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完小上学的日子既快乐又苦涩。
快乐的是刘老师待我犹如亲姐姐一般，苦涩的是我被钉上了“反革命狗崽子”的标签而不被人所待见。
在这个闭塞的小山村里，人们的政治觉悟也因那场批斗大会的教育而大大提高了。他们知道并深深地理解了“文化大革命”，知道我父亲是全县最大的“走资派”“反革命”“反动当权派”“国民党潜伏特务”。他们要是知道我是他的儿子，一定加肯定会知道离我越远越好的。
后来，真是如此且不只是离我越远越好。
与刘老师在山村小学相处真是我人生中最愉快而难忘的事，痛苦也如影随形。特别是学校批斗大会后，学校的师生中有人知道了我是谁的儿子，他们开始疏远我，对我另眼相看，甚至恶语相向，无端欺负起我来。
然而，正相反的是自打那场轰轰烈烈、残酷无情的批斗大会之后，刘老师对我愈来愈亲近。
会后，她悄悄地告诉我，批斗会上站在我父亲旁边的刘副书记就是她的父亲。
我突然想起在县委大院里曾多次见过刘老师，而且因父辈的工作关系和友谊两家常有走动。只因我年龄实在小了些，刘老师比我年龄又大了不少，她不愿意跟我们这些只有几岁的小屁孩儿玩。加上这几年的动荡，我们都相继被抄了家，父亲又都被抓了起来关进了“牛棚”。所以，在县城里的时候我们尽管见过，却比较陌生。可这次批斗会改变了一切，特别是拉近了我们的同病相怜的特殊关系。
之前，因学校离爷爷家有好几公里路程，为了学点知识，为了不把我放野了，使我尽可能地健康成长，也为了安全和少受他人白眼，母亲找刘老师商量，让我与刘老师一起住在学校。刘老师同意了母亲的要求。
经刘老师介绍，我到村里唯一的公办小学蕉村小学校上学了。
为了掩人耳目，更为了保护我，刘老师硬是要我对外说我是她表弟，要我与她姐弟相称，要我叫她姐姐。
回忆与刘老师，不，是与我的姐姐住在学校的日子，是我深切体会另一种快乐的日子。那段时光虽短暂，却久久不能忘怀。
衣服破了、纽扣掉了是姐姐给我缝；衣服、鞋子脏了，是姐姐给我洗；头发、指甲长长了都是姐姐替我剪。
记得最有趣的是姐姐第一次给我理发，工具是一把大剪刀，只听得咔嚓、咔嚓一阵响动之后，效果出来了，理得像狗啃的似的，满头坑坑洼洼，也有点像微缩的起伏的原野。我拿镜子一照，差点没把自己认出来。
我的模样被姐姐的剪刀剪得比较夸张，要是鼻尖上再抹点白色胭脂，指定是一个小小的喜剧小丑演员。
姐姐放下大剪刀，把我的小脑袋扳来扳去、摇去摇来，仔细左端详、右端详好好审视了一番，她先忍不住咯、咯、咯地笑了起来，我也禁不住开怀大笑。我俩笑得都快岔气了，才止住无拘无束，甚至是难得的放肆的欢笑。
还有一件小事，让我难忘。
书籍出版 #
书籍出版网 #
书籍出版流程
一天，课间休息，我与几个同学在学校操场的混凝土斜坡上滑滚珠车（一种由三个滑轮、四根大约手腕那么粗，能承受几十斤重量的木棒，用铁钉钉成菱形，三个滑轮前面一个，后面两个，在斜坡上由上至下滑动，速度比较快）。坐滚珠车是七十年代我们四川农村娃儿最爱玩耍的活动之一。
由于坡陡，加上后面两个同学使劲推，滚珠车越跑越快，斜坡中途有一个小坑，无法避让，滚珠车翻了，我被抛飞出去，脸部在地上擦破了皮，膝盖碰裂了个大口子，血流不止，痛得我躺在地上，抱着腿直打滚，大哭着半天起不来。
一个同学跑去喊了姐姐，她立即从教室里冲了出来，一把把我从地上抱起来，飞快地跑到宿舍里。她看了看我的伤口，然后迅速拿出酒精细心地、一点点地给我的伤口消毒。
酒精的作用，使本已很痛的伤口更痛，我吱哇乱叫起来，她没有责怪我，只是边给我消毒边流眼泪。
看着姐姐流泪，我止住了哭喊，抽泣着怔怔地看着她。
这时，我忘记了疼痛，只是专注地看着姐姐哭泣的脸和脸上挂着的两行泪水。
消毒后，她扭过身去，呜、呜、呜地大哭起来。
她的大哭吓了我一跳。我赶紧凑上去，一边用毛巾替姐姐擦眼泪，一边歉意地安慰起她来：“姐姐、姐姐，不哭、不哭，我再也……再也……不坐滚珠车了，再也……再也……不调皮捣蛋了……”
姐姐一下子把我搂在怀里，她哭得更加撕心裂肺、悲切不已了……
姐姐小小年龄却在那个冷酷无情的年代给了我十分早熟的温暖，她把母亲般的爱全部倾注给了我。
她是我童年时代除父母、姐妹之外最亲近的人。
痛失我最亲近的人
到村完小上学离开爷爷、奶奶家，也离开了母亲温暖的怀抱，母亲的关爱也离我远去。然而，到了学校，刘老师——我的姐姐代替了母亲，她像母亲一样给我切肤贴心的爱，使我的童年充满了苦涩的快乐。
那时，村里完小有十三、四个老师，大多是民办教师，而常住学校的只有四个人。一个是食堂做饭的喻阿姨，五十多岁的样子，是一个没有家的人，一直住在与学校食堂一墙之隔的一间小房子里。
据说，喻阿姨苦大仇深，解放前被卖给他人做童养媳，受尽地主欺负。十三岁结了婚，不久丈夫因病去世了，十六岁守寡，膝下无儿无女，孤身一人。婆家说她是个丧门星，把她赶出了家门。
从此，她流落街头和乡村。一九五〇年解放那一年，她逃荒要饭到了蕉村，是村政府收留了她，村里成立小学时，把她安排到小学做饭。
喻阿姨除了给住校的几个老师做做饭外，平时没其他事做。她人很平和，听村里老辈人说从见到她到现在总是沉默寡言，很少说话，别人与她说话时，她的回答就是冲你一个苦笑，偶尔能听她说一说的就是打饭时的两个字：“好多？”（四川方言，“多少”的意思）。其实，因为人少，不管谁要多少，她都舀一大勺子给你，不够吃了再来舀就是。
另一个同刘老师一块从县城发配来的马校长，听说是一个罪行不是很重的“臭老九”，原是县中学的副校长，不知何因被贬到村小来当校长，还是代理的。
还有一个是区中学下放来村小教书的老师吴进才，据说是一个“可以改造的人”，也是个老学究，大脑袋，圆脸，小眼睛，常戴着一副一只镜片破了的近视眼镜。他是个乐天派，爱笑，也爱开玩笑，更能讲笑话故事，常常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相处日子长一点后，我同他熟悉了，他爱逗我玩，也爱给我讲故事。在他破镜片、圆脸后面的大脑袋里，不知装了多少有趣的东西，当时觉得他好有学问。在那些酸涩的日子里，他的故事和开朗的欢笑也带给了我和姐姐不少欢乐。
还有一个就是刘老师了。
刘老师多才多艺。她能歌善舞，脚踏风琴弹得很好，还会剪纸。印象比较深的是她爱踢毽子，而且踢得很有活力。
那时，农村条件极其有限，业余时间，刘老师用村民家养的大公鸡尾巴上的长毛做成毽子，我俩就在学校操场上踢来踢去。
刘老师踢毽子时，让我着迷。
那毽子在她身边上下翻飞，或左或右，或前或后，围着她矫健的身影转动不停。她可以一口气踢上百个，那毽子像鸟儿长了翅膀一样始终黏着她、围着她转来转去。有时，她还教我唱歌跳舞，我们的欢乐就是在这些简单的活动中制造出来的。那些日子让我非常充实，也是从县城搬到农村离开家以来让我真正体会到了童年的快乐。
我和刘老师住在一起的日子，她给我讲了许多关于她和她们家的事，也讲了我家的事。我才进一步知道，她父亲也是部队转业的。当时，解放军南下，她父亲是解放我们县的部队的营教导员，我们全县解放后，组建地方政权，她父亲留下来任县委组织部长，没几年他担任了县委副书记。
六十年代初，我父亲从部队正团级职务下到地方后，先任县委副书记，后来任县委书记。在县里与刘老师父亲成了同事，我们同住在县委大院里。
“文革”开始不久，几乎同时，我父亲与刘老师父亲都被打成“反革命”，又一起抓进离县城近百公里外的一个山窝里的同一个“五七”干校，他们集中关押在那里接受组织审查、群众大批斗和劳动改造，受尽非人的折磨。
相同的命运使我们成了同病相怜的亲人。
刘老师因此对我非常好，她代替了我的母亲。她虽年轻却尽的是母亲般的责任，承担起了母亲的义务。
无论是学习上，还是日常生活上都给我极大的关心和照顾。她教我如何刷牙、洗脸，如何与同学相处，如何保护自己，还辅导我做作业，等等。
开心时我们一起笑，也常常因家里的事，关起门来我们一起流泪。我淘气不学习时，她会板起面孔严肃，甚至是严厉地批评我，可每次她总是没说几句话却自己先哭了起来，每次我都悔恨不已。
可是，欢乐的日子总是短暂，幸福的时光总是好景不长。我上小学三年级那年，一场火灾无情地夺去了她年轻、善良而美丽的生命。
那天晚上，食堂的喻阿姨不知什么原因，灶里生着柴火，锅里煮着东西，自己却在食堂旁边的宿舍里睡着了。结果，炉膛里的火燃到了外面，把堆在一旁的一堆备用柴草烧着了。火越烧越大，燃到了房顶冒出浓烟大家才发现厨房失了火。
刘老师为了救喻阿姨第一个冲进伙房中，当她把刘阿姨叫醒，将她推出食堂大门时，烧掉下来的房梁砸中了刘老师……
我哭喊着呼叫刘老师，可她再也不能回答我，也再不能给我辅导作业、教我唱歌跳舞，和我一起踢毽子了。
我失去了生命中最疼我、最值得尊敬、最让我快乐的最亲近的人！我的世界好似崩塌了一般，难过得我长时间不和人说一句话。
从那以后，我离开了学校，妈妈把我接回奶奶家住。我也长大一些，可以自己走路上下学了。#
书籍出版多少钱 #
书籍出版需要多少钱 #
出版一本书籍需要多少钱
宁公网安备 64010602000777号
