
吃莜面，必须要有山药。
过去，内蒙古的饭馆里是没有莜面和山药的。现在，人们的饮食习惯变了，莜面，比白面要贵。在北京，饭馆里也常有人点一个“尖椒土豆丝”，土豆成了北京人的新当家菜。
我有一好友，从内蒙古到云南开会，回来路过北京看我，我请他到街上一家小饭馆吃饭。他找厨师商量，要求给他做一碗“烩山药”，并说明做法，就是有点儿油和盐，焖熟而已。他说，快一个月没吃了，实在想。云南不会没有马铃薯，不过开会住宾馆，肯定不会给他端上一碗“烩山药”！
马铃薯原产南美，是西班牙人把它带到欧洲，然后传遍了全世界，现在已经是排在玉米、小麦、大米之后，名列第四的粮食作物。
中国年产马铃薯世界第一，但是人均消耗远远低于欧洲和美洲，同时亩产量也只有美国的一半。看起来，中国还需要一个研究马铃薯高产的袁隆平。毕竟，能种稻米的水田有限，中国农业的发展潜力很可能在西北。谁也不敢保证，有一天，还有许多人要靠马铃薯活命。
汪曾祺说：“马铃薯传入中国，不知始于何时。我总觉得大概是明代，和郑和下西洋有点缘分。”这就是想当然了。因为西班牙人入侵印加帝国是在1532年，这之后才把马铃薯带到欧洲；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是在1432年，恰恰早了一百年，况且郑和最远也只达到过非洲西海岸。马铃薯传入中国，最早也是十六世纪后半叶的事，与郑和无关。
汪曾祺画过《中国马铃薯图谱》，吃过很多品种的马铃薯，甚至发现有一种马铃薯花有香味，可是他毕竟还不是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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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生
毕竟已过了“小雪”，公园里，放眼望去，虽还是绿色，却也有些萧瑟了。
松树、柏树自然不会落叶，却绿得黯然，显得苍老；岸柳，柔柔地垂着枝条，像是向水面倾诉着什么，但也不难发现，枝叶早已不再润泽。只有冬青，傻傻的，依旧绿得发亮。爬山虎是最早落叶的，剩下满墙的绳子；没有了叶片的银杏树，轻松，却有些单调，像钢笔画。零零乱乱，路上满是落叶。梧桐叶干枯得像火烤过，踩上去发出的碎裂声也是干枯的。大叶杨的落叶大约是寒风硬扯下来的，一面淡绿，一面深绿，让人不忍落脚。
古人云：“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在植物的物候变化中，人们更容易感受到生命的流动和短暂。
虽是下午，还是有些游人。按习惯，沿着湖边，我向右，往湖的北岸走，这边的游客要少得多。水里有几个游野泳的，水边，有两个人在钓鱼。
正走着，一辆面包车从后面开来，停在我前面不远的路边。车上下来七八个人，往下搬东西，都是黑色的大塑料袋，软软的，里面像是水，有东西偶尔跳动。几个人都是女性，三四十岁的样子。车开走后，这些人把东西往水边搬。我有些疑惑，莫非是往水里投放鱼苗？可脑子里也闪过两个字：放生。就停下脚看。
女人们一边搬一边说着话。南方口音，一句都听不懂，该是浙江、福建一带人吧？
路过的人也有停下来的。
一个大汉大声问：“干什么？放生啊？”
一个女人笑笑说：“放生。”她像是带头的，年纪也稍大一些。
大汉又问：“信佛啊？”
那女人又笑笑说：“信佛。”
大汉说：“你前头放，那边钓鱼的接着钓，那不白忙了？”女人笑一笑，没说话。
大汉走到塑料袋边，弯下腰看了看，走回来，用手比划着说：“好家伙，这么长，有二斤多！”接着又自言自语：“放什么！带回去吃了算了，红烧，清蒸！”
女人们好像没听见，搬完东西，面向湖水，在水边站成一排，双手合十，低着头。
一个五十多岁工人模样的人说：“看来还真信，要是信马克思这么信就好了，也没他妈的那么多贪污的了。”
大汉说：“这都是南方人，到北京挣了俩钱儿，做善事！”
女人们低着头，静静地站着。
走来一个满头白发衣着整齐的老人，看了看，对大家说：“放生？放生好啊，应该放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我有些想笑。
女人们没答话，开始念经。一句也听不懂。我在普陀山听过僧众们念经，念得很慢，像是在吟唱，很有音乐感。女人们则念得很平直，也很快。经文很长，除一两人手里拿着经书外，其余人都是背诵，难为她们怎么记得住。接着，她们又开始念第二段。这次也许是念得慢，我居然零星地听懂了几句：脱离苦海，早生莲界……大慈大悲，往生净土……接着，念第三段，这次全懂了：只是不断地重复“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不知念了多少遍，他们开始把塑料袋往水里放，解开扎口，嘴里却不停，声音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快：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南无阿弥南无阿弥南无阿弥……
南无南无南无南无南无南无南无南无南无……
被放生的有鲤鱼、鲫鱼、鲢鱼、草鱼、鳝鱼，拳头大小的乌龟，几条鲇鱼足有一尺多长。突然，令人惊异的事情发生了。一条鲇鱼游到湖心忽然转过身来向湖边游来，鱼身的三分之一探出水面，大张着嘴，向前一起一伏地冲击，就像是人蛙泳的姿势，更像是向岸边不断地点头。接着，又是一条，又一条……重复着相同的动作。
岸上的人们骚动了，女人们更是激动，一边念阿弥陀佛一边向水里摆手……一会儿，水面变得平静了。
我离开时，女人们还在水边站着，说着什么。
把放生作为积德行善的实践和礼仪，不知是不是佛家专属？我好像没听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有这样的提倡。
许多大寺院都设有放生池，我见过两处。
一处是普陀山普济寺山门前的海印池。池不算小，有十几亩的样子，周围有石栏杆。池里密生荷叶。我不记得池里有鱼龟之类。我到普陀山已是二十多年前了，现在如何就不知道了。这个放生池可是大大有名。《西游记》里观音菩萨住所的莲花池就是以它为原型。《西游记》写道：池中有一金色鲤鱼，每天听观音讲经说法，时间久了，得到法力，逃到通天河兴妖作怪，每年要吃一对童男童女，最后起了吃唐僧的心，才被观音收回。按说此鱼是被人放生，本该心存感激，作为观音说法时的旁听生，接受的也都是大慈大悲的正面教育，可是一旦有了本事，却要去吃人。不知观音菩萨是不是该认真反思反思。《西游记》是不能细读的。
我见的另一处放生池在昆明的园通寺，是四年前的事了。池在寺院的正殿之前，因在山门之内，面积自然不能和普陀的海印池相比；周围也是围以石栏，池中有亭，有桥与岸边相连。池水暗绿，养着许多乌龟，仅所见，也不下百；小者如拳，大者如掌，在水边仰着头看人。这些龟不知是什么品种，眼睛镶着金边，让人感到怪异。
把公园当作放生池，也许并不稀奇，只不过我是第一次亲眼看见。
吃晚饭时，我把下午所见讲给老婆孩子听。
儿子说：“有些大款，黑心钱赚得多了，就想做点儿积德的事儿，闹个心安理得。要是靠自己老老实实挣来的，也想不起来去做这些事。”
我觉得他的话虽有些绝对，但并不是针对一件事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就没吭声。想起下午湖边游人们的言谈，心中感慨：对也罢，错也罢，这个社会能听见各种声音，而不只是一种声音，总归是好事。
至于我，对那几个放生的女人还是心存尊敬。想得更多的是，如果人人心存此念，首先想到的是对别人“放生”，世间总该会更温暖些吧？自然，首先要把自己“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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